随着近十年广州城市的飞速发展，今日的三元里，已经成为市区。可是，在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三元里只是广州城北约2公里的寂静的小村庄。它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是因为1841年5月29日至31日，即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时期，爆发了一场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

150多年来，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实，已经经历了多次人为的放大。且不论别的，就是知名度甚高、时常被人提起的“平英团”，即非当时的真实，而是后人的称谓。作为今天的研究者，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清厘，区别其中的史实与传说，方可得出实在、牢靠、中肯的结论来。

据各种中文文献，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英军“开棺暴骨”，二、英军劫掠财物，三、英军强奸、调戏妇女。

对照英方文献，其第一项“开棺暴骨”的指控当为事实。1841年5月29日，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以后，一部分英军官兵进入了城北的双山寺。在该寺庙中，存放着许多外籍人权厝的棺榇，准备将来护送归葬故土，以偿亡人叶落归根之愿。英军打开了一些棺盖，观看里面的尸体。尽管英方文献将此举的动机归结于好奇，但据中国的传统和宗教，此类将会降祸于死者子孙的不敬行为，只有禽兽才干得出来。当时还流传着“开棺戳尸”、“发掘坟墓”等说法，很可能由此而引申而传讹，并有着极大的鼓动效果。

英方文献中虽没有正面提及“劫掠”，但其中的许多痕迹又可使我们大致推测出其场面。1841年5月24日，英军开始进攻广州，陆军司令郭富下令，“各部须携带两天的干粮”。由此推算，英军将于5月26日粮尽。对此给养的补充，英方文献中不乏“征发”的记载，并称他们“满载各种家畜而归”。这种“征发”很难摆脱“劫掠”的干系。

最后一项，即对妇女的犯罪，较难考证清楚。这一方面是英方当时的记载中全无此类情节，另一方面是中方文献极其含混，只谓“轮奸老妇”云云。案此类事件有损当事人的名誉，不宜张扬，中方文献作者隐去具体的时间、地点、姓名、情节，也属情理之中。但毕竟给人模糊不清的感觉。

事隔近8年之后，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督的德庇时，在1848年2月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承认了印度士兵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再隔100多年之后，广东文史馆于1951年至1963年重新调查，发掘出新的说法，谓1841年5月28日或29日，英军10余人在三元里东华里，“恣意调戏”村民韦绍光之妻李喜。

由此看来，英军在占领广州城北高地期间确有对妇女犯罪的事实，尽管“调戏”李喜一事在情节上还有使人生疑之处。

以上事实，使当时和现在的人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三元里等地民众的反抗。关于这个结论的意义，后面还将分析。

翻检中文历史文献，对整个事件的描绘，眉目不清，且各有说法，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其中比较典型的说法有：

一、广东按察使王庭兰在战后不久写给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中称：1841年5月30日，英军从城北越秀山一带撤军，取道泥城回英舰，三元里等处一百零三乡民众数千人，中途设伏，歼敌百余名，斩兵目二人，围困英军。义律请广州知府余保纯弹压。余保纯私自出城解和，民众逐渐离散。类似此种说法的还有《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但战果却有扩大，称斩英军将领伯麦、霞毕，歼英军200人至300人不等。

二、靖逆将军奕山对此曾上过三道奏折，说法完全不同。第一次奏称（6月13日）：他曾命城西北、东北各乡团勇首领，分路搜捕，结果“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内夷目二名”，并称南岸义勇斩英军头目一名，可能是伯麦。第二次奏称（6月22日）：5月30日，英军在城北唐夏乡（三元里西北）焚掠，义勇与之相战，斩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第三次奏称（8月6日）：5月28日，大雨冲没在城北抢掠的汉奸和英军官兵100余人；三元里等村义勇砍毙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该奏未称具体时间，联系前奏，当为5月30日）。奕山的奏折，将三元里抗英事件说成是团练、义勇所为，而战果也缩至10余人。

三、当时担任水勇头目的林福祥，于1843年写道：1841年5月30日，英军经由三元里往牛栏冈方向抢劫，由于林福祥事先与各乡约定联防，三元里等80余乡数万民众将英军包围，歼敌200余人，后由余保纯解围，英军方得出围回归。林福祥将作战目的说成是反抗劫掠，同意这种反劫掠说的，还有《广东军务记》等资料。

四、时在两广总督祁𡎴幕府的梁廷枏于道光末年出版的《夷氛闻记》中称：由于英军的暴行，当地举人何玉成柬传各地，三元里等90余乡聚众数万人“率先齐出拒堵”。英军出战，民众佯退，诱至牛栏冈围歼，斩伯麦、毕霞。英军被围困而不得出，义律派人求救于余保纯，余保纯奉祁𡎴命而进行劝解，民众始退去。

五、刊于1872年的《南海县志》称：1841年5月28日和29日，英军分扰三元里等处，民众愤甚，“歼而瘗之。”5月30日，英军大至，前来报复，民众十余万与之相战，斩其头领，歼敌数百人。5月31日，民众继续战斗，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离散。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或内容不够系统，或资料的形成时间太晚，不再详录。

从以上五种文献对照来看，有关此次抗英事件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战果均有区别，这是因为：一、文献的作者除林福祥外，均未亲历，王庭兰、奕山、梁廷枏均在被英军围困的广州，而《南海县志》的作者又据30年后的采访；二、此次抗英斗争的组织者们没有留下有关的文献。因此，仅凭这些记载，我们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区别其中的史实与传说。

让我们对照一下英方的记载。

英方的记载可谓是众口一词，又以其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最为典型。

1841年6月3日，郭富从广州撤往香港的途中写下了给印度总督的报告，称：5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他在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发现，许多非正规部队在其阵地之后三四英里处的山脚下（似为白云山一带）集结列阵。他遂率军进攻。对方且战且退，随即又聚合反攻。由于大雨，英军的燧发枪无法射击，对方与之肉搏。郭富下令撤退，对方因作战不利亦后退。回到四方炮台后，他又发现有一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归，即派海军两个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击枪前往救援。救援英军发现该连被数千民众包围，开枪驱散民众，救回该连。5月31日清晨，郭富派人通知余保纯，若不停止此类行动，将中止先前达成的停战协定。至当日中午，民众聚集了1.2万至1.5万人，包围英方阵地。余保纯前往劝解，民众撤离。

若将中英文献参照互核，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其中又以梁廷枏的说法与英方记载最为接近。由此，我们似可以认定：一、三元里等处民众于5月30日首先集结，准备一战；二、三元里等处民众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有既定的战术；三、英军在与民众的交战中遭受了损失；四、5月31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四方炮台；五、由于余保纯的劝解，民众方退。从此五点中，我们可以大体辨明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基本史实。

这里，还须说清两点：

其一，按照英方的记载，是民众方面的率先集结引起英军的进攻；而中方文献多称是英军的“撤退”、“抢劫”、“报复”而开战，未称民众方面的率先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我以为，这一疑点不难解释。

1841年5月28日，即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的次日，奕山发布告示：

现在兵息民安，恐尔官兵、乡勇、水勇人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晓谕：……尔等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根据这一告示，任何有组织的主动的军事行动，非但无功，而且有罪。三元里抗英斗争有许多乡勇和水勇参战，组织者自然不敢明言系其主动。就是叙事最详的《夷氛闻记》，对此也是含混其词“率先齐出拒堵”，用“拒堵”一词来表明没有主动进攻的意图。

其二，关于此战的战果。这里面又包括两项，首先是斩获英军的军官，其次是歼灭敌军的数目。

有关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中方文献，大多宣称斩伯麦、霞毕等英军主将。此非事实。

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于1841年3月31日去印度请兵，6月17日返回，此时他不在广州，自然不会有被击毙之事。中方文献最早提到斩伯麦，为奕山6月13日之奏折。该奏折称，系附城左近的南岸（似在城西）由义勇所为，非为三元里交战之时；又称义勇们将伯麦首级藏于密室，“夷人愿出洋银万元购求其尸”，很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据奕山战前开出的赏格，伯麦的身价为洋银5万元另奏赏五品翎顶，这么高的赏格就使人怀疑此系冒领之事。实际上，奕山等人完全明白，被斩者绝非伯麦，但为了掩饰其败迹，取悦于道光帝，故意在此事上反复做文章，以至后来传讹。

霞毕，在奕山奏折上的头衔是“先锋”，又在奕山赏格上的身价与伯麦相等。他很可能是指英前锋舰队指挥官、加略普号舰长荷伯特（Thomas Herbert）。自英军攻破虎门之后，轻型舰船驶入内河，组成前锋舰队，归其指挥。此职与奕山所称的“先锋”相似；而粤语中“霞毕”的发音，也与Herbert相近。当地民众根本不认识霞毕，却报称刀斩霞毕，也有冒领赏金之嫌。至于荷伯特本人，当时在省河的英舰上，未参加三元里之战，当无被击毙之事。战后又“功”封爵士。

三元里抗英之战中确有英军军官之死亡，其为英陆军少校、军需副监Beecher。据郭富的报告，他因中暑兼疲劳过度而倒在郭富的身边死去。Beecher一般译为比彻，齐思和先生译为毕秋，与霞毕毫无关系。但是，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将霞毕写作毕霞（不知何故，恐手民误植），姚薇元先生又将Beecher作毕霞，此后各论著多从姚说。

根据郭富的报告，5月30日的三元里之战，英军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又据麦华生的回忆录，在该战中，第26团有3名死亡，11人受伤，第37团有3名死亡，31人受伤，此数再加上毕秋（Beecher），共计7人死亡，42人受伤。宾汉的回忆录称，第37团有1人死亡，15人受伤。《中国丛报》1841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的说法，与宾汉相同。看来，数字的分歧主要在第37团的伤亡。但是，若不计较这些分歧，我们可以认定，英军的死亡为5至7人，受伤为23人至42人。相对于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定海之战、虎门之战，以及我在后面将要介绍的诸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是相当大的。

但是，中方文献却有歼敌10余人、100余人、200余人、300余人乃至748人诸种说法，其中又以200余人占为多数，且为时下的许多论著所引用。可是，这些说法全无可靠依据。

而在当时颇有消息来源的梁廷枏，可能对上述这些数字都有怀疑，干脆在其著作《夷氛闻记》中，不写具体歼敌人数。

从以上我们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史实的探讨中，已经可以看清，在许多时下盛行的宣传中，传说的成分究竟有多大。

即便按照英军的记录，毙伤敌28人至49人，仍是不小的战果，一支毫无训练的民军，已经取得了鸦片战争诸次战斗歼敌人数名列第4位的战绩。以手执冷兵器的民众，与近代化的敌军相抗，不但没有像清军那般逃跑，反予敌以杀伤，并乘势包围了敌军营地——越秀山四方炮台，已经是非常足以称道的了。若对此提出更高的要求，则是无视时代局限。

即便按照中方文献的记录，歼敌10余名至748名，也算不上是一项大的胜利。因为战争的轨迹并未因此而改向，英军此后仍肆虐于中华大地，清王朝最终仍归于失败。

因此，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观察，三元里抗英之战虽有意义，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其战果大小的分歧并无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在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不是战斗的结果，而是战斗的可能发展趋势。这些论者们宣称，若不是余保纯的劝解，拥有获胜能力的民众就有可能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这在当时的文献中有着明确的表露。例如，三元里抗英之战结束不久的长红，长红不久后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以及战后士子何大庚于1842年11月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等。这三篇文献为当时流传甚广的民众方面的宣言，多为后人援引。然而，就此排比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宣言的调门是越来越高。第一篇仅称若非余保纯劝解，英军首领不得下船。第二篇提升至民众方面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第三篇又再提升至英军因恐民军之威力，方肯以600万元退兵，否则将“破城焚劫”；若非余保纯的釜底抽薪，就不会再有“数省祸延”的灾难！

5月30日的三元里抗英之战所以获此战绩，主要原因在于天时地利。那天的大雨，打湿了英军的燧发枪和火药，使之不能发射，这就使民众在兵器上提升至与英军同等的水准，皆为冷兵器。又由于英军不谙地理，纵深追击，结果一个连迷路而被民众团团包围。如果离开了这些条件，像5月31日那样，以万余民众去攻打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局势完全会两样。

世界各国民众反对侵略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最为有利有效的战法是游击战，即凭借地理环境的熟悉，抗敌斗志的高昂，设计消灭单独活动的敌军小部队，切忌使用正规的阵地战。以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组织指挥不严密的三元里等北郊各乡的民众，强攻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阵地，其结果将会与民众在宣言中的说法完全相反。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元里等处民众的各种长红、檄文，都是写于英军退出广州之后的。这种事后的张大其词，很有可能就是鼓动民众的宣传，原本不必一一引用而作检讨。但是，这么一种宣传，不仅使广州地区以外的官绅民众所深信不疑，写入其他官私文献，为这场极有可能获胜的抗争被扼制而叹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宣传次数的增加，宣传者本身似乎也相信了这种说法，这可见证于1843至1849年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时的各种官私言论；到了1858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陷落，相信这种宣传的咸丰帝，竟然命令在籍官绅组织民众收复广州并攻占香港！

时为两广总督祁𡎴幕客的梁廷枏，头脑稍为冷静，其著作《夷氛闻记》中并没有采用民众方面的这些宣传，而是提到另一种说法，即三元里等处民众的抗英，使“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克日全帮退虎门外”。时下流行的各种论著，大多采用了梁氏的这一说法。

英军为何退出广州，我在前节中已经说明，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之规定。据英方的文献，至6月1日，广州当局已经付清了600万元赎城费，城内清军也已撤退，英陆军司令郭富认为，协定已执行，遂下令撤退，撤退时还雇佣了由广州当局提供的800名民伕。按照郭富的这一说法，英军的撤退与三元里抗英事件毫无关系。

但是，就细节来看，广州当局对停战协定的执行并非没有折扣。纳银600万元，其中100多万非为现银，而是行商的期票；撤军200里之外，据英方观察自5月31日开始，且未至200里，仅至距城60里的金山寺。无论是中方文献或英军记录都表明，6月1日英军撤退时，清军并非按照协定全数撤离广州城。

在停战协定并非完全执行的情况下，英军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撤离广州地区呢？

我以为，有下列几点原因。

一、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一带后，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和简陋不适的宿营条件，对英军的身体非常不利。毕秋的死亡即是一个例证。

二、补给线路的增长，使英军有粮草不继之虞。当时英军临时性的“征发”，就军事常识而言，对人数超过2000的部队似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且有英、印独特的饮食习惯。

三、三元里等地民众的抗英活动，使自1841年5月19日便由香港开拔的英军，在连日作战之后，得不到及时充分的休整。

以上三点理由，可以用英军撤回香港后病疫大行来作为证明。

由此看来，英军撤离广州，主要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大体得以实现，其次是英军此时亟需休整，其中也包括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作用。但是，我们似还不能夸大此作用，如梁氏所言，英军惧怕民众；而应当将其摆到恰当的位置上去。

实际上，真正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规模和战果都有限、对战争进程并无重大影响的三元里抗英事件，竟能如此被当时的人们所看重，留下了如此之多的传说？

我在绪论和第三章中都提到，按照儒家的“天下”学说和“天朝”的既定国策，对于桀骜不驯的“逆夷”，“剿”是唯一正确之途。然而，道光帝派出的主“剿”将帅，杨芳和奕山，都屈辱地附和英“夷”，上奏通商；道光帝从湘赣鄂桂滇黔川七省调派的“征讨”大军，仍不免一触即溃，遇敌辄奔。由此，将帅无能更兼兵弁无力，清王朝又将以何种力量去战胜英“逆”，这是许多主“剿”且悉广州战况的官绅，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的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犹如黑夜中升起的一盏明灯，许多人由此而将他们心中的希望，转系于民众的自发力量之上。由此因情报的不确切、不真实而误导出来的种种传说，自然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滋长的营养。若非如此，人们就得回到承认失败的绝望境地。

1841年8月18日，由四川按察使调任江苏按察使的李星沅，在途中接到粤信，在日记中写道：

知逆夷于四月初七、八日（5月27、28日）在省城北门外三元里等乡村抢掠、强奸，该乡举人何玉成等纠集万余人，斩获该逆、汉奸多名，并将兵头首级一颗送辕门领赏，义律大惧，即退出各炮台逃匿下船，并乞制府出示安民。恨当时不一鼓作气，聚歼恶党大快人心，然亦见同仇共愤。大府果能奖激，未必如青侯云云也。一言偾事，自坏藩篱，可恨，可恨！

此种人云亦云的传说，激起了这位留心“夷”务官员的愤怒。感慨之意，溢于笔端。

1841年6月10日，以知识渊博、分析冷静而颇具影响力的江南名士包世臣，收到茶商探子送来的“三元里义民示谕”两件，“愤发如云，义形于色”，为“当事”（指余保纯）苦为“逆酋”乞命而扼腕。次日，他致书此时尚在广州的杨芳，谓：

……逆夷之掘塚淫掠，义民立歼其贵人颠地、伯貊（伯麦），交恶已成，鼓其气而用之，犹当有济……窃谓夷好不可恃，海防不可废，粤人素羡水师丰厚，且三元里奇功碍难声叙，似宜选义民使充水师，以其渠率为其汛弁，义民必皆乐从。逆夷惊魂未定，岂敢出头与较？仇深隙巨，旬月内断难撮合。相持数月，便可乘势兴工，将大角、沙角、三远、横档虎门各炮台并力修复。吾圉既固，或可以直收香港……

包世臣也完全相信了这种宣传性的“示谕”，认为义民是一支可以替代已经废弛的清军水师而足与英军抗衡的力量，若将义民部勒成伍，编为水师，即可收固“吾圉”，复香港之神效。包世臣的这一建策，虽若构筑神话，却反映出他的真实心态。

由于余保纯的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三元里等处的民众未遭英军的攻击而失败；由此不仅维持了这一神话的不灭，且推论出这种神话未获神效，只是由于余保纯的破坏。联系到余保纯先前与英“夷”的种种交涉，尤其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中所起的作用，余氏被推至百喙难辩的“汉奸”地位。战后3个月，广州开文童试，余保纯坐轿而来，文童哗然，宣称：“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广东巡抚怡良只得勒余去职。

这里似应为余保纯作几句辩解，以还历史的公正。余保纯，江苏武进人，1802年中进士，未入翰林，放广东高明、番禺知县，后迁南雄知州。他是一位资格极老的地方官吏，但官运不佳，总不得升迁。1838年奉旨以知府补用，但未遇缺出。林则徐赴粤禁烟，携其赴广州，与外人折冲。1840年初，林保举“办理夷务”出力员弁，余为第一人，林的评语是“巨细兼施”，“最为出力”。从此之后，与“夷人”打交道成为余的专业。这一方面是其署理广州知府（后真除），身为首府，职司所在；另一方面是后任者多借用这位精明老臣的经验，琦善、杨芳、奕山无不倚为臂膀。就余的表现而言，不过是奉命办事，一切责任都不应当由他而应当由他的上级来负。

1841年5月31日，余保纯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民众，但真相非如一些记叙所言，系其私自的行动。据梁廷枏透露，余保纯收到英方的书函后，立即向两广总督祁𡎴建议：调派新至广州的福建水勇，协助民众捉拿义律，“监而勿杀”，持为人质，挟令英军退兵，交出汉奸。余并称此痛惩之机失不可得。可是，在广州的各将帅无敢当此任者，祁𡎴命令其出城劝散民众。余保纯此计虽未必可行果效，但据此记录，他绝非汉奸当属确定无疑。

从余保纯汉奸案中，我们又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文献会有这么多的对“汉奸”的指责。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史馆组织力量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进行实地调查。作为这一调查的结论，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妻子受到调戏的农民韦绍光，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部分爱国士绅也发动社学参加了斗争。这一论点为后来的许多论著所引用。

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以农、工为主体，以农民为领袖的三元里抗英的新说，明显地带有着当时的政治时尚和时代背景。此说依据的资料，是该馆组织的调查访问记。这种经历100多年的口碑，往往为历史学家所疑惧，恐其失真，更何况这些调查访问记的本身，又有着政治倾向性的痕迹。

严格地说起来，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史料尤其如此，倾向性特别强。

按照奕山的奏折，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必高”，参战的主体是曾获清军火药资助的“义勇”。奕山如是说，表明他竭力将此事件纳入官方抗英的轨道，从中攫取名利。

按照梁廷枏的著作，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为当地举人何玉成，事件是由他“柬传”各乡而起。梁氏曾任广州越华书院的监院，对在籍士子的举动，自然会有更多的关注。又据何玉成的族弟何壮能的诗注，参战的主体为乡绅领导的“社学”。

按照林福祥的记录，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他本人，这里就不无自我标榜之嫌；而参战的中坚力量又是具有强烈家族色彩的林家水勇。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

韦绍光、邓彰贤、何玉成、林福祥……谁是这次事件的领导者呢？

当每一种史料都流露出史料作者的倾向性时，历史学家似不应跟着史料走，去争论韦绍光或何玉成或其他人的领导作用，而应当进行分析或综合。

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主要领导人是谁，在当时或许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已全失意义；重要的在于，通过领导人的辨认，弄清参加这次事件的主体。

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千乃至数万的民众参加斗争，以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此现象，可以认定，此时广州北郊的乡村中必然存在着某种社会组织，否则不可能有此效率。

就此分析，邓彰贤的背后有官方色彩的“义勇”，何玉成的背后有乡绅色彩的“社学”；林福祥的背后有家族色彩的“水勇”；而唯独韦绍光的背后，似乎一无所有，只是一些自发的农民，尽管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参战的打石工人、丝织工人时，都指明了他们的“行会”组织。

但是，从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中，我们又可看见一些迹象：当时参战的一些农民，后来成为天地会的重要领袖。广州附近农村的会党势力甚强，关于这一点，我们从19世纪50年代的红兵反叛中可以领略到他们的力量。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测，当地农民中的会党组织在此事件也起到了某种作用。到了这里，韦绍光是否为会党中的龙头老大似无关紧要，我们的注意力应置于农民的组织形式之上。

由此，我们可以简略地分类：官府的“义勇”，乡绅的“社学”，农民（或下层民众）的“会党”。

所谓“义勇”，即团练，是官府不出资不征调的由乡绅控制的保卫乡里的武装。当官府将组织“义勇”的责任和权力交付乡绅时，乡绅原先组织的“社学”（或其他组织）立即便获得了“义勇”的称谓。

“义勇”也罢，“社学”也罢，其主要成员为农民（或下层群众）。当“义勇”、“社学”、“会党”三方都在发展时，一个农民就有可能同时兼有三种身份。

“会党”虽属下层民众的秘密组织，为官府极力压制，但其首领中亦有中上层人士，某些人就是乡绅。因此，“会党”与“社学”之间也摆脱不了干系。有些表面上由乡绅组织的武装，实际上是公开化的变相的“会党”，这在后来的红兵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硬性地将上述三类组织析解为界线分明的阵垒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当这些组织（尤其是官府压制的“会党”）进行抢劫、与官兵械斗、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从事鸦片走私、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立即又成为官府所指责的“汉奸”。

就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具体情况来看，组织能力当属士绅最强，各种长红、示谕、檄文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公开活动，也不会引起官府的疑惧，反而得到了事后的承认和赞许。作为秘密组织的会党，此时尚无挑大梁唱大戏之可能。但是，当何玉成的“柬传”能在一天之内于“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生效时，人们也不免怀疑，何氏的“怀清社学”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有无“会党”的暗中操作？要知道，当时的天地会（三合会）是一支遍及南中国的地下军！

综上所述，我以为，参加三元里抗英的组织形式似为多样的，但“义勇”似无根基；其领袖也包含了各色人等，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这似乎是一个含混的结论，但对此的辨认越明确、越具体，就有可能越失真。

由此而推及，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那一结论，似有片面性，伴随着当时人们的政治信念的一份牵强。

昔日寂静的三元里，因抗英事件而名扬天下。事隔百年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也不再纠缠于当时活动中的细微末节，而更注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

三元里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最近几十年的宣传，将之提升为人民群众（或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传统的“天下”观念、“夷夏”观念。三元里民众无法置身事外。尽管他们在外来侵略面前持武装抵抗的姿态，但此中体现出来的当属由屈原、岳飞、史可法等英杰代代相传的传统样式的民族主义；而他们在长红、谕示、檄文中毫无躲闪地公开宣布对一切外国人的鄙视，又与“天朝”的态度并无二致。当人们认知中国包含着“天下”，即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时，当人们还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以外地区的文明时，他们身上的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虽可以产生一些“尊王攘夷”的壮举，但毕竟不合时代节拍。

我以为，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异民族的压迫。而在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大体萌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阐发宣教，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西方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而产生的。在此期间的《圣经》翻译成被视为“土语”的民族语言，教会势力在日益壮大的世俗力量面前的退缩，各级封建领主势力被国家政府权力削弱诸环节，使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了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催生、助长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很早便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传统的民族主义而言，中华民族并不存在着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又如何从具有“夷夏”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母体中胎生。

就这一层面进行讨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就不是毫无贡献的了。

若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为正常现象，那么，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则是在非常状态中产生的。它主要不是由内部条件，而是由外部事件的刺激而萌生的。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三元里、反入城等等在“夷夏”旗帜下的反抗，后来又发展到反洋教、义和团一类的排外主义的举动。可以说，正是由于列强的百般蹂躏，使得“夷夏”观念（传统民族主义）经由排外思想（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形态）而进至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排外主义本身的落后性，但它又确实是传统民族主义至近代民族主义异变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阶梯。这是历史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否认，排外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过程中的阶梯，使之一开始就带有容易走极端道路的血缘遗传性的毛病。三元里民众抗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系列异变过程中的最初的链环。

如果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在客观上是一种爱国行动，那是绝无疑义的；但若推及三元里民众在主观上漾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似缺乏推理演绎的大小前提。

我在本节的起首就专门讨论并判明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起因——英军的暴行。这一起因的真正意义在于：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但他们着力的重点且最具影响力的，仍是对保卫家园的宣传。

保家战斗与卫国战争，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过多的分析。就行动而言，前者只可能发生于英军肆虐的地区，如广州郊区，但在广东其他地区或广东的邻省，就不会产生民众的自觉，更何况后者是一场全国民众奋然投身的热浪冲天的壮剧。

以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无近代通讯手段和大众媒体，许多民众并不知情；民族主义（无论属何种）仅存在于士绅阶层而未深入下层民众之心，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对汉民族的民族情绪（若严格按儒家学说，满清亦属“夷”），进行了长达两世纪的压制，等等。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深悉“夷夏”大义的儒生官吏之中，虽不乏左宗棠之类的忧国之士，但绝大多数却如圆明园南挂甲屯中那位词臣曾国藩，孤灯研习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不问世事。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他们终生未出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的范围，甚至从未进入县城，对广州、厦门、定海的战事，又何来心思所动？

英方的文献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有。至于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长达半年，虽有俘获安突德的义民，而绝大多数还是作了顺民甚至“良民”。

但是，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如三元里一带的棺榇被开，财物被掠，妻女被淫，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他们的愤怒转瞬间化作以牙还牙的武力相抗，如同千百年来因讨生无计而被迫“造反”一样。如果我们抽去侵略这一特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三元里民众抗英在许多形式上类似于“官逼民反”。

以镇压而维持统治的清王朝，民众并不是他们的依靠力量。为了激劝民众奋起抗英，保卫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社稷，林则徐、乌尔恭额、怡良、奕山以及下一章将要登场的裕谦，都开列了巨额的赏格，以金钱作为导向。参加三元里抗英的民众中，亦有为赏格而心动者。宣称刀斩伯麦、霞毕，就是明显的事例。

因此，我们不能将保卫家园的战斗，与保卫祖国的战争混同起来，尽管家与国之间有着很深沉的联系。况且，保卫家园亦有其他形式，在鸦片战争后期，江南的官绅们主动付给英军“赎城费”，乞求他们不要骚扰本境，如同对待乱世中横行作恶的土匪一样。他们的做法与三元里截然对立，也有是非之别，但旨趣却有相通之处，即保卫家园。

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实始于本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此时已经熟透，并经过近代化的传播媒体和教育手段而深入人心，中国人民由此创造了史无前例宏伟壮观的历史。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时仍有数以万计大大小小的汉奸和数以亿计背景各异的顺民。

综上所述，我以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诸多缺陷。

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或视而不见几千年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民族缺陷，而正视缺陷又是消除缺陷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