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东南壁垒的倾塌 二 厦门的石壁

尽管奕山的谎言骗住了道光帝,但却没有骗过他的邻居、督闽的颜伯焘。当英军的舰队乘风而至时,颜伯焘在厦门正严阵以待。

颜伯焘,广东连平人,世代官宦,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一二品大员。他1814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充编修等职。1822年,放外任,授陕西延榆绥道,后历陕西督粮道、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等职。曾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办理军需、报销等事务,获得道光帝的好评。

1837年,颜伯焘迁云南巡抚,隶于云南总督伊里布。1839年伊里布改两江,他曾一度兼署云贵总督。1840年9月,道光帝罢免邓廷桢,手中已无大将,便调出颜伯焘来执掌闽浙。

颜伯焘奉旨后,立即进京请训,三日之内,五蒙召见,“荷诲之周详,实铭心刻骨”。道光帝对他也颇抱希望,在其谢恩折上朱批:“一切俱应认真整顿,勉力而行,以副委任。”

从颜氏的一生来看,他似乎算不上什么杰出人物,为政不过平常。但在王朝政治中,圣上的隆恩,也确实会激起臣下报答的狂热。他尚未到任时,就做出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

1841年初,颜伯焘在赴任途中经过常州、杭州,分别会见了江苏巡抚裕谦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英军久据定海,伊里布按兵不动,激起他的愤怒。于是,他与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启用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上司,颜氏这种翻脸不认老长官的做法,不太合乎当时官场的规矩,但表露出其心中的王朝利益与个人恩怨的轻重。

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稍作布置后,便根据道光帝的旨意,前往泉州,部署防务。然而,他此时敏锐地感觉到厦门的特殊地位,竟将全省事务破例地交由已委新职的福建巡抚代拆代行,他本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厦门的防卫建设中去了。

厦门位于福建的南部,是一个罕见的天然良港,北距历史上有名的国际大港泉州仅80公里。清取代明后,泉州衰败了,厦门异军突起,一度成为清朝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即使清政府对外封闭厦门后,其航运业、造船业,因与台湾的商贸关系而得以维持和发展。至于民间航运业主和商人,与东南亚、日本等地的经贸往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商业勇气和航海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出类拔萃,使得这个几乎只出石头的地方,形成了繁华的市面。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前,厦门是仅次于上海(国内贸易为主)和广州(国际贸易为主)的中国第三大航运业中心,成为英方所谋求的通商口岸。

就军事而言,由于清朝对台湾郑氏、三藩耿氏的战争,以及连绵不断地平定海盗的战事,厦门的地位十分彰显。清朝第一支大型海上武装力量的指挥部——福建水师提督衙署,便设在此地。厦门及其附近驻有水师提标共计五营4300人。

正如长得太快的婴儿,衣服往往跟不上趟,厦门虽只是一个面积仅有109平方公里的岛屿,非府非州非县,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同安县(今天正好相反,同安正为厦门市的属县);但清政府却派兴泉永道(管理兴化府、泉州府、永春州)驻此,并以泉州府的同知在此开署,直接治理此地,称厦门海防同知。同安知县为正七品,厦防同知为正五品,厦门地属同安而地方官品秩高于同安,这正是太大的身躯需要相应的衣裳。事实上,同安知县一直管不了这一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厦门很早便是“特区”。

1841年3月2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他虽不会有近代国际经贸的眼光,从航运业、商业的繁荣,看到英方觊觎厦门的深层因素;但是,1840年7月和8月的两次厦门之战,以及从广东传来的英方欲辟厦门为通商口岸的流言,使他直观地感到此地将来必有一战。于是,他决计亲驻此地,部署防务。在他和兴泉永道刘耀椿、新任水师提督窦振彪三位大员的操办下,厦门从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规制宏大的防御工程的建设。

在鸦片战争前,厦门的防御工事微不足道,近乎于零。在厦门岛的南岸,有一座炮台,俗称“大炮台”,但仅“大”到平时守兵25名,该岛西北部的高崎炮台,平时守兵30名,该岛东南部的黄厝炮台,平时守兵只有1名。第一次厦门之战后,邓廷桢加强厦门岛的防御,在厦门岛南岸、鼓浪屿、海澄县(今属龙海县)屿仔尾,紧急修建炮墩(即沙袋炮台),共安设火炮268位,在厦门岛南岸一带部署防兵1600余名,另雇勇1300余名协防。邓廷桢的这些措施,无疑强化了厦门的防御。

可是,颜伯焘对此并不满意,他喜欢的是大手笔。


图五 厦门的石壁

邓廷桢等人督建的炮墩,濒海竖立已达半年,这种临时性的工事,经风雨海潮冲刷,“沙囊久则腐散”。颜伯焘干脆将之拆除,另开新张。

花岗岩是当时世界上最结实的建筑材料,福建南部又是其著名的产地。颜伯焘以花岗岩代替沙袋,在厦门岛南岸(今厦门大学一带),用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构筑当时中国最坚固的线式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

据颜伯焘的奏折,石壁长约1.6公里,高3.3米,厚2.6米,每隔16米留一炮洞,共安设大炮100位。为了防止英舰炮火击中石壁炸起飞石伤及守军,在石壁的外侧,护以泥土,取“以柔克刚”之意。石壁之后,建有兵房,供守军栖居;而在石壁、兵房的侧后,又建有围墙,作为防护。

英军的一名军事工程师,战后考察石壁的结构,对它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还在其著作中对石壁作了绘图,使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工事的内部构造。另一名英军军官,对石壁防炮能力的评论,颇具文学色彩:“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大船放炮放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尽管石壁仍有其缺陷,但就其坚固程度和防炮能力而言,确实在当时的中国无与伦比。

除石壁主阵地外,颜伯焘又在石壁以东以西、鼓浪屿岛、屿仔尾,兴建了多座炮台,使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三处各炮兵阵地共279位火炮,形成了三点交叉火力网,迎击由厦门南水道入犯的敌寇。根据沙角之战的教训(情报不确切,后将分析),颜伯焘在厦门岛的北岸和东岸,部署防兵1410名,配置火炮100位,准备与敌登陆部队交战,掩护厦门岛南岸主阵地的安全。

为了防止英军以小船从厦门北水道,绕行攻击厦门西水道(即筼筜内港),颜伯焘又在厦门岛西北角的高崎一带,派驻哨船10艘,兵丁300名,护卫西水道。(以上地理形势及军事部署可参见图六)

大约到了1841年4月底,颜伯焘大体完成了以上部署,仍觉得不满足。于是,他决定扩大防御范围,在厦门南水道的外围岛链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

厦门岛的外侧是大、小金门岛,清军亦设有金门镇,在此防御。金门岛以南,有大担、二担、青屿、浯屿诸小岛,如同一条链条,扼守厦门南水道。颜伯焘在上述四岛上建造起“石堡”,即圆型石筑炮台,移清军一营分驻。又由于上述各岛相距较远,当时的火炮射程有限,难以形成可配合作战的交叉火力,颜伯寿又兴建大型战船,协同各岛共同御敌。对此,他的作战预案是:英军舰船若从外海闯入厦门南水道,外围岛链“各岛开炮,则大船亦开炮迎击,小船分驶焚攻”,从外围就击退来犯之敌。

到了1841年8月厦门之战前,颜伯焘已完成在外围岛链各岛上的“石堡”工事,并建造大型战船、置办商船共50艘。但“石堡”及战船所需的1300位火炮尚未铸就,结果是“空台空船”,颜伯焘的外围决战方案只得放弃。

通过以上措施,颜伯焘在厦门一带共安设了400位以上的岸炮,部署了5680名守军;在清军无力设防的地区,另雇勇9274名,各保地方。可以说,厦门已经成为清王朝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如此不厌其详地叙说颜伯焘的种种筹防措施,目的在于洗白后来某些论著中对颜氏的不利评论。我们从颜伯焘的上述表现中可以判定,他已竭尽其智力、能力、权力、财力,确实不遗余力。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他已无可指责。

当然,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均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时间,一是金钱。

就前者而言,从颜伯焘到任至开战,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他比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等人要从容得多。

就后者而言,与苛俭的道光帝相反,颜伯焘是个花钱能手,用起银子来如同流水一般。

1840年初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时,为加强沿海巡缉,捉拿鸦片走私犯,动用泉州、漳州库银1.5万两。鸦片战争开始后,调派防兵、修筑工事,在在需要经费。邓廷桢于1840年7月小心翼翼地上奏道光帝,请求在福建藩库中借银10万两以充军费,将来从福建官员的养廉银中分年扣还。道光帝批准了此项军费,并大方地允准“作正开销”,将来不必扣还。

可过了没多久,这10万两银子耗尽,邓廷桢不得不于1840年9月再次出奏,请款15万两。当这份奏折送至北京时,正遇英军从天津南下,局势缓和,道光帝命令各省撤防,又碰上道光帝此时对邓廷桢一肚子气,上谕中大骂了一顿,没有批准。

到了1841年1月,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吴文镕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他虽已动用了漳州、泉州库银6万两,但杯水难救车薪。于是,他硬着头皮上奏,请求动用福建藩库银20万两,动拨邻近省份银20万两。此时正值道光帝一意主“剿”,吴文镕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至此,福建军费银达50万两。

颜伯焘绝不如此小家子气。

他上任未久,便奏请户部拨银,狮子开大口,一要就是100万。连同先前的数字,福建的军费银达到150万两。更为出格的是,他不顾清朝以往的成规,要求增加防兵的盐菜口粮银。抠门的道光帝恐福建创例,广东、浙江会援引,便让其“核减节省”。可颜伯焘居然不买账,仍坚持己见,结果由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在他的要求上打了个折扣,才算了事。颜伯焘由此而动肝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顾原先的户部、兵部、工部《钦定军需则例》,自己制定了一部《军需章程》,共计有40条之多,对粮饷、工价、料费、运费等项另订标准。遵旨议复的军机大臣们对颜氏此举甚为不满,复奏时捎带讥议。道光帝见此,在上谕中对颜伯焘发出警告,要他“力加撙节”。可过了没有多久,150万两银子将罄,新任福建巡抚刘鸿翱根据颜伯焘的指示,在厦门失守后的第7天,上奏请求再拨军费银300万两!

这么多的银子堆上去,厦门的防御工程理应有较大的起色。有时间、能花钱,颜伯焘的实绩出众,实属他的机遇较他人为优。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些银子是否真花于实际,却是大有疑问。历来的军务、河工、赈灾,都是经手官员中饱私囊的渊薮。而颜伯焘于此嫌疑最大。

1842年初,颜伯焘免职还乡。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详细记录了他路过漳州的情况:

前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重点为引者所标)

颜伯焘于1841年2月到任,次年1月免职。在这仅仅的一年中,辎重就有如此许多(其中亦包括包揽客商货物,动用驿站车马人伕而赚钱等情事),真可谓搜刮有道无度。其中果无取之海防银两者耶?

不过,还应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操作中,“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颜伯焘的这种贪婪,并不妨碍他对清王朝的忠诚。

尽管颜伯焘全力倾注于厦门的防务,但目光又时时扫瞄广东,留心于那里的“夷情”变化。

1841年6月奕山讳败言胜的捏谎奏折,激起了这位意气凛然的疆臣的义愤。他于7月14日上奏披露真相,随奏不仅附呈了王庭兰致曾望颜信函、广东人民誓词2件、英方文示5件(可谓铁证如山);而且还密片保荐裕谦、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可是,他的忠烈之举不仅没有获得半年前怡良弹劾琦善的效果,反于8月13日收到道光帝因广东军务大定而命福建酌撤防兵的谕令。

颜伯焘手中握有真情,面对撤兵圣旨,仍不惜于另作手脚。他压了10多天后,于8月25日复奏称:他已下令福建各地官员“履勘”(一),等各处禀报到齐后(二),再据“广东情形略有定局”(三),由他“酌议”(四),再“请旨”(五)。如此繁杂的五步程序,到头来还是一兵未撤,只是上报了他准备撤减的兵额让道光帝确认。很显然,他的目的是拖延时间,让时间来证明他的正确。

就在颜伯焘发折的当日晚上,璞鼎查率领的英军舰队果然开到厦门口外。

英军再犯厦门,本在颜伯焘的意料之中。他并不为此而惧,反觉有机会立功疆场。对于厦门的防务,他极度自信,虽说外围岛链防御尚未部署完毕,但厦门岛一带却已固若金汤。他曾经在一奏折中得意洋洋地宣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局势已经是火烧屁股,颜伯焘仍浑然不觉。他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坐在无知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愚昧的厚垫上。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产生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厦门口外的英军,正是一支颇具规模的近代化的部队,共有战舰10艘,载炮约310门,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2艘,载送陆军第18团、第26团、第49团、第55团等部,共计有2500人。

8月25日晚英军到达后,当即由已有入港经验的布郎底号舰长胞祖引导,穿过外围岛链,驶入厦门南水道。浯屿等外围各岛的清军虽开了几炮,但因防御工程未完工,火力不足,未起任何作用。英军也未理睬。

8月26日清晨,英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乘轮船侦察了厦门设防情况,制定了作战计划。颜伯焘派出一位曾在外洋做过生意的陈姓商人,前往英军锚泊水域,诘问来意。英方交付一份由璞鼎查、巴加、郭富联合签署的致福建水师提督的最后通牒,要求让出“厦门城邑炮台”。颜伯焘对此不予理睬,未作答复。

8月26日下午1时45分,港内风起。英军各舰船纷纷起锚扯帆开动,发起进攻。颜伯焘坐镇厦门岛,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开炮,“三面兜击”来犯英军。

就英军的战术而言,其在厦门之战如同广东诸役,仍是以优势舰炮对清军各炮台,陆军从炮台翼侧登陆攻击。英军的这种战术,再获成功。


图六 厦门防御、作战示意图

在鼓浪屿:英舰与该岛清军炮台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此时,双方火炮的数量比为106∶76,英方在数量与质量上均远胜清军。英舰经过1小时零20分钟的炮战,基本打哑鼓浪屿岛上的3座清军炮台,其陆军从该岛最东端炮台的右翼沙滩登陆,攀越山岩和其他障碍,从清军的侧后发起冲击。守台清军全无凭障,以鸟枪、弓箭乃至石块还击,终不支而退。英军占据各炮台。

在厦门岛南岸:英军轮船及军舰在石壁正面和东西两端分别轰击清军炮台。英军火力的绝对优势,使厦门岛南岸的清军阵地完全沉没于炮火的硝烟之中。至下午3时45分,英陆军在石壁以东的沙滩登陆,随即由东向西进扑。15分钟后,坚固的石壁阵地虽未被英舰的猛烈炮火击垮,却因侧后来袭的英陆军而陷落。未久,厦门岛南岸清军各阵地均告失守。

坐镇督战的颜伯焘,目睹锐不可挡的“逆夷”凶焰,忍看这半年的种种努力转瞬间化为灰烬,与兴泉永道刘耀椿“同声一哭”。到了此时,他由战前的极度自信转为极度恐惧,率领文武官员夜渡,逃往同安。岛上清军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纷纷溃散。而英军因天色已黑,占领厦门城东北的高地后,便停止进攻。

8月27日清晨,英军攻击厦门城,但进至城墙,发现守军全逃,不战而据该城,并派兵搜索全岛。

此战,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的伤亡数字虽无准确统计,但从战前派驻和战后回营的数目来看,共计减员324名。而英方的报告称:英军仅战死1人,受伤16人。

这一仗真正输到了家。

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厦门之战的惨败,能完全归结于颜伯焘吗?在当时的条件下,还能指望颜伯熹再做什么?在颜伯焘督闽的半年中,厦门的防务和清军的士气不是已有很大的改观吗?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当然,今天我们若严格地从军事学术上进行检讨,颜伯焘也绝非无可指责。

厦门之战的第一阶段,是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之间的对抗。火炮的质量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虽说厦门清军的火炮弹药的弊陋,牵涉到近代工业技术,是颜伯焘力所不能及的;但就清方此期已经掌握的技术上,颜伯焘仍有未造炮车(炮架)、炮洞开口两项错误。

战后接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透露:“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制军(指颜伯焘)惜费,不造炮车。同人进言,以炮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制军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以灭贼,何须再装药也?”尽管张集馨的这段话,有不少细处失真,但火炮不置炮车,真属匪夷所思。虽然炮车(炮架)也是一个复杂的专门技术问题,清方传统样式的炮车,也存在着种种弊陋,但颜伯焘认为“一炮可以灭贼”而“不造炮车”,实谓可笑之至。

从前面的英军工程师所绘制的石壁图样中,我们可以看出,石壁的炮洞只是一个方型孔,并无成扇面状的夹角。梁廷枏对此亦有记载,可为验证:“台墙开门置炮,墙厚门深,又不能左右活转,但可直击。”火炮不能左右转动,就大大限制了射击范围。而火炮既不能左右转动,同时也大大限制了炮车的作用。这也可能是颜伯焘不造炮车的另一原因吧。

尽管厦门岛南岸的炮兵阵地极其坚固,但毕竟只能起防炮作用,其本身火炮缺乏威力,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结实的靶子。颜伯焘战后谎称击沉英轮船1艘、兵船5艘,实际上全是子虚乌有之事。当然,若颜伯焘不在炮车、炮洞上犯错误,那也是局部的改善,从交战经过来看,仍无补于大局。

厦门之战的第二阶段,是登陆英军与清军的陆战。由于当时清朝上下均鄙视英军的陆战能力,颜伯焘也不例外。他只考虑如何与坚船利炮相抗,未计及如何防御登陆英军,缺乏相应的工事和部队。虽然他也在厦门岛的东、北两个方向布兵设炮,但所防者非为英军,而是汉奸。他因错误的情报,认为沙角之战中抄袭后路者,是英军雇募的汉奸。

颜伯焘的这种无知,致使清军在第二阶段的交战中方寸大乱。据守石壁、炮台等工事的清军,本是以岸炮与英舰对敌的,突遭登陆英军的侧后来袭,仅有少数兵弁以鸟枪、弓箭、刀矛、石块相拒,甚至肉搏,大部分因战前毫无心理准备而见敌辄奔。从交战经过来看,本应具有较大危险性的登陆英军,似乎比其舰船还要幸运,并未遇到强劲的抵抗。

最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他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竟然发现了新大陆,即英军也会陆战!于是,他立即通令沿海各将军督抚,并下令各地注重陆路防守:“倘逆夷竟敢率众登岸,所有火炮及一切设伏机宜,务当先事预备,操必胜之权,褫奸夷之胆。”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道光帝在前敌主帅们的欺蒙下,直至此时方得出这种认识,虽为时已晚,仍不失为亡羊补牢之计。但是,道光帝对此还是将信将疑,似乎还不认为英军果真有能在陆地上打仗而不会摔跟斗的士兵,上谕中仍居然昏言:

夷人此次到闽,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恐其招集闽、广汉奸,为登陆交战之计。(重点为引者所标)

君臣无知至此等田地,战事又焉得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