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东南壁垒的倾塌 四 镇海的天险

一直到1841年10月8日,即定海失守后的第8天,道光帝收到的浙江军报,仍是好消息(镇海崎头的盛岙、双岙和象山的石浦击退来敌、定海清军初战获胜、裕谦率文武官员大誓死战等情事);他虽然因厦门战败而对颜伯焘大为失望,但坚信裕谦一定会给他带来“宣威海徼”的喜讯。为此,他当日再次下旨叮嘱这位主“剿”最坚决的疆臣(前一次为10月4日),“一有捷音,即由六百里加紧驰奏。”

可是,两天之后,10月10日,裕谦用“六百里加急”给他送来定海失陷的战报;又过了8天,10月18日,他又收到杭州将军奇明保等用“六百里加急”发来的镇海失陷、裕谦殉难的奏折。道光帝不由得在此折上朱批:“愤恨之至!”

道光帝“愤恨之至”者为何?为英军乎?为裕谦乎?抑或为失陷的镇海乎?

镇海位于杭州湾之南,大峡江(今称甬江)的出海口,它是宁波的门户,历来为海防重地。伊里布任钦差大臣,驻节此地。裕谦接任钦差大臣,亦驻节此地。由此可见它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

与厦门、定海不同,驻节镇海的两位钦差大臣,似乎都不太注重此地的防卫工程的建设。就伊里布而言,其任务是进攻定海,防守本是做给道光帝看的(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就裕谦而言,他以为镇海已具备英军难以克服的天险。

大峡江由宁波流至镇海县城时,大体是由西向东,快到出海口时,折为由南向北。江口的两端,各有一座山(大峡江之“峡”由此而来),西面是招宝山(康熙年间宁波对“番舶”开放,由候涛山改名,意在招外洋之宝),山上有威远炮城(明代为防倭始建),东面是金鸡山。江面宽约1000余米。由于当时的河道,未如今日已得到疏浚,水浅滩多,岸边亦积有淤泥,宽以里计。

镇海县城紧靠海口。其东北面为招宝山,东南和南面为大峡江,北面原濒大海,此时亦有宽达二三里的淤泥地带。(详见图九)


图九 镇海之战示意图

1841年2月,裕谦从江苏到镇海,见此地形,顿时信心大增。这位尚未见过英军舰队的钦差大臣认为,英军的巨舰大艘,“不畏风涛而畏礁险”,镇海一带的淤泥浅滩,正是抵御英军的天然屏障;若以小船驶入,“无篷帆、无炮位、无锅灶”,又何足惧;若舍舟登陆,“不难全数歼捦”。他还将此心得专折上闻,请求道光帝下令沿海各将军督抚,“遍历本属洋面,测量水势之深浅,滩岸之远近,沙线之险易”,“分别最要次要”,“不必到处张皇”。很显然,在他的心目中,镇海不属“最要”,仅为“次要”。他更关心的是定海。昧于“夷情”的道光帝,言听计从,将此折转发各地,下令参照执行。

然而,此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是一位颇有心计的官员。虽说在他之上先后有两位钦差大臣,镇海防务可不用其插手,但他却两次前往镇海,鼓动伊里布、裕谦在此修筑工事。1841年6月,裕谦回江苏接受两江总督篆印期间,刘与以四品卿衔来浙江军营的林则徐等人,在此处大力设防。由此至开战前,镇海的防御工程虽不若厦门、定海那般形制宏大,但也颇具规模:

一、招宝山。在该山上原设威远城上驻兵设炮,又恐该城地势过高,炮力难及敌舰,又在该山的西脚、南脚,另设置沙袋炮台。在该山背后紧靠县城北墙的勾金塘,亦建有炮台一座。由浙江提督的余步云率兵镇守。

二、金鸡山。在该山北脚建石筑炮台,在该山东北方向建造内设大炮的土堡,另在山顶建有军营,驻兵策应。由江苏狼山镇总兵谢朝恩指挥。

三、大峡江。在江口层层扦钉,填塞块石,使河道变窄,以防英舰蓦然闯入;在港内设火攻船30只、16桨快船及车轮船(即人力明轮船)20只、大小渔船60只,为作战时追截、瞭探、策应之用;在县城东南的拦江埠,两岸各设炮台一座,以对付窜入港内的敌舰。由衢州镇总兵李廷扬督兵驻守。

四、镇海县城。在临海的北城墙上厚集沙袋,以御敌炮。钦差大臣裕谦直接坐镇此地,指挥全局。

整个镇海县城一带,共有清军兵勇4000余人,配置火炮157位,其中67位是铜炮。(详见图九)

就镇海布防态势来看,有如虎门,主要还是防英军舰船由大峡江直闯内犯,尚未接受虎门之战的教训。就清军的工事而言,其简陋难以抵御英军的凶猛炮火。而最致命的缺陷,仍是难以防御敌登陆部队。1841年9月25日,裕谦收到道光帝于厦门之战后发出的加强陆路防御的谕旨,便在招宝山、金鸡山等处挖暗沟、布蒺藜,以为如此便可“杜其冲突”。

当然,以上分析只不过是我们今天的认识,而在裕谦的内心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设防的本身,而在于军队的士气。他认为,在镇海防军中,仅徐州镇兵1000人可以言战,其余皆不足恃。为此,他特在战前“躬率文武官员,誓于神前”:

今日之事,有死靡贰。幕府四世上公(指班弟),勋烈不沫,受命专讨,义在必克。文武将佐,敢有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带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

对于这一仪式,他还向道光帝作解释:

此非奴才敢效匹夫之勇,甘为孤注之投,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敌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非此不能固结兵心,灭此朝食,更非此不能挽回一年来瞻顾徘徊之积习。

裕谦准备以“固结”的“兵心”,来对敌英军凶猛的炮火。

英军自1841年10月1日攻陷定海后,稍事休整,着手准备再攻镇海。10月8日,英军留下400名士兵和3艘运输船驻守定海,主力在黄牛礁一带集结,次日,英舰队驶往镇海。

就战术而言,英军此次行动与其在沙角、大角的表演有相通之处。

10月9日,英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侦察了镇海的防御,也互相作了分工:大峡江东岸,即金鸡山一带,由陆军负责,海军配合;大峡江西岸,即招宝山和镇海县城一带,由海军负责,陆军配合。

次日早晨,英轻型舰队驶往金鸡山一带轰击守军。与此同时,英登陆部队左纵队共约1060人在金鸡山防御阵地以东至少三公里的沙滩上登陆,越过小峡江,向金鸡山之后的蟹沙岭攻击前进。英登陆部队中央纵队共约460人在笠山一带登陆,清除清军的零星防御后,直扑金鸡山阵地。与此同时,其主力舰队在招宝山至镇海县城以北摆开战阵,以优势炮火轰击该处的清军各阵地。

坐镇于镇海县城的裕谦,得到开战的消息后,立即登上东城墙,指挥各处迎战。清军原先准备与闯入大峡江的英轻型舰船作战,火炮的方向也主要对准内江。可是这些狡猾的敌人竟不肯深入,凭借其火炮射程之远,在口外轰击,只有一艘机动性能甚强的轮船皇后号,稍稍深入,不停地向两岸清军各炮台开炮。且英军的火炮威力直至此时方为裕谦所领悟,在招宝山之北的英舰,竟能使炮弹飞越山岭,落于东岳宫、拦江埠一带。战斗的实情与裕谦的战前估计完全相反,出现了彼能击我、我不能及彼的态势。清军根本无法作出有力有效的抵抗。

最先失陷的是金鸡山,英登陆部队左、中央两纵队,从清军设防地带的侧后发起攻击。守军猝不及防,临急抵抗,却未奏效,总兵谢朝恩战死,而大多数兵弁被驱出阵地,挤压于大峡江边,损失惨重。

正当金鸡山一带陆战正鏖时,英主力舰队经过数小时的炮击,基本摧毁了招宝山一带清军各炮台及工事,其登陆部队右纵队共计770人由招宝山外侧登陆。这些被认为“腰硬腿直”的“夷”人,竟然矫健地攀上峻峭的岩石,向招宝山顶的威远城冲击。清军此时已无心恋战,稍事抵抗后便纷纷溃散。英军右纵队占据招宝山后,继向镇海县城攻击前进。

从裕谦家丁余升后来的叙述中,裕谦此时似乎已陷于迷惘,懵懵懂懂地从东城墙上退了下来,可行至县学时(距东城墙不足150米),突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已是无路可退!于是,他望阙磕头,跳入泮池。在他身旁的家丁亲兵,立即将其救起,抢护出城,在宁波易衣灌救后,发现尚有微息,立即奔走省城,行至余姚(距镇海县城70多公里)气绝身亡。

从儒家的学说来看,裕谦向泮池中的一跃,是其忠贞不二的殉节的表现,无疑应当彰扬。道光帝获此讯后,亦称其“临危致命,不忝前人(指班弟)”,赠其太子太保,开复生前一切处分,按尚书例赐恤,准附祀昭忠祠,并允诺在战争结束后,于镇海建立专祠,以彰荩节。圣上的种种恩悯,当使裕谦的亡灵得以慰安。但是,若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出发,主帅在败局中放弃统率权而去自杀,必使其部队置于无指挥混乱状态之中;而其家丁亲兵“抢护出城”的举动(尽管处于昏迷中的裕谦本人可不负责任),在实际效果上,与临阵脱逃并无二致。镇海县城内的守军随之亦奔。由此,已经占领金鸡山的英军,远远地望见这种奇特的场景,英军右纵队从东门攻入城内,清军从西门逃出城外。英军在攻克县城时,未遇抵抗。

大约至下午2时,战斗全部结束。如同先前的各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亦少,尽管统计数字有所不同:一种记载称共战死16人,伤数人;另一种记载称战死3人,受伤16人。清方对自己的伤亡人数始终未有准确统计,英方对此记载也说法不一,但最保守的说法亦称清军的损失数以百计。

人类的自杀行为,依据心理分析,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作为当时头号主战大吏的裕谦,他的自杀,本应当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战争已经陷于绝望。他的家丁余升一开始也说过,伊主如此,是“知事不可为”。

可是,这一信号当时就被扭曲了。

裕谦死后不久,其家丁余升至杭州,向浙江巡抚刘韵珂递上禀帖,声称:镇海开战之初,裕谦在东城墙督战时,浙江提督余步云两次登城面见裕谦,“欲暂事羁縻”,并言“可怜”其一家三十多口,又有女儿当日出阁等语,被裕谦正词驳回。又声称:镇海之败,是因余步云驻守的招宝山先陷,余步云逃往宁波,致使金鸡山、县城失守。刘韵珂收到此禀后,不敢怠慢,询问随护裕谦左右的江苏江宁城守协副将丰伸泰。丰伸泰称:当时他看见余步云上城与裕谦“附耳密语”,正值炮声震地,不知言何,但闻裕谦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极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刘韵珂获此密闻,立即上奏,并附呈了余升、丰伸泰的禀词。

按照余升、丰伸泰的说法,镇海之陷当归咎于余步云,非为英军之不可敌,而是守将之不敢敌。裕谦的自杀,应当由余步云来负责。问题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道光帝收到此奏,念及忠臣,朱批“览之不觉泪落”,并下令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密查。

事实果真如此?余步云又何许人也?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1798年以乡勇随军镇压川、楚白莲教,积功迁把总、千总。此后,转战川、滇、陕等地,平定叛乱,由都司、游击、参将、副将升至四川重庆镇总兵,并获“锐勇巴鲁图”名号。经历正如其名,“平步青云”。他一生最得意之时,为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率部随杨芳等人进击,连克喀什噶尔、和阗等城,擒敌酋玉努斯。战后论功行赏,他获乾清门侍卫,迁贵州提督,并绘像紫光阁,道光帝亲撰赞词。以后,历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提督,在镇压各处反叛,尤其是少数民族造反中,战功卓著,加太子少保,再加太子太保,多次获得道光帝所颁大缎、荷包、翎管、玉牒等赏件。可以说,在各省武职中,余步云的名气仅次于杨芳。

1838年,余步云调福建陆路提督。1840年英军占领定海。道光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余步云,调其入浙剿办。钦差大臣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期间,与余步云过从甚密,共讨对策。浙江停战之后,余步云专上一折,主动要求留在浙江继续效力。道光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未久,又将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改余步云为浙江提督。

裕谦接替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后,与余步云一直有隙。余氏自恃军功,倚老卖老,似乎看不太起这位比他年轻十多岁、靠笔头功夫连跳三级的后起之秀;而裕氏更是意高气盛,认为“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之严毅方正”,“若稍事优容,必将志满意得”,“事事与人为难”,不把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放在眼里。钦差大臣毕竟位尊,余步云即便浑身都是本事,也只能听命。

1841年5月,裕谦升两江总督,在回苏接印前,曾上有一折:

提臣余步云虽久历戎行,而系陆路出身,于海疆夷情未能谙熟,似无把握。上年到浙后,即误信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张皇摇惑之辞,不能化解。虽经奴才委曲开导,终不免中怀疑惧。

裕谦的这番言论,使道光帝很不放心,命令裕谦部署江苏防务后,立即返回镇海,对浙江提、镇大员是否相宜于战守,是否需要调动,“据实具奏”。裕谦回到镇海后,复奏:“余步云于水务虽未能谙习,而一年以来亦已渐知大概,且究竟久历戎行,薄有声望,亦足振慑匪徒,其措施自比陈化成事半功倍。”看来,裕谦虽然对余步云不满意,但因无合适人选而未逐之。正因为如此,余步云得以保留。

余步云与裕谦的间隙,除了个人的意气外,也有政见的不同。裕谦对英“夷”极为蔑视,言辞激越,种种举措不留余地。余步云老于军伍,知武事之艰,对“夷”策略上更倾心于伊里布。两人后为处理英俘而正面冲突。

1841年9月,镇海军民俘获英鸦片船赖拉号(Lyra)上的两名船员。审讯结束后,余步云提议:将英俘“好为养活,随时讯问敌情,并作别用”。裕谦一下子就看穿了余步云的用意。他的反应是,就“好生养活”而言,英俘此时已经受伤,能否养活尚有疑问;就“讯明敌情”而言,恐真假难辨;余氏的真正用意在于“并作别用”,企图效法伊里布,以英俘为人质,将来与英军讨价还价。裕谦认为,“广东之失事,由于各怀两端,可为前车之鉴”,如果留下这两名俘虏,存留余步云等人的和谈幻想,“适足摇晃军心”,于是,便用剥皮抽筋的方法处死俘虏,“杜其首鼠两端之念”。

此后,裕谦率余步云等人大誓神前,决一死战,并非无的放矢。其誓词中“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辞,接受逆夷片纸”,很可能也是针对余步云的。

1841年9月27日,道光帝收到裕谦关于处理英俘的奏折。尽管裕谦仅仅是影射了几句余步云斗志不坚,但他仍觉得问题严重,下旨让裕谦另行选择替代人选,“据实奏明请旨”。看来道光帝已决计换马,但这份谕旨到达镇海时,定海已经失陷,镇海决战在即,裕谦即便有心,也已经来不及了。

如此看来,余升、丰伸泰举报余步云在开战之初建议裕谦“羁縻”一事,似非无风之浪,当合乎余步云的思想。

但是,问题的麻烦在于,余升、丰伸泰后来都变了卦。

1842年底至1843年初,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刑部、大理院、都察院)奉旨审讯余步云。余步云对登城见裕谦的这一情节的回答是:

二十六日(10月10日),裕谦曾将该革员约至镇海城上,虑及守兵单弱,该革员答以早应奏添。裕谦云:“你是提督,你也可奏。”并嘱以总须敌住方好。该革员随即回营,实无劝令羁縻及自称家眷可怜等语。

由此情况大变,从原先的余步云请见裕谦,变为裕谦约见余步云。军机大臣等提讯证人余升,答曰:

伊是日系在公寓看守印信(不在现场),得之兵、民传说,实未亲闻。并云丰伸泰向伊告称,裕谦与余步云说话时,有“若要退守,你亦可奏”之言,是以于呈内叙及。

军机大臣等又提讯证人丰伸泰,答曰:

当时实止听闻裕谦有“你是提督,你也可奏”一语。后丰伸泰因见余步云退守宁波,意想当时必系与裕谦商议退守,故向余升牵连述及,此外实无欲行羁縻并提及家眷等语。

清代的对簿公堂,往往是越审越乱,原因在于公堂之后的种种交易。道光帝于1842年5月下令锁拿余步云,8月槛送至京师,次年2月16日才由军机大臣等定谳上奏。在此期间,这位“太子太保”的家人、下属、同官、好友,又有何种幕后关节,今日自然无从查考。我们不知道余升、丰伸泰出尔及反尔的种种细节和真实原因,但仅凭直觉,就觉得余步云所叙理由似不太可靠:在开战之初,裕谦将前敌主将找来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是没事找事吗?

由于余升、丰伸泰的改口,军机大臣等对此的结论是原控“不尽得实”;而余升等人之控,被认为是“痛主情切所致”。

尽管我们有理由怀疑余升、丰伸泰是在幕后交易下改变证词的;但是,镇海之败又确非由余步云所致。

我在前面叙及镇海之战的经过时,提到金鸡山先于招宝山失守,这是依据英方的记载及刘韵珂等人的战后调查,余步云于此无涉。他当时负责防守招宝山,指挥位置在招宝山与镇海县城之间的东岳宫(详见图九),招宝山最主要的防御工事威远城,由护处州镇总兵张化龙驻守。而余氏之所以居此角落,当系原先设想的英军战法是舰船突入大峡江,在此可前(招宝山)后(拦江埠炮台)照顾,居中策应。据余步云自称,当英军由招宝山侧背登陆攻击威远城之时,他曾督兵前进击退英军,救出张化龙,然后又返至江边,开炮击损英舰船数只。对照英方记载,此说全系粉饰之词。但是,从侧后袭来的英军占据威远城,转攻东岳宫时,余步云也确实无招架之功,因为这又是清军柔软的腹部。

招宝山之陷,导致英军直逼镇海县城,而余步云从东岳宫退至县城时,昏迷中的裕谦已由余升、丰伸泰等护往宁波。也就是说,在余步云回撤之前,裕谦已经由东城墙上退下自杀;余升、丰伸泰护其出奔宁波,也在余步云回城之前。县城失陷的职责,不应由余步云一人负责。

看来,裕谦在密折中的种种不利于余步云的言论,已为余步云所悉。因而在战后次日,10月11日,这位长期在文官遮盖下的武将,终于有机会单衔上奏,对裕谦反唇相讥:

奴才因见县北城被贼用炮攻击,飞炮触燃城中药局,其势甚凶,奴才忍痛赶至西城(掩盖其撤退,谎称前往救援),见兵民全行退出,城中一空,裕谦不得已退回宁波。

再,因裕谦退回宁郡后,随即起程前走,是以未经会衔。

10月12日,他再次上奏,言辞锋利:

自裕谦于二十六日(10月10日)由镇海退入宁波,是日戌时(下午7时至9时)即率江南将备丰伸泰等兵丁数百名,星夜退走余姚、绍兴,所有衢、处二镇官兵借以护送为名,概不入郡守城,以致全郡百姓惊皇逃避,拥挤道途,自相践踏,哭声遍野,而无聊匪徒又乘机纠伙劫夺。

余步云在奏折中一字不提裕谦因自杀而陷于昏迷状况(此事可见于当时宁波知府邓廷彩之禀),中伤及诿过之意十分明显,但余升、丰伸泰等人护送奄奄一息的裕谦,跑得比余步云还快,又被后来的调查证明为事实。

如果说裕谦将“剿夷”看得太简单了,吃尽苦头,不得不自杀的话;那么,余步云也把“羁縻”看得太简单,同样也吃到苦头,差点丢了性命。

1841年10月12日,即裕谦离开宁波的第三日,实际上已经成为主帅的余步云,目睹无兵可战,无险可守,便效法伊里布,派出曾作为伊里布信使之一的陈志刚,送一份照会给璞鼎查,要求“善议”,他身为一省军事将领,未奉君命,擅与英方联络,可谓胆大包天。尽管我们不知道陈志刚在“口议”中谈到了什么,也不知道余步云心中的底价,但先前模糊不清扑朔迷离的裕、余两氏的战、和分歧,由此事而得到完全确认。

照会送出后,余步云急迫地等待着英方的消息,哪知道英方没有送来照会,而是派来了军队。

10月13日,英军舰船离镇海,沿大峡江上溯,直逼宁波。余步云获悉慌忙逃往上虞。尽管他在10月20日的奏折(整整耽搁了7天)中大谈其如何奋勇杀敌,以致坐骑被敌弹击中而压伤其右腿;但从英方的记载来看,英军是兵不血刃地占领空城宁波,第18团的军乐队还在城墙上轻松地奏起了国歌。余步云所受之伤,只能是逃跑中的慌张所致。

一直到了10月16日,英全权代表璞鼎查才傲慢地复照浙江巡抚刘韵珂和余步云,宣称接到余步云照会时,英军已经开行,他本人只与钦派的“全权”大臣会谈。与这份照会一同发出的还有:璞鼎查致“大清钦命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巴麦尊致“大清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1841年5月3日发出)以及英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致刘韵珂、余步云的照会。最后一份照会如同土匪绑票的通知,宣布若要“救杭州并一带城邑,免致攻破之难”,必须“即限期内,缴给银两”!

英方的上述照会是派一名中国人送往杭州的,但5天之后,该人未达到目的而返回。也幸亏这位不知姓名的信使未能完成任务,否则余步云擅给照会的行为当时就会被揭露,当时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时隔7个多月后,1842年5月31日,浙江战局一败如水,不可收拾,道光帝为力挽危局,振作士气,下令逮问余步云;7月6日,又命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1843年1月16日,军机大臣等讯明结案,否认了余升、丰伸泰的控词,但仍以“拟斩监候,请旨即行正法”上闻。道光帝此时又稍动恻隐之心,下令“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九卿科道再行详议具奏”。1月24日,参加审议的大员们再次上奏,“请旨即行正法,以肃法纪而昭炯戒”。道光帝当日明发圣旨,宣谕中外,将余步云“即行处斩”!

这是鸦片战争中唯一被执行死刑的高级官员。裕谦在战前率余步云大誓中的“明正典刑”一语,果然应验。

余步云与镇海之战,是鸦片战争中的一桩公案,历来为史家津津乐道。我在此处连篇累牍不胜烦扰读者,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以往的叙述多有偏误),另一方面是要继续回答我在绪论中提到的“奸臣”问题。

尽管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的最后判决,完全否定了最初的控词,尽管刘韵珂等人的调查,认定余步云逃离镇海的时间在裕谦之后,但是,150多年来的史学家们言及镇海之战时,仍大多归咎于余步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若今日可读到更多的资料(许多档案材料刚刚发表),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顽强抵抗就能获胜。

按照这一思路,杨芳、奕山未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个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死战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

于是,余步云如同琦善一样,成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来由个人意气、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谦、余步云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忠”“奸”矛盾。而且,若不是“奸臣”的破坏,“忠臣”的抵抗(镇海之战)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因此,余步云被时人及后人如此定性,并非出自于史料,而是出自于排列史料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在虎门之战的“奸臣”琦善、镇海之战的“奸臣”余步云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吴淞之战的“奸臣”牛鉴。与之相对立的是,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的精忠报国。

余步云的真相由此而被遮盖了。

我在这里还须强调的是,余步云不属冤狱。按照清代的军律,守将失城寨者,处斩。这一条严格的军律,在当时的军事将领的心目中,如同“杀人抵命”一般详熟。陈连升、关天培、祥福、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谢朝恩,以及后一章将要出场的乍浦副都统长喜、江南提督陈化成、京口(镇江)副都统海龄,皆死于战位,并未因战败而逃生;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在厦门之战中驻守石壁,兵败后爬出工事投海而死。这里除了他们与“逆夷”不共戴天的抵抗精神外,严格的军律又使之自知将领的职责。在余步云之前,虽有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在第一次定海之战中兵败负伤逃往镇海,但按当时的规定,定海镇为水师镇,总兵无守城之责!

军机大臣等人之所以拟余步云处斩,非据余升、丰伸泰等人的控词,而是究其在镇海失守中应负的责任。由此可见,余步云罪当此刑。顺带说一句,余步云擅给璞鼎查的“善议”照会,当时并未揭露,若不是佐佐木正哉先生从英国档案馆中找出此件,恐今天也无人知晓。按当时的律法,这一行为可按“通敌罪”论处,至时的判决就可能不仅仅杀他一人,而且会祸及家人。

道光帝正式批准余步云“处斩”,时为中国历法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按照习惯,这一命令将在第二天执行,也就是中国人的小年夜。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余步云在刽子手刀斧即下之时又作何感想?可以确认,余步云若战死,凭着他太子太保的头衔、绘像紫光阁的殊荣、征战40余年的功绩,道光帝对他的恤例,一定会高于关天培和陈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