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某年，开封府接到报案，某市民家新娶的儿媳妇过门才三天，就被人接走，失联已经半个月。当时的知府叫范讽，跟包拯一样也是龙图阁直学士。人命关天，范龙图不敢怠慢，马上受理此案，并询问原告。

范讽问：你家儿媳妇是谁接走的？

原告答：宫中。

范讽倒吸一口冷气。心想：这岂不是皇上抢亲吗？

于是又问：你不是乱讲吧？

原告苦笑：这种事，小民岂敢妄言。

范讽说：那好，你在这里等着就行。

说完，范讽立即进宫面圣。仁宗皇帝也不赖账，承认听皇后讲，宫中新进一女，颇有姿色，只是还没见过。

范讽说：既然如此，请将此女交出。

仁宗说：可以。

范讽说：臣恳请此刻就在御前交割，以便带回府衙当面还给原告。夜长梦多。万一走漏风声，街谈巷议顿起，臣担心那些诽谤不实之词，有碍陛下“不好声色”的美誉。

仁宗也二话不说，马上传旨交人。

此事无疑另有内幕。这个绝色女子是谁发现的？又是谁指使接进宫里的？仁宗皇帝事先是知情还是不知？强抢民女的人受到处分没有？都不清楚。但，如果真有这件事，仍然可以说：仁宗是讲道理的皇帝，范讽是负责任的官。

更重要的是，这并非个案。

实际上，宋代的民告官屡见不鲜，告状的原因和方式也五花八门。比如，太宗的宰相李昉（读如访）就被一个名叫翟马周的平民，以“不作为”的罪名告下了台；南宋某位副县长，则被县民以集体起诉的方式驱逐出境。最可笑的是诗人方回，由于做爱时动静太大，竟被邻居告上了法庭。

当然，后面这一例，严格地说不算民告官。因为此案发生在元初，方回也早已免职，住在杭州一家破败不堪的小旅馆里。没想到晚上的剧烈运动震塌了隔壁房间的墙泥，这才一不小心成为被告，最后以民事调解了结。

可惜，此事真伪难辨，只能姑妄听之。

不过，宋人爱打官司却是真的。比如今天江西省浮梁县的民众，就曾创造每日递交诉状数百件，终于吓跑知县王越石的纪录。其他诸如此类的记载，也史不绝书。

这其实是文明的表现。打官司总比打群架好，民众告官也比官逼民反好。如果他们连皇帝都敢告，在皇帝面前都能主张权利，则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之宽松，就简直叹为观止。这时，即便统治是专制主义的，那也是开明专制。

那么，宋代政治为什么开明？

逼出来的。

看看地图就知道，宋，是多个民族政权并立于中华大地的时代。北宋，有契丹的辽、西州回鹘和黑汗；南宋，有契丹的西辽，女真的金，蒙古、克烈诸部；两宋还都有党项的西夏，白族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也就是说，这个王朝从来就不是汉唐那样天下一统的多民族大帝国。

宋，为什么不能重振汉唐雄风？

简单而直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而像样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有没有骑兵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马镫子发明以后更是如此。大唐是有骑兵的，这才能把一个农业民族的国家变成世界帝国，势力范围远至中亚细亚。

可惜，宋没有这个优势，因为没有牧场。西北和东北牧场在安史之乱以后就不属于中原王朝，华北牧场又被石敬瑭出卖，河套地区则归了西夏。于是，马成了稀缺资源。不信看看《清明上河图》，那里面是马多还是驴多。

契丹在这方面却有着天然优势。他们每个战士配置三匹军马，两匹用来行军，一匹作战。也就是说，契丹军队千里奔袭时，是两匹马轮换着骑的，速度当然快。到了战场则换乘体力充沛的战马，战斗力当然强。这样的军队，简直就是草原上展翅飞翔，随时都能给予致命一击的鹞子或鹰隼。

难怪契丹人称骑兵为铁鹞。

宋军却只能把自己变成豪猪。二次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就采纳大臣建议，在华北地区深挖沟，多开塘，把江河湖泊连成网，构筑了一条绵延四百五十公里的塘泊防线。他们又同时在边境地区大量植树造林，用水和树筑起新的长城。

然而这是双刃剑。要知道，天寒地冻时，就连黄河都会结冰。到那时，天堑立马变通途，还有林木做掩护。能够抵挡契丹铁鹞的，岂非只有血肉之躯？

好在宋人的防卫技术和设备堪称一流。尤其是弩，对付骑兵颇具杀伤力。唐代发明的火药也大量使用于战争，燃烧性火器如火箭、火枪、火球、喷筒，爆炸性火器如炸弹都被发明出来。原本作为抛石机的砲（不能写成炮），也不仅抛掷石弹，还抛掷燃烧弹和各种爆炸性火器。

宋，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

宋代的冷热兵器

据《武经总要》。

问题是，当时的那些“重兵器”都极为笨重。比如一次能够发射几十支箭的某种床弩，就重达千斤，使用时需要数十上百人操作。这就无法远征。由这样一些兵器，包括厚重无比之盔甲武装起来的军队，注定只能是防守型的。

遗憾的是，帝国根本就无险可守。太行山以东尽是平川之地，骑兵到黄河不过几天工夫，过河就能兵临城下，偏偏开封又是裸露在岸边的一个平坦低洼的所在。签订澶渊之盟那一战，真宗几次三番想逃跑，并非没有道理。

同样遗憾的是，迁都洛阳或长安也无可能。

前面说过，大宋的国家财政，是靠大陆农业和海洋工贸两大支柱来支撑的；王朝的稳定，也不仅由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还要靠商业网络来维持。但是，无论大规模商品化的农业生产，还是外贸和水运，都要靠南方；而南方的财富和产品运到长安、洛阳，在北宋已是成本高到不可操作。

何况帝国需要重点防范的入侵者，已经由西北的突厥和回鹘、西南的吐蕃，变成了东北的契丹和女真。因此，重心势必东移。东移之后的发展，则是政治中心北上，北京成为元明清三代帝都；经济中心南下，江南熟，天下足。

开封，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北宋的皇帝也只好死守开封了。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头上便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敢稍有懈怠，也不敢玩忽职守。是啊，居安尚且必须思危，何况所居不安？徽宗之前没有太不像话的皇帝，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问题是怎么办。

不能攘外，便只好安内。这就必须政治开明，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讨好方方面面。讨好文官的办法，是既要增员又要加薪。讨好军队的办法，是默许他们经商盈利。讨好民众的办法，则是在荒年将灾民收编入伍，由国家包养起来。军阀出身的赵宋官家，不得不让自己看起来乐善好施。

当然，契丹和西夏，也要花钱。

结果是什么呢？囊中羞涩。实际上，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财政收入远远超过唐代。可惜，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而且有增无减。比如军队的总量，从太祖到仁宗一百年间，就增加了七八倍，哪里受得了？

于是，正如强大的外部压力，逼出了依法治国的政治文明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以及难以释怀的民族屈辱，也会逼出不得不进行的改革。

那么，改革会成功吗？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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