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比哭还难看。

这是开元二十四年（736）的年底。十一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被免，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职位空缺，宰相班子由三人变成两人，李林甫成为不折不扣的首相。

新首相的第一把火，是召来谏官训话。我们知道，朝廷设立谏官，原本职在提出不同意见。然而首相大人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宫廷仪仗队里的立仗马。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养得漂亮之极，任务则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发。于是李林甫说：大家看见那些马了吗？可都是三品待遇。但如果乱叫一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今圣上英明盖世，哪里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舌？要不要作仗马之鸣，诸位自己看着办。

据说，朝堂之上便再无反对的声音。

此事真伪难辨，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后人甚至说，他的为人是甘言如蜜，腹中铸剑，由此产生了“口蜜腹剑”的成语。可惜李林甫的同僚，包括被他扳倒的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没有这样说过，因此同样可疑。

毋庸置疑的是，他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此前，宰相任职一般三年，最长的一个九年五个月。唯独李林甫，任职十九年，独裁十六年，堪称空前绝后。

这不可能没有原因，也不可能没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李林甫狡猾，二是唐玄宗糊涂。可惜这说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安史之乱时，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曾经与身边人评点历任宰相，数到李林甫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此人的嫉贤妒能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用他那么久？

李隆基默然。

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为玄宗自知理亏，或者证明他在李林甫时代已经变得昏庸，其实不然。因为这次谈话中，李隆基对宰相们的评论都很精准，甚至对宋璟评价不高。他的原话是：那个人的耿直，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请问，头脑如此清楚，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玄宗皇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嫉贤妒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正如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卖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

那么，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这往往被视为奸滑。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懂规矩。规矩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规矩，甚至也就是有没有政治素质，而李林甫在这方面简直具有天赋，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读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说，他深刻理解陛下关注边境战事，并不仅仅只是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更是出于对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当然也知道强军必先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作为坚强后盾，是打不赢战争的。因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没有一丁点儿书生气。

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

开元新格

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卷三·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淫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这是重大变革。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大唐本是混血王朝，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将领，号称番将。但在太宗皇帝的时代，这些番将多半是贵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他们也不是专任，只在重臣节制下任临时军职。战争结束，士兵留驻战略要地，番将则回京另谋高就。

李林甫当然不怕这个，他怕的是那些有权节制番将又军功显赫的边帅。按照大唐“出将入相”的传统和惯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回京城进入中枢。如果是牛仙客那样的倒也罢了，倘若来一个文武双全的，好日子可就算过完。

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战，寒族孤立无援，相对安全可靠。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既然是常任，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

唐玄宗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这时，六十三岁的他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皇帝，对于政治实在打不起精神。甚至早在六十岁那年，他就提出要将天下之事都交给李林甫，自己去修身养性，却被高力士劝阻。只不过，在打消了皇帝陛下这一念头之后，高力士也不敢再妄议朝政。

结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也正是寒族胡人。当时，李林甫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权势，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跟心爱的女人泡温泉。

没错，这个女人就是贵妃杨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