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拉加苏之三
虽然拉加苏之战中方被围部队守住了阵地，但因为敌众我寡，对方又有重武器，损失也很大。陷入数倍敌军的重围中苦战，决不是事后看来那样轻松和豪情万丈。被包围在“李家寨”和拉加苏的中国远征军官兵们，经历的是和任何包围圈中一样的紧张、恐惧和忧虑。他们并不知道日军已经被他们打得饥疲沮丧，只知道围攻自己的敌军不断在增加。他们的防线在四面八方，任何一个点被敌军突破，结果都不堪设想。日军虽然在火力上无法压倒远征军，但在丛林中到处部署着精锐的狙击手，这些狙击手准确的火力强烈阻碍着中国军队任何突围和联络的努力。日军的狙击手通常都是将自己绑在离地十几米的树叶丛中，看到中国官兵在下面走动，就会开枪射击。最初的战斗中，中国官兵往往被击中还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开的枪。
日军爬上树顶观察中国军队的动静，缅北的密林为日军侦查人员和狙击兵提供了便利。
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膛线缠距小，子弹弹头长，是当时世界各国装备步枪中远距离射击精度最高的。
由于国民党部队中军官行动时经常前呼后拥，日军狙击手因此专打远征军的下层指挥官。在新平洋作战期间，第112团的尉官中，死在日军狙击手枪下的就包括连长赵振华、江晓垣，排长刘治等。按照远征军老兵的回忆，日军狙击兵枪法极好，专打我军军官的头部，令人毛骨悚然。
因此，远征军将士对这些日军狙击手深恶痛绝，一旦发现，常用炮火将其栖身的大树连根拔起，吊在树上无法躲避的日军狙击手便落地活活摔死。
这些日军狙击兵十分顽强，有些在主力被打散后依然留在中国军队背后游击。1944年底，从兰姆伽出发到战场实习的青年军军官，曾在拉加苏附近丛林中发现一名日军狙击兵并将其俘虏。其时，此人并未进行任何反抗，包围他的时候，中国兵们发现这名日军骨瘦如柴，身患严重的疟疾，已经无力行动，只有眼睑还能颤动，表明他仍然活着，但这个日本兵当时竟然保持着据枪准备射击的姿势，枪中的子弹已经上膛。此时，距拉加苏之战结束，已经足有十个月了！
按照日军记载，中方在拉加苏战死的最高军官——远征军第112团第三营陈耐寒营长，是在1943年圣诞夜那天阵亡的，死亡原因让人哭笑不得：围攻拉加苏的日军炮兵指挥官森山大尉是个在德国留学过的洋派军官，很在乎这个西洋节日。他们的弹药不足，但圣诞夜的时候还是决定朝中国军队的阵地打一阵排炮，作为节日的“祝炮”。出人意料的是，这一阵排炮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还击。在拉加苏一带的战斗中，遇到日军的挑战，空中补给充裕的远征军总是毫不吝惜地朝日军倾泻炮弹。事后，日军侦察的结果是由于日军已经许久没有炮击，拉加苏的中国军队有点儿松懈，这一阵排炮正好落在几名在前沿观察日军动向的军官中间，其中就有阵地上的最高指挥官陈耐寒营长。
日军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说法：当时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正在拉加苏视察，也差点儿被这阵排炮击毙。
于邦和腰班卡之间被击毙的日军狙击手
这些说法有点牵强附会，从未被中方证实。中方记载陈耐寒营长的确在这一天阵亡，但死于日军掷弹筒的攻击。然而，日军的说法中有一点是正确的：在拉加苏战斗正酣的时候，史迪威的确曾到前线视察，不过，这个时间要比陈耐寒营长的阵亡早得多。11月上旬，由于第112团在新平洋一带战事紧张，孙立人等中方将领认为前线日军兵力雄厚，主力已出，力主全军出击。但远征军参谋长柏特诺坚持日军只有少量人员，中国前线指挥官无能怯战，双方才打成胶着，拒绝增兵支援，并责令第112团继续“掩护工兵的筑路工程”。一时双方争执不下。
在我国现存的反映早期远征军的资料中，参谋长柏特诺形象不佳，简直就是刚愎自用外加无能的典型，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威信不惜混淆是非的小人。其实，随着近年来历史摆脱了各种无形羁绊，一些远征军老兵留下的最新回忆表明，柏特诺实际上并非这样令人厌恶。他在主持远征军训练时工作认真，而且很体谅和尊重中国士兵（远征军中的美军军官似乎都能和中国士兵相处较好，却经常与中国军官发生激烈冲突，其原因至今难以完全说清，大体上并不是美国人有多么好，而是那些国民党军官对士兵们太过糟糕了）。在训练中柏特诺曾反复强调不要担心损坏武器：“一支枪在美国的生产线上，只要几分钟就造好了。”这位参谋长的话直到几十年后仍为许多中国远征军老兵所记得，因为柏特诺的话第一次让他们认识到了什么叫做工业国家的生产力，在这之前他们受的教育都是：“为什么你的枪丢了，但是脑袋还在？”
缅北战场上的史迪威。他经常这样背着一支枪，只带一个警卫就在前线走来走去，以获得最真实的前线情况。日军狙击手从来没有找上他，可能觉得他太不像个军官了吧。
事实上进军缅北的远征军，武器供应的确非常充足。这多少养成了一些官兵大手大脚的习惯。在胡康河谷之战中，曾有远征军把负伤战友的武器带回，无处可以上缴只能扔掉的事情。在战斗中美军后勤非常出色，根本不在乎用多少炮弹，损坏几支枪，就是丢辆卡车也不当回事儿。倒是对日本兵扔下的东西，哪怕一听罐头也会花重金买来当纪念品。结果，中国兵发现，每次打败日军，跟在后面负责巩固战线的英属印度兵就会冒着踩地雷的风险疯狂向前，令刚才还在嘲笑他们只会趴在地上等待的中国兵目瞪口呆。他们迅速进入刚被攻占的日军阵地，把里面从牙缸到刺刀一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横扫一空。转眼印度兵们就会将这些“破烂儿”高价倒卖给后面的美国工兵，要是能弄到一个日军钢盔，那几乎可以发一笔横财。远征军的中国士兵们很快学会了这种倒卖的业务，甚至发明了用印度门帘布伪造日军膏药旗的手艺，估计今天那些美国兵后裔收藏的祖辈征战纪念品，还有不少是当年中国兵制造的赝品吧。
远征军少年战士，若是看他身上的日军装备，也可以发横财了。
柏特诺让一些中国军官不满，主要就是因为这次关于日军兵力的争执。出击新平洋的时候，柏特诺代理远征军的指挥，由于他固执不派援军，前线的陈鸣人团长不得不和几倍于我的敌军死打硬拼，遭受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由于这个原因，中方将领对柏特诺都有些反感。不过，这更像是一种工作上的矛盾，双方关系并非如一些远征军将领报告中那样矛盾尖锐，他们这样写，多半是为了给国内的蒋介石看的，以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和美国人穿一条裤子。
在那样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担任军人，可不仅仅是会打仗就行，没有一点政治头脑恐怕是混不下去的。
不过，柏特诺之所以这样固执，也不能全怪他，实在与他的军人生涯有关。柏特诺自己是炮兵出身，熟悉美军炮兵运作。不过他也只熟悉美军，并没有和日军作过战，这成了他做出判断的致命问题。当他听到第112团报告日军在前线用猛烈炮火攻击中国军队，直觉就是这属于谎言。在胡康河谷中日军有一条简易公路，但飞机侦察表明这条路在雨季中被损毁得很厉害，难以承担运输大炮的任务。同时，根据这条路时断时续的情况，柏特诺认为日军连向前线运送粮食都很难保障，如果在前线有大炮，又如何提供给它们充足的弹药呢？当然，日军也不可能在前线投入大量兵力，因为日军那样大概会把自己的士兵饿死的。史迪威中将的儿子小乔·史迪威上尉也在缅北远征军中任职，他回忆当时柏特诺曾以此为据，与史迪威争得“面红耳赤”，看来并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而是真的认为判断没有错误。争论的结果，步兵出身的史迪威还是选择相信柏特诺的判断。
柏特诺将军确实没想到日军在前线的确有人饿死。日军作战一贯轻视后勤，很多时候前线日军根本没有粮食吃，而官兵也习以为常，会依靠掳掠和任何周围的物资维持生存。九江战役中，张发奎将军将日军波田旅团狠狠顶了三天，进攻的日军就靠盐水泡桃树叶当食物硬是撑了三天。美国陆军名将麦克阿瑟形容在新几内亚和他作战的日军时说：“他们仿佛依靠空气、水和树叶，就能无休止地战斗下去……”当然，所谓无休止也不是没有限界的，日军只是较为顽强罢了。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很多战场都吃了后勤的亏，包括在此后一年间的印缅战场。
史迪威也确实有点儿不大信任中国方面的报告。要是相信孙立人的说法，那前线日军不仅有第55、第56两个步兵联队，还有一个山炮大队！由于他在重庆看惯了蒋介石麾下一些委靡不振的部队，在他看来就算有很好的装备，中国军一个团也没法顶住日军这么多兵力。史迪威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菲律宾战役麦克阿瑟手下共有美菲军13万，装备精良，光飞机就有两百多架，照样顶不住日军兵力不到四个师团的第14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中11万菲军根本没有斗志。所以1943年底的时候，美军上下对亚洲盟友的战斗力都依然持怀疑态度。
其实，陈鸣人能够顶下来，的确是一个奇迹。12月14日，新38师第114团的先头部队才到达“李家寨”外围，这之前，他一个团对日军两个半联队，居然整整顶了45天！
要知道抗战中守城时间最长的衡阳保卫战，也不过打了47天。
远征军的阵地攻防对抗训练，这些训练付出的汗水，在缅甸丛林中结出了硕果。
如果按照陈鸣人等军官的说法，他们能够支撑下来，是因为孙立人将军在兰姆伽训练中，灌输给新38师官兵们的三条信念。这三条信念也成为新一军在缅北战场征战中的信条：“相信自己经过努力一定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陷入困境时，相信上级一定会来救援和帮助；面临危险时，相信本师友军一定会尽力前来营救。”
这是一个非常闪亮的，也让我们信服的回答。孙立人将军显然也为部下的忠诚而自豪，在到达台湾后将其写入了自己所著的练兵手册中。
但是，有一个可能被将领们忽略的事情。死死坚持这45天的，是那些最普通的中国士兵们。如孙立人将军那样的信条，也曾经在其他中国军队的军官中被信服的，但战场结果却大不一样。例如，张学良将军指挥的东北军，经过父子两代数十年经营，也有一个类似新一军的军官团。东北军在陕北和红军连续交手三次，三次大败，但他部下的高级军官堪称忠诚。第一仗劳山之战，第110师被歼，师长和参谋长双双战死；第二仗榆林桥之战，团长高福源负伤被俘，徐海东军团长因为他打得凶狠顽强竟然不相信能在活人里找到他；第三仗直罗镇一交手打垮了东北军两个团，东北军两个团长一个阵亡，一个自杀；第105师全军覆没的时候，师长牛元峰也自杀殉职。这么多忠诚的军官，怎么照样打败仗呢？榆林桥战役高团长2100名部下投降的达到1800名，而胡康谷口这一战，第112团唯一被俘的，只有一名美军顾问。看看这一点，答案也就有了。
图为缅北战场的野战医院。和日军的作战中，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不得人心的内战战场上，东北军的军官们对团队再忠诚，再信任，也没法改变士兵们的厌战。军心似箭，在缅甸的战场上，一旦中国人开始了回家的脚步，即便枪林弹雨也无法让他们再后退回去。远征军的军官们要打回故国，“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花掷马前”，远征军的普通战士们同样要打回故国，那里有他们衰老的爹和娘，有满山遍野的大豆和高粱。
上下同欲者胜。想来，这就是新平洋之战与陕北之战结果不同最重要的原因。
相信柏特诺的判断，史迪威自然要压制中国将领。他站在完全支持柏特诺的立场上，和中国将军们大吵一场。在史迪威眼里，至少到这个时候仍然对中国高级军官非常不信任，认为他们基本都是无能的贪污分子，根本就不相信他们的军事才能——唯一的例外是孙立人，这个毫无谄媚的将军经常对着史迪威用英语厉声争辩，而史迪威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将军理解自己的意图则用中文大喊大叫，构成了远征军司令部的一个奇景。
不过，正是这个孙立人很快拿出了更为可靠的证据支持中方的结论：11月13日，前线部队击毙一名日军军官，缴获了他携带的背囊，其中的文件证明，当面日军番号与中国军队的判断完全符合，还要多一个工兵大队。
日军是不可能专门弄这样一个假情报来帮孙立人吵架的。这个时候史迪威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将领的样子。随着孙立人拿出有利的证据，史迪威立即重新思考自己的结论。他的结论是：我到前线去，到拉加苏（“李家寨”已经被包围，进不去）自己去看。
这一点，史迪威就强过柏特诺许多，柏特诺和孙立人吵了十几天，也没有想到上前线去看看。
孙立人也没上前线去看，他忙着跟柏特诺吵架呢。但是，他11月10日一接到陈鸣人报告，说在临滨附近和日军交战，日军居然升起一只艇型气球来指挥炮兵作战，孙立即觉得情况不对：这是日军炮兵只有大队以上级别部队，才会使用的炮兵指挥装备啊。
日军炮兵用于指示目标的气球，曾用于新平洋前线。
史迪威没有记下自己到拉加苏的时间，但以他雷厉风行的特点，应该不晚于11月下旬。看到实情的史迪威随即下令远征军全军东进，支援第112团的作战。远征军的归国之战，终于从前哨战发展成了全线反击。
此时的远征军驻印度部队，力量已经得到较好的补充。从缅甸撤退到印度的原杜聿明部不过万人，编为两个师尚不满员。从1943年起，中国不断从国内派遣部队，飞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补充远征军部队。从史迪威的角度来说，他很看重自己“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的位置，时刻期待着督促中国军队从大陆反攻日本。史迪威认为，如果用中国的两百个师发动这样一个反攻，可以让日本腹背受敌，承担至少一半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作战压力。但是，史迪威也明白，如果没有充足的外来补给，以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工业水平，根本没有力量发动反攻。所以，他推动美国国会不惜血本出资充实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为其提供精良的武器和物资，以便尽快打通中印公路，将外援物资运进中国。而从蒋介石的角度，他认为可以依靠美援武装和训练，为自己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这等快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国民政府也对此大开绿灯。
唯一对此不满的是英国人，他们既不愿意在大不列颠的殖民地印度出现一支不受自己指挥的强大军队，也不愿意中国人成功地收复整个或部分缅甸，因为那等于是让这个未来的大国把手伸进了英国人的禁脔。
不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强硬立场让他们不得不后退。因为，此时衰落的英国也是要吃美国饭的。
唯一没有想得那样功利的是参加远征军的中国青年，他们大多是中国当时最珍贵的有知识的年轻人。国家破碎，山河飘零，现代而富有朝气的远征军似乎成了一个凝聚民族复兴希望的代号。在他们身后支持的，是他们的师长们。西南联大甚至规定，高年级的学生参加远征军，军旅生涯也算入学分。校长梅贻琦把1100多名弟子送上了战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
不过，也从来未听记者朋友谈到过有任何一个接受采访的远征军老兵，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当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战场，是期待用鲜血洗净“九一八”以来中国人的耻辱，此心，60年不曾改变。
因此，到史迪威发动全面反攻的时候，在印度的远征军已经增加到三个师，即孙立人的新38师、廖耀湘的新22师，以及胡素的新30师。史迪威其实早就制定过全面反攻的计划，不过现在缅北的大雨和正在修筑的道路，不允许他如计划那样迅速将三个师兵力全部投入前线，他只能先将新6138师投入战斗，然后是新22师，最后是新30师。
饶是如此，按照远征军作战执行的美式条例，新38师出击之前，必须准备好一个整师在丛林战中所需要的给养，这也是柏特诺此前坚持不迅速派出援兵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给养准备完毕，将这些战士和他们的物资运送到前线，翻越泥泞的野人山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1月22日，日军一部绕过“李家寨”，奇袭第112团团部，团部直属部队苦战不支，陈鸣人团长亲自率队突围，终于杀出敌阵。所幸第112团部队训练有素，迅速重建团部阵地，稳住了阵脚，但这个消息让史迪威理解了前线面临崩溃的危险。
史迪威和孙立人商量后，决定首先调动第114团轻装前进，赶到新平洋增援。他们只携带一个基数的弹药，其余物资一律通过空投补充。
1943年11月底，第114团开赴前线增援新平洋守军。
12月14日，第114团部队抵达前线，第112团的危机得到缓解。
12月22日，孙立人本人到达前线，在“李家寨”附近建立指挥所，亲自指挥反击战斗。随同他到达前线的，还有新38师整整一个炮兵营的M1式75毫米榴弹炮。
远征军官兵闻讯欢呼雀跃，他们预感到打破胡康河谷谷口的对峙僵局，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至此，我们所描述的战斗，仅仅限于胡康河谷西口的一个局部战场。假如此时我们能够乘坐一艘神州飞船飞越缅北上空，就会发现这个战场，只是整个战局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如同棋盘上的一个点。
却是极为关键的一点。
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大棋盘上，双方的棋手又是在怎样布局呢？
原日军缅甸方面军参谋嘉悦博回忆了当时日军的布阵。1943年夏，在缅甸的日军方面军共指挥有四个师团，分别为第15军所属的第18、第33和第56师团，以及直属方面军的第55师团。这时日军的部署为：
第18师团在缅北西部，假想敌为驻扎在雷多的远征军驻印军，防卫重点为胡康河谷，并在后方建立孟拱、密支那两主要支撑点。
第33师团在中缅西部，假想敌为驻扎英帕尔的英国第4军团四个师。防卫重点为阿拉干山北段的印缅边界，后方为曼德勒。
第55师团在南缅西部，假想敌为阿吉普方面英印军三个师，防卫重点为阿拉干山南段的印缅边界，后方为仰光。
第56师团驻扎在滇西中国境内，假想敌为惠通桥以东中国军队十个师，防卫重点为松山、龙陵一线，后方为腾越。
方面军总部驻扎仰光。此时日军战略以稳定控制缅甸为主，因此各部基本采取守势。
当驻印军开始反攻的时候，日军正在向缅甸增兵。陆续到达的新兵力为五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并武装了昂山将军指挥的“缅甸独立军”，辅助日军作战。
到达缅甸的还有一支奇怪的部队，那就是印度独立中的传奇人物钱德拉·鲍斯指挥的“印度国民军”。日军增兵缅甸，和他有直接的关系。按照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的建议，驻缅日军将与钱德拉·鲍斯合作，在1944年春季发动对印度的攻击。
钱德拉·鲍斯和甘地亦师亦友，终生为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虽然因为观点激进最终被甘地开除出国大党，但他和昂山将军一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坚定性上无可指责。因此，他的头像至今悬挂在印度国会议事堂前，与甘地、尼赫鲁并列。印度历史学家中颇有人认为，钱德拉·鲍斯的生涯中唯一的污点，就是他晚年和德日法西斯的合作。钱德拉·鲍斯力主联合日军武装驱逐在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这件事若中国人来看道理十分简单，即便不论与法西斯合作的人道主义问题，哪怕和日军一起打败英国人，也不过是个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事情，对印度来说又怎么能是好事儿呢？
钱德拉·鲍斯1941年到达德国，1943年乘坐德国潜艇前往日本，并与日本合作建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极力鼓动日军支持他建立武装力量和攻击印度本土。不过他手中的印度国民军，不过是由新加坡投降的英印军中战俘改编，战斗力很弱，数量也不足，所以，主要作战还是要由日军完成。这一想法，与日军中“猪突派”的领袖牟田口一拍即合。嘉悦博回忆，曾亲眼见到牟田口中将在1943年6月会见缅甸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时，曾为了说服河边支持进攻印度而痛哭流涕。
尽管1943年末的日军在整个战局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牟田口的计划还是得到了好大喜功的日军大本营的支持。日军寄希望于钱德拉·鲍斯在印度起到和汪精卫在中国一样的强大作用，可以造成印度大规模的内部起义。不幸，日军并不知道，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曾与甘地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并达成共识——中印共同合作，为打倒法西斯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由于甘地的影响远远高于钱德拉·鲍斯，日方期待的大起义纯粹是纸上谈兵。
就在日军准备这一战役时，突然传来中国军队反攻缅北的消息。其实，这对日军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1943年7月，在日军缅甸方面军的兵棋推演中，就考虑到了驻印军反攻缅北的动向，并计划以第18师团打退中国远征军的进攻。日军的预期是这次反攻将在11月中旬开始。所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超过想象，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人称“顽强的田中”，也开始对军司令官叫苦，使日军不得不重新审视战场的局势。
牟田口在日军中以顽固著称，又是首相东条英机宠信的将领，所以，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日军大本营在1944年1月还是批准了他提出的“乌号会战计划”。
缅北日军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钱德拉·鲍斯（前排右一、右二）等，在英帕尔作战预备会议中的合影。
所谓“乌号作战计划”，是日军进攻缅甸的作战方案。日军计划以第15、第31、第33三个师团外加航空师团主力从阿拉干山以北攻入印度，夺取英国第4军团控制的英帕尔，作为钱德拉·鲍斯在印度境内的落脚点，并以此为根据地继续控制周围地区，将战火引入印度境内；计划将第53师团作为预备队，放置在后方的曼德勒；对于中国军队在缅北的进攻，日军将为第18师团提供足够的补充兵力，以其为主力在胡康河谷一线实施防御作战，阻击远征军从印度的进攻；以第56师团防卫滇西，阻止重庆方面的反攻。这两个师团，必须保证英帕尔作战的右侧面安全。与此同时，第54、55师团控制于阿吉普方面，保卫英帕尔作战左侧面的安全。
说到底，日军还是有点儿轻敌，在他们的计划中，第56师团将阻击滇西方向中国军队十个师的进攻，相对而言，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抵挡印度方面的两个中国师（当时日军还不知道第30师已经编成），以“丛林战之王”的威风，应该是件轻松的事情。
意料之外的是，这一次“丛林战之王”却把自己打成了叫花子，还直接影响到了英帕尔会战的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