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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情况一塌糊涂，不但革命时机成熟，大战中也打得精疲力竭，随时在败亡的边缘上。俄国最后终于倒了下来，成为东欧及中欧地区，第一个在一次大战压力下崩溃的国家。最后的爆炸迟早都会发生，人人心里有数，只是不知道爆炸的

导火线会在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之下引燃。其实一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周，连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都不敢确定今生自己能否亲眼看到革命成功。到了最后关头，造成沙皇政权垮台的导火事件，系由一群女工的示威引起（示威之日，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三八妇女节）。另有普提洛夫（Putilov）铁厂的工人，向以立场强硬出名，因与资方发生纠纷，被厂方勒令停工。于是他们与女工联合，发起一场总罢工，示威游行的队伍，越过冰冻的河面，一直向首都中心进发。可怜他们所求无多，也不过就是面包罢了。沙皇的部队起初踌躇不愿动手，最后不但拒绝了镇压群众的命令，还与民众保持着友好的气氛，甚至连一向对沙皇忠心耿耿的哥萨克卫戍部队，也不肯向民众开火。沙皇政权的脆弱，此时完全暴露无遗。混乱了4天之后，军队终于哗变，沙皇退位，由一个自由派的“临时政府”暂时接管。当时与俄国协约的西方诸国，对沙皇退位难免表示同情，甚而伸出援手——因为它们担心，沙皇政权走投无路之下，可能会退出大战，进而与德国单独签定和约。这一场街头混乱，无人策划领导，纯属偶发事件，短短4天，却结束了一个老大帝国。更精彩的在后头：革命之于俄国，恰如水到渠成，彼得格勒的民众竟然立刻宣称，沙皇的倾覆等于全世界自由平等和直接民主的到来。而列宁最大的作为，就是扭转了这个无法控制的局面，将群情澎湃的无政府状态一转而为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所利用。

取沙皇政权代之的俄国新政权，并不是一个亲西方的自由宪政政体，更无心与德国作战。当时存在的其实是革命的真空状态：一边是毫无实权的“临时政府”；另一边则是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纷纷成立的“基层群众”性地方会议[亦即苏维埃（Soviet），会议之意]。这些“基层群众”政治组织握有相当的实权，至少拥有否决大权——可是对于这个权力有何妙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个权力，或是应该怎么发挥，却一窍不通。各个不同的革命党派组织也纷纷出现——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有两派：布尔什维克（Bolshevik，俄文即“大”之意，意译为“多数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译者注）。孟什维克（Menshevik，俄文即“小”之意，意译为“少数派”，主张与资产阶级联手，进行自由化改革——译者注），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主张土地国有，以暗杀为革命手段——译者注），以及其他无数的左派小团体，一一抖落原先非法的身份，从地下现身——这些党派团体，极力争取各地苏维埃，以图扩大自己的阵营。但是一开始，众人之中只有列宁有灼见。他指出，各地的苏维埃，可作为政府的另一途径（列宁曾有名言：“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但是沙皇政权甫落，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革命党团林立，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这些林林总总的名号，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就算知道，也不辨其中异同。他们只明白一件事，就是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听命于权威了——甚至连那些自以为见识高过他们一等的革命权威，也用不着去理会。

城内的贫民只有一样要求，就是面包。至于其中的工人，则希望待遇改善、工时减少。而其他的俄国老百姓，80％都靠务农为生，他们的要求，无非是土地而已。此外不分工农，众人都一致希望赶快停战。但是一开始，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倒不反对这场战争，他们反对的只是过严的军纪，以及上级给予下级军士的恶劣待遇。于是提出“面包！和平！土地！”这些口号的团体，很快便获得民众极大的支持。其中最有效果者，要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17年3月间几千人的小团体，不到同年夏初，便迅速成长为25万党员的大党。冷战时期，西方曾对列宁有过一种错觉，以为他最擅长的手法乃组织突袭。殊不知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唯一的真正财产，在于能认识及把握群众的需要，并能追随群众，进而领导群众。举例来说：列宁发现，小农心中想要的东西，其实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相反——不是土地共有，而是土地分配给个别家庭农场经营。一旦认识这个事实，列宁毫不犹疑，立刻认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便是实现这种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两相比较，临时政府却只知道一味颁布法令，根本看不出自己毫无约束国人服从的能力。革命之后，俄国的资本家、经理人，曾试图恢复劳工秩序，却招众怒，反刺激工人走向更极端。1917年6月，临时政府坚持发动另一次军事攻击。部队实在受够了，于是小农出身的士兵纷纷开小差，擅自返家与乡人一道分田去了。返乡的火车开到哪里，革命的火焰也就蔓延到哪里。临时政府垮台的时机，虽然一时尚未来到，可是从夏天开始，激进的脚步却在军队和城市不断加速，形势对布尔什维克党越来越为有利。立场激烈的社会革命党，作为民粹派（Narodiks）的继承者，获得小农阶级民众压倒性的支持（见《资本的年代》第九章），愈发助长极左派的出现。结果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人越走越近，十月革命后曾有一段短时期共同执政。

于是布尔什维克——究其性质，实属工人政党——在俄国各大城市成为多数大党，在首都彼得格勒和大城市莫斯科两地，声势尤其浩大，在军中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张。在布尔什维克强大压力之下，临时政府的存在愈发暗淡。8月间，一位保皇派将军发起反革命政变，政府还得求助于首都的革命势力以对付，于是地位更显不保。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者，情绪愈发激动极端，夺权之势终不可免。最后的关头来临，与其说是夺权，倒不如说布尔什维克把现成权力捡起来更为贴切。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轻易地夺取冬宫（WinterPalace），这就是十月革命。对于当天这段经过，有人曾说，日后俄国大导演爱森斯坦（Eisenstein）拍名片《十月》（October）之时（1927年10月），拍摄现场的受伤人数，恐怕比真正十月革命的伤亡还要多。那时，临时政府仿佛一下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半个留守抵抗的人也没有。

从临时政府注定垮台的败迹出现开始，一直到今天，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始终争执不下，其实其中多数意见都具有误导的意味。反共派的历史学家往往认为，此事根本就是列宁一手策划的暴动或政变，以实行其反民主的基本立场。但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不在谁导演了临时政府的垮台；乃在临时政府下台之后，该由何方何人接替。或者说，何方何人有此能耐，可以胜任接手的工作。早在9月，列宁就不断地说服党内的犹疑分子，他表示，时机稍纵即逝，权力送上门时，若不好好把握，必将从此与我们党无缘——程度同样紧急的，是另外一

个问题，列宁问自己，也问大家：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有能力继续维持这份权力吗？”事实上，任谁想要统治这个火山爆发般的革命俄国，到底又能有什么妙计可施呢？除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一个党敢单独地正视这个重任——列宁在他撰写的宣传小册里指出，甚至连党内，也不是人人有他这番决心魄力。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北方军中，形势一片看好，到底该图一时之便，此时此刻立即夺权好呢；还是应该静观其变，视情势发展成熟再定？这实在是个举棋不定，难以回答的大问题。可是德军已经兵临城下，正逼近今日爱沙尼亚所在的北方边界，离俄国首都只有数里之遥。而那个临时政府，情急之际，肯定不会将政权交予苏维埃，反而极有可能向德军弃城投降。列宁行事，一向做最坏的打算，他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把握这一时机，“那真正无政府主义的声浪，可能会比本党的气势还要更旺。”列宁条分缕析，最后提出一个大道理，他的同志不能不服：作为一个革命党，如果不理睬群众与时机共同要求我们夺权的呼声，那么我们与不革命的人又有何不同呢？

因此，夺权一事，其本身无可辩论，问题则出在长期的展望上面。就算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两地的权力，能延伸到俄国全境，并得以在各地稳住政权，进而打击无政府及反革命势力，长期的做法，又该如何？列宁本人，一心以“转变俄罗斯共和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苏维埃新政府的第一任务（所谓苏维埃，主要就是指布尔什维克）。他这番打算，其实是一个赌注，希望可以利用俄国革命，进而在全世界，至少在欧洲地区，造成革命。他经常表示：“除非把俄国与欧洲的资产阶级完全毁灭……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能够到来？”现阶段，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其实也就是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将到手的权力好好掌下去。于是新政府呼吁工人，维持正常生产的进行；在此同时，除了宣称其施政目标是将银行收归国有，以及由“工人当家作主”，接收原有的管理阶级之外，新政权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实际动作。其实自革命以来，以上一切早已实行，现在只不过盖个章，加上官方认可使之正式化而已。除此之外，新政府对人民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而新政权也的确支撑了下来，它熬过了与德国签的《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约》的惩罚，几个月后，德国自己也战败。布-里之约将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Ukraine）、俄国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以及外高加索区，统统从俄国版图中割离出来（其实当时外高加索已不在俄国治下。不过后来乌克兰及外高加索又重新成为俄国领土）。布尔什维克既然是世界造反的中心，西方协约各国自然不会对它太客气。在协约国财力支援之下，俄国境内出现了各种反革命的部队（即“白军”）和政权。英、法、美、日、波兰、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各国军队纷纷开上俄国土地。1918－1920年间，俄国内战打得不可开交，极其血腥残忍。战争到了最恶劣的地步，苏维埃俄罗斯除了伸入芬兰湾的列宁格勒小小一角之外，对外海口全部被封锁。只剩下乌拉尔山一带与现今波罗的海诸国之间的俄罗斯中部与西部，成为一个广大的封闭内陆地区。新政权空空如也，红军又匆匆组成，真正帮了共产党政府最大的忙的，其实是“白俄”本身的问题。白俄部队不但拙劣无能，内部又倾轧不和，与俄罗斯小农群众间的敌意也日益加深。而白军的忠诚是否可靠，西方列强也颇有疑问，如何调动那些反叛意识很强的士兵有效攻打新政权，实在令人担心。待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终于赢得内战的最后胜利。

于是，出乎众人意料地，苏维埃俄罗斯竟然百劫余生，从此存活了下来。布尔什维克党不但维持住了政权，其寿命甚至比1871年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还要长（巴黎公社昙花一现，只维持了两个多月。自己的党掌权之后两个月零十五天，列宁骄傲欣慰地指出，其政权已经比当年的巴黎公社还远长了）。其实，新政权的寿命，还不仅只此数。此后，它熬过了危机灾难不断的年月，德国的占领、国内各地的分离行动、反革命活动、内战、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以及大饥荒与经济崩溃。日复一日，它没有别的路好走，随时只面临着两项生死存亡的选择：一是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一是应付一时三刻的大难。许许多多的事情，都需要立刻作决定，谁又有工夫去考虑长远后果，去斟酌这些决定会为革命带来何等影响呢？眼前如果犹疑不决，恐怕连革命都将不保，又哪来长期后果好忧虑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革命新政权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来一件解决一件。待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从烦恼痛苦的灰烬中重新站起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和当初芬兰车站时代的列宁的想法越来越远了。

无论如何，这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毕竟熬了下来。革命存活的原因有三：其一，党员达60余万的共产党，权力集中，组织严密，为革命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有力的建国工具。不管当初共产党在革命之中的角色如何，1902年以来，列宁不遗余力，一手发展维护的这个组织模型，最终毕竟有了自己的特色和地位。短促20世纪涵盖的这几十年当中，世界各地不论大小革命政权，几乎多少都有一点苏联的影子。其次，共产党是唯一有心并且有力将俄国巩固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权。正因为共产党有这份心力，那些与它政治立场敌对的爱国军官，才愿意加入红军，为其出力效命，否则哪来红军队伍可言。对这些爱国的俄罗斯军官而言，当时的抉择，不在于你是要一个自由民主、但不是社会主义的俄国，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维护一个完整的俄罗斯，使其不致沦入其他战败帝国分崩离析的下场。前车之鉴不远，眼前就有奥匈帝国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做例子，而史家抚今追昔，同样赞成他们的想法。因为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出现，沙俄的领土才不致步前两个帝国的后尘，总算保持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长达74年之久。其三，革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是农业俄国的核心，也是新成立的部队的主力——紧要关头之际，俄罗斯的农民认为，如果让土绅阶级回来掌权，好不容易分得的土地恐将不保，倒不如留在红军统治下比较保险。1918－1920年的俄国内战，因有农民相助，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后来的事实证明，俄国农民当初还是太乐观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