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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的心目中，俄国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达到世界革命——可是这场世界革命，始终没有发生。可怜的苏维埃俄国，却因此走上一代贫穷落后的孤立；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在当时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狭窄地限定了（见第十三章与第十六章）。不过十月革命之后，紧接的两年之间，革命浪潮的确席卷了全球。对随时准备作战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们对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并非不切实际。德文国际歌中的第一句，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听到了信号声。”而这个号声，便响自彼得格勒——自1918年俄国迁都，移到战略地点比较安全的莫斯科之后，又从莫斯科传来。革命的号声，洪亮清晰，声声可闻。不论何处，只要有劳工及社会主义的运动，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号角。而且号声所传到之处，无论远近，不只限于劳工及社会主义的阵营，如古巴的烟草工人，也成立了“苏维埃”式的会议，虽然在古巴境内，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俄罗斯在海角天涯的哪一方。至于1917年以后的两年时光，在西班牙史上素有“布尔什维克二年时期”之名，其实当地闹事的左派分子，属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的主张南辕北辙。1919年在中国北京，1918年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ordoba），也分别爆发了学生革命运动。革命的大风，不久便漫及整个拉丁美洲，当地各类马克思主义者及党派在这时诞生。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旋风横扫之下，主张印第安民族运动的墨西哥强硬好战人士洛伊（M．N．Roy）的声势大跌，因为1917年，当地革命正值最为激烈时，自然不谈民族感情，反而与革命俄国认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开始与本土阿兹提克帝国（Aztec）的皇帝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墨西哥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式各样印第安族人的像并列，变成当地革命分子崇拜的肖像。这些人物画像，至今仍可在官方画家所绘的大型壁画上见到。其后不出数月，洛伊来到莫斯科，为新成立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策划，在其解放殖民地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中主要的群众组织——回教联盟（Sarekat Islam），也立即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当地的荷兰社会主义者史尼维勒特（HenkSneevliet）引介之故。土耳其一家地方报纸则写道：“俄国人民的壮举，有朝一日，必将成为灿烂的太阳照耀全人类。”居住在澳大利亚遥远内陆的那些剪羊毛的工人（多数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政治理论显然毫无兴趣，却也为苏维埃成为工人国家而欢呼。在美国，长久以来强烈坚持社会主义的芬兰移民（Finns），也成批地皈依为共产主义信徒。这些芬兰裔的工人，在明尼苏达凄清萧瑟的矿区小镇频频聚会，会中往往充满宗教气氛：“只要列宁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在神秘的静默里，洋溢着宗教式的狂喜迷醉，我们崇拜着俄国来的每一件事物。”（Koivisto，1983）简单地说，世界各地都将十月革命视作震撼全球的大事。

通常与革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比较不容易产生宗教式的狂信，可是照样还是有一大批人因此皈依共产主义。其中有回乡的战犯，不但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忠实信徒，后来还成为祖国的共产党领袖。这样的例子有克罗地亚的机械工人布洛兹（Josef Broz），也就是后来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首脑铁托元帅（Tito）。也有访问革命俄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像《曼彻斯特卫报》的蓝山姆（Arthur Ransome）。蓝氏虽不是出名的政治人物，却是个素负盛名的儿童读物作家，一腔对航海的热情，常在其迷人的作品中流露。还有一位受到革命鼓舞的人物，布尔什维克的色彩更少，也就是日后写出伟大文学名作《好兵帅克》（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dier Schwejr）的捷克亲共作家哈谢克（Jaroslav Hasek）——哈氏发现，破天荒头一遭，自己竟会为了一个理想而战。听说更令他惊高的是，醉生梦死了一辈子，竟从此醒来，再也不沾杯中物。俄国内战时期，哈谢克加入红军，担任人民委员。可是战后回到布拉格，却再度沉迷醉乡，重新回到以往无政府主义暨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的理由是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不合他的口味。然而革命，却的确曾是他想追求的理想。

发生在俄国的大事，不只激励了各地的革命分子；更有甚者，是在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1918年1月，夺取冬宫数周后，新政府正拼命设法，想与不断挺进的德军媾和。正在此时，一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及反战示威，却开始横扫中欧各地。革命的浪头，首先打向维也纳，然后经过布达佩斯与捷克一带，一路蔓延到了德国，最后在奥匈帝国亚德里亚海军事变中达到高潮。同盟国的大势已去，其陆军部队也迅即解体。9月间，保加利亚农兵归乡，宣布成立共和国，直向首都索非亚（Sofia）进发；但在德方协助之下，叛军的武装终遭解除。10月里，哈布斯堡的君王在意大利前线打了最后一场败仗，从此下台。各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仗着一线希望，纷纷宣告成立。它们的想法是，比起危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想来胜利的协约国总该比较欢迎它们的出现吧（这个想法倒也没错）。事实上，苏俄呼吁人民群众停战媾和，西方国家早就担心不已——更何况布尔什维克党人还公布了盟国秘密瓜分欧洲的战时协定。盟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计划中玩起民族主义牌，对抗列宁关于各国人民联合的呼声。此外，将由许多小型民族国家合成一道长墙，共同围堵红色病毒。同年11月初，德国各地陆海军士兵纷纷叛乱，由基尔的海军基地开始，革命风潮传遍德国。共和国宣布成立，皇帝老爷退位逃往荷兰，代之而起成为国家元首之人，是一位马具工出身的社会民主党员。

于是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到莱茵河，各地一片革命怒潮。但这是一股以反战为中心的革命旋风，社会革命的色彩其实很淡。因此大战结束，和平来到，革命的爆炸力便和缓许多。对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奥斯曼，以及东南欧小国的农民士兵及其家人来说，革命的内容不外有四：土地、对城市的疑惧、对陌生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担心，以及对政府的疑惧。因此小农们虽然起来革命，却并不带布尔什维克的性质。这种情况，在奥地利、波兰部分地区、德国的巴伐利亚，以及中欧南欧的绝大部分地区，皆是如此。农民的不满，必须经由土地改革的手段方能安抚，甚至连一些保守反革命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也不例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民既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党派铁定无法在民主式普选中获胜，布尔什维克出头的机会更为渺茫。不支持社会主义，并不表示农民在政治上偏向保守派，可是这种心态对民主性质的社会主义当然极为不利。在苏维埃的俄罗斯等地，选举式的民主政体甚至因而完全废止。布尔什维克党原本召开了一个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一直沿有的革命传统），可是10月之后不到几周，却马上把它解散了；其中原因正在于此。至于照威尔逊的主张设立的一连串小民族国家，虽然内部的民族冲突并未就此消失，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活动余地却从此大为减缩。这项发展，正中盟国和会人员的下怀。

但是俄国革命，对于1918－1919年间欧洲骚乱的影响实在太深，因为这个原因，对于世界革命的前途，莫斯科当局难免怀抱着十足的信心。即使对我这样的历史学者，依照当时情况看，似乎只有德皇治下的德国，能够幸免革命浪潮的席卷——即使德国当地的革命分子，恐怕也这样看。不论在社会和政治上，德国都相当稳定，工人阶级运动的声浪虽强，立场却极为温和，要不是大战之故，武装革命根本不可能在德国发生。德国不像沙皇俄国，不像摇摇欲坠随时会倒塌的奥匈帝国，也不像所谓“欧洲病夫”的土耳其，更没有欧陆东南山区那些使枪弄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野性山民。总而言之，德国根本就不像一个会发生大动乱的国家。跟战败的俄罗斯以及奥匈帝国两地货真价实的革命比起来，德国绝大多数的革命战士与工人，不但守法，也相当温和。德国人的性情，就跟俄国革命党挪揄他们的笑话一模一样——不过这笑话可能是捏造的：如果告示禁止公众践踏草地，德国造反者们也会自然遵命改走人行道。

然而，却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水兵起来革命，将苏维埃的旗帜带到全国各地。就在这里，一个由柏林工人和士兵组成的苏维埃，任命了社会主义德国政府负责人。俄国的二次革命，在德国一气呵成，似乎一次就达成了：皇帝一下台，首都政权马上落入激进分子手里。不过德国的动乱，其实只是一时的。在战败与革命的双重打击之下，旧有的部队、国家，以及权力组织，都暂时性地全面崩溃。然而不出几日，原有的共和政体重新掌权，再也不怕那些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主义者，甚至在革命后数周内举行的首次选举当中，竟也不曾获得多数票。至于共和政府，更不把方才匆匆成立的共产党放在心上。后者的两名男女领导人，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很快便遭陆军的枪手谋杀。

尽管如此，1918年德国掀起的革命，毕竟再度肯定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希望。此外，另外尚有两事更加助长了它的雄心：一是1918年间，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和国寿命虽短，却确确实实地存在过。二是在1919年春天，在首领遭刺之后，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宣告成立。同样地，这个共和国的寿命虽然短暂，意义却颇为深长，因为慕尼黑是德国艺术、人文、反传统文化，以及啤酒（啤酒此物，政治颠覆的意味总算比较淡）的重镇。与此同时，就共产主义西进的意义而言，匈牙利方面曾兴起一场意义更重大的事件，即1919年3月至7月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德匈两国的共产党政权，当然都被残酷的手段迅速扑灭。但是由于对温和派社会民主党的失望，德国工人很快便变得相当激进了，许多工人转而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之后，更转而支持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因而成为苏维埃俄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共产党。1919年，可谓西方社会最为动乱不安的年代。然而也就在这一年里，进一步扩大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努力，却同时宣告失败。第二年，1920年，坐镇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眼见革命浪潮迅速销声匿迹，却依然没灰心丧志。一直到1923年，他们才完全放弃德国革命的希望。

现在回头反思，其实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犯下一个大错，因此造成国际劳工运动的永久分裂。当时布尔什维克不该照列宁派先锋的模式，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合一小群精英性质的“职业革命战士”。我们都会看见，十月革命广受国际社会主义人士的同情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社会主义运动转为激进，力量也变得极为强大。除了极少的例外，一般都非常赞成参加布尔什维克新发起的第三国际（ThirdInternational）。布尔什维克发起新共产国际的用意，是为取代第二国际（1889－1914年），后者已因无力对抗大战，而告破产。事实上，当时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等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也都已经投票通过，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死硬守旧派，已在社会党内成为少数。但是列宁和他的党的目标，并不只是要同情十月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造成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已。他们打算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由以革命征服为职业的国际勇士组成。凡不赞成列宁路线的党派，都被挡在共产国际的门外，甚至遭到驱逐的命运。列宁派认为，第五纵队式的投机心理与改革论调毫无意义，而马克思批评过的“白痴国会”，不用说更一无是处。这些在体制中改革的步调，只会削弱党派的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战斗就要来临；而战场上，只需要战士。

可是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只能在一种条件之下成立：那就是世界革命仍在继续进行，而且革命战斗就要打响。但到了1920年，大势已经明显；欧洲局势虽然仍不稳定，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却已经不再在西方各国的议程上了。但是反过来说，俄国的共产党政权，也已根深蒂固。不错，当共产国际在俄国集会之际，局势似乎大有可为。已在内战中获胜的红军正与波兰作战，一路往华沙进发，大有顺带将革命大浪扑往西方的气势。这场短暂的俄波之战，起因出于波兰的领土野心。原来大战之后，沦亡150年的波兰终于重新复国，向俄重申其18世纪的疆界权利。这些土地深入俄国，位于白俄罗斯（Belorussia）、立陶宛，以及乌克兰一带。红军的挺进，在俄国名作家巴伯尔（Isaac Babel）的文学巨作《红色骑兵》（RedCavalry）中，有着极为出色的描写，广受当代人士的好评。喝彩之人，包括日后为哈布斯堡王朝写挽歌的奥地利小说家罗斯（Joseph Roth），以及土耳其未来的领袖暨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然而，波兰工人却未能起来响应红军的攻势，红军在华沙门口被挡了回去。从此，尽管表面仍有活动，西线从此无战事。不过，革命大势向东，却甚有收获，进入了列宁一向密切注意的亚洲。事实上，在1920－1927年之间，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完全寄托在中国的革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革命军势如破竹，一路前进，国民党成为当时全国解放的希望，其领袖孙中山（1866-1925年），不但欢迎苏联的模式、苏联的军援，同时也接纳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他的革命大业。1925－1927年国共联手挥师北伐，从他们在中国南方的基地出发，横扫中国北方。于是自1911年清王朝覆灭以来，一直到日后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清党，屠杀无数共产党人为止，中央政府的号令，总算第一次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实行。而共产党在中国的挫败，证明了一件事，便是当时亚洲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即使当革命在亚洲似乎一时大有可为之际，也难掩革命在西方的挫败。

到1921年，革命大势已去，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革命退守回了苏维埃俄国，但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却也已经不能动摇（见第十三章）。革命从西方的议程上黯然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看出这个事实，却不愿意痛快承认。它们开始呼吁那些被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赶出去的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党派，与共产党联手组成“联合阵线”。但是这联合阵线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几代的革命分子却为此长期争辩、分裂。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这番努力来得太迟了。社会主义运动永久分裂之势已经形成。左派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及党派大多数回到由反共温和派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阵营。新起的共产党，在欧洲左派当中最终成为少数。而且一般来说——除了少数的例子，如德国、法国及芬兰——共产党人即使狂热，始终只能屈居小党。这种情况，一直到30年代才有所变化（见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