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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社会革命分子，一直到很晚期，才发现了以游击战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历来游击

队战术多属农民运动性质。而农民运动，往往不脱传统的思想气质，在心存怀疑的城市新派分子眼中，大有保守反动、甚至反革命的嫌疑。说起来，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将革命带往全欧的时期里，所谓各地势力庞大的游击战斗，千篇一律，不都把矛头指向法国吗？那些非正规军的游击活动，可从来不是为了法国，以及法国革命的理想而发动的。因此，一直要到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游击队”一词才正式收入马克思派的词汇。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红白两军内战期间，于正规部队作战之外，也曾多次发起非正规队伍的格斗。它们把这种攻击方式称为“游击兵”（partisan）。二战期间，各地受苏维埃精神激发而起的地下抗敌运动，均奉此战术为正宗。回想起来，当年西班牙内战之际，游击式的行动几乎不曾出现，倒真是一件怪事。因为在佛朗哥（Franco）部队占领的共和地区，游击战大有一显身手的余地。事实上到了二战之后，共产党曾从外围组织了势力相当庞大的游击中心。可是在大战以前，游击战根本就不属于革命家的工具之列。

中国则是例外。在那里，某些共产党领袖（但非全部）开始采用游击战术——时间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翻脸，放弃国共合作发动清党之后。加以共产党在各地城市（如1927年，广州）策划的暴动纷纷失败，不得不走上游击之路。毛泽东，就是鼓吹这个新战略的主要人物——最终他也因此成为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毛干了15年以上的革命，认清了一桩事实：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中央政府有效统治之外。毛还热烈崇拜描写中国绿林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从中他又体会到一个事实：自古以来，游击战就是中国社会冲突中使用的传统手段。1917年间，青年毛泽东就曾叫追随他的学生效法水浒精神。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山间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游击队地区，以及水浒好汉式的山寨。凡是深受古典教育熏陶的中国人，谁都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神似（Schram，1996，pp．43－44）。

可是中国革命人的策略，尽管何等英勇动人，拿到国内交通比较进步现代、政府也惯于统治全国地区（不管多么遥远及困难）的国家里面，却完全行不通了。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甚至在中国本地，短时间内游击策略也无法成功地开展。国民政府发动数次猛烈的攻击，终于在1934年，迫使共产党放弃了他们在华中各省建立的独立苏维埃红区，开始其传奇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撤退到人烟稀少偏远的西北边区。

自从1920年，巴西起义军首领诸如普雷斯特等人，在落后的丛林地区倒向共产党之后，没有任何重要的左翼组织再采取游击路线。唯一例外是由尼加拉瓜（Nicaragua）桑地诺将军（Cesar Augusto Sandino）领导，与支援该国政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发生的战斗（1927－1933年）。50年后当年之战又在尼加拉瓜爆发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 Front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革命。[令人不解的是，共产国际却以游击路线的姿态，描绘巴西一位革命分子蓝皮欧（Lambiao）。蓝氏出身绿林，是巴西连环故事书中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而毛泽东本人，一直到古巴革命之后，才成为革命运动的指路明星。

然而二战爆发，却为游击革命带来了立即且普遍的推动力：希特勒德国及其盟邦的部队，占领了欧洲大部，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各国自有组织地下抗敌运动的需要。希特勒转对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各种共产党运动纷纷动员。地下抗敌活动，尤以武装抗敌为最，声势日益浩大。德军最后的溃败，各地抗敌组织有其不同程度的贡献（见第五章）。大战结束，欧洲各处的占领军政权或法西斯政权，一一冰消瓦解。一些在战时武装活动特别出色的国家，此时便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分子取得了政权，或至少曾企图取得政权（计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先有英方、后有美方军事干涉的希腊等国）。一时之间，甚至连意大利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以北地区，也有落入共产党政权手中的可能（虽然时间可能不长）——可是左翼革命分子并没有动手。其中原因至今仍有争议。至于1945年以后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成立的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事实上也应看作战时抗敌运动的嫡传。因为即使在中国，也要到了1937年日军发动攻势进攻中国大部之后，毛率领的红军才开始重新发展势力，迈向夺权之路。世界社会革命的第二波，源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当年第一波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虽然在实际上，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一回，革命夺权之路，始于对战争的发动，而非对它的厌恶。

至于革命新政权的性质及政策，将在别处予以讨论（见第五及第十三章）。在本章里，我们关心的角度在于革命过程的本身。本世纪中期发生的革命，往往是长期作战后获得的胜利果实；迥异于老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跟俄国十月革命的情节也有差别，甚至与老大政权如中国封建王朝、墨西哥的波菲里奥政权［Porfiriato，编注：系指迪亚斯（Diaz）独裁政权，1876-1880年及1884－19if年］慢动作式的解体（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都完全不同。其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点。第一，谁发起革命、谁胜谁负、谁取得政权，一目了然，毫不迷离——这一点跟成功的军事政变相同。短促20世纪年代里的革命发动者，都是与苏联胜利部队有联系的政治团体。单靠地下抗敌力量，当然不能打败德日意三国的军队——甚至在中国也不例外。（至于西方各胜利国，自是强烈反共的政权。）革命之后，也没有任何政治中断或权力真空。相反地，轴心势力败亡之后，各地强大的抗敌力量中，唯一未曾立即取得政权的例子，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方盟国维持强大势力的地区（如南朝鲜、越南），一是内部反轴心力量分裂的国家，如中国，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重振声势，与当年共同抗日、如今却日益腐败衰颓的国民党政府对抗。一旁袖手观看的，则是冷眼观变的苏联。

第二，游击夺权之路，无可避免地出城下乡，离开了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传统势力所在的都市及工业中心，转入内地农村地区。更精确一点地表示，游击战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在树丛中、深山上、森林里，并进占远离人烟、杳无人迹的边远地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攻占城市，必先以乡村包围城市。从欧洲抵抗运动的观点来看，要在都市起事（如1944年夏的巴黎暴动，以及1945年春的米兰暴动），还得等战争结束，至少也得等到自己这一地区的战事停止后才有可能。1944年华沙事件，就是都市起义时机未成熟的写照，起义者的弹夹里，通共只有一发子弹，一时声势虽然浩大，最后仍归徒然。简单地说，对大多数的人口而言，甚至在革命国家里，由游击到革命之路既远又长。这条路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等待，什么事也不能做，直到变革由他处而来。抵抗运动里，真正能发挥效果的斗士，以及他们所能动员的一切组织及力量，无疑只是极少数。

即便在他们掌握的地区，游击组织也必须有群众作后盾方可发挥作用。何况在长期冲突对抗当中，游击力量势必非从当地大批地招兵买马添补帮手不可。因此，（比方在中国）原本由工人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摇身一变，静悄悄地变成了务农出身的小兵组成的部队。但这支农民兵组成的部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注定不能如毛泽东所形容如鱼得水般的简单：所谓游击队伍就是鱼，快活地游在人民这片水中。其实在典型的游击区，任何被穷追烂打的非法组织，只要行为收敛一点（照当地的标准而言），乡里人都会予以同情，并且支持他们去对抗入侵的外国部队或政府派来的任何人员。但乡下的地方派系根深蒂固，赢得其中一方的友谊，往往意味着马上得罪另外一方。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曾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想不通其中道理。他们意外地发现，将某个村子苏维埃化之后，固然可以借着宗族乡亲的好处，一个带一个，建立起一系列的“红村”网。可是相对地，同时却也陷入这些村庄恩怨宿仇的混水之中——“红村”的世仇对头，也依样画葫芦建起类似的“黑村”网。共产党人抱怨：“有时候，本来应该是阶级斗争，却反而摇身一变，竟成了东村斗西村。搞到最后，有时候居然得出动部队，去袭击对方一整个村子，把全村一举灭尽。”（Rate－China，1973，pp．45-46）高明的游击革命分子，往往学会对付这种诡谲莫测的情况。可是正如南斯拉夫作家暨共产党要人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回忆南斯拉夫游击战时所说，解放一事，极其复杂，绝非只是被压迫人民一致起来对抗外来征服者那般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