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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子弹落地开始，到苏维埃联盟解体的45年间，全球历史的走向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一期。在以后数章的讨论里，我们可以看见45年的光阴，以70年代为分水岭划分为两大时期（见第九及十四章）。不过由于国际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状况始终笼罩期间，这两大时期因此熔铸为同一种模式存在：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峙的所谓“冷战”。

二战战鼓方息，人类便又立即陷入了一场可以称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局。正如大哲学家霍布斯（ThomasHobbes）所说：“战争，并不只限于战斗行为；事实上，只要战斗意愿明白可知，这段时间都可算作战争。”（Hobbes，chapter13）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显然是短促二十世纪第二阶段的主调，正符合霍氏对战争的定义。一整个时代的人，都在全球核大战的阴影下成长，大家都相信这场核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并将造成人类的大灾难。当然有些人以为，其实双方都无意发动攻击，但是连他们也不得不抱着悲观的想法，因为“墨菲定律”（Murphys Law）正是人类事务的最有力法则（“如果事情有变糟的可能，迟早一定会变糟的”）。更不幸的是随着时间流逝，政治上、科技上，一件又一件可能会出问题的事情纷纷出笼。核对抗的状况有增无减，演变成长期存在的对抗；基于“保证同归于尽”（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疯狂”心理，“以核止核”变成防止任何一方按钮造成人类文明自取灭亡的唯一途径。这种自杀动作，所幸并未发生；但是几乎有40年之久，人类每天都生活在其恐怖的阴影之中。

客观而论，冷战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世界大战的立即威胁性其实并不存在。更进一步来看，尽管双方大言滔滔——尤其是美国一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府却已默默接受二战结束之际全球武力分布的事实；其分布状况虽然极不均衡，基本上却相当稳定难以动摇。苏联的势力范围，局限在当时的红军占领区，以及其他共产党武装势力的占领地带，并从此不曾试用武力向外扩张半步。而美方的势力，则涵盖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并加上西半球及诸大洋，一手接收了前殖民势力旧 帝国主义的霸权范围。同样的，它也尊重苏方的霸权地盘，双方两不相犯，互不越雷池一步。

在欧洲地区，各国边界已在1943－1945年间划定。根据有二：一是基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多次高峰会议的协定；一是基于唯有红军才能击溃德国的政治事实。不过其中也有几处未定界，尤以德奥两国为多。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依东西两方占领军的德国地界一分为二，却将各国驻奥部队全数退出。于是从此奥地利成为瑞士第二——一个坚守中立的小国家，欣欣向荣，外人眼红之余，只有以“枯燥无聊”名之（倒也相当正确）。而西柏林则成为苏联在德国的地盘里的一座孤城，苏方虽不情愿，却也不打算坚持，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

至于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东西势力的取向就没有这么泾渭分明了。其中只有日本一地例外，从一开始，便由美国一方独占，不但将苏联排除，其余大小各参战国也一律不得染指。至于其他地区，旧殖民帝国已是病入膏育，结局指日可待；1945年时，它们在亚洲大陆更已回天乏术，命在旦夕。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旧的势力即将离去，但是在后殖民期（Postcolonial）新起的各个国家却属未定之数。如同我们在以后几章将看见的（第十二和十五章），于是这一带便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必争之地，终冷战之日，明里暗里，冲突龃龉无时或止。双方在此处的地界始终模糊不定，跟欧洲的泾渭分明完全不同。共产党地盘向外扩张，发生什么很难逆料，更别提事先协助商予以划定了（即使是暂时性、含糊性的协定也难取得）。因此，虽说苏联并没有让共产党接收中国政权的打算，事实上却发生了。

然而，即使在这些即将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地区里，不几年间，促成国际政局趋于稳定的条件也逐渐成形。因为态势愈来愈明显，后殖民期的各个新兴国家，多数虽然对美国那一伙没有共鸣，本身却也不是共产党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内政治的处理，多半还持有反共态度，在国际事务上则采取“不结盟”的立场（non－aligned，即不加入由苏联领导的军事集团）。简单地说，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开始，一直到70年代，共产党中国早已不属于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共产阵营了。

根据事实发展，二战结束之后，世局便很快地稳定下来，并且一直维持到70年代国际形势进入另一个长期危机时，才开始变化。在此之前，两大超级强权都颇安于世界并不均分的现实，并竭力避免以公开的武力冲突去解决任何疆界上的争议，以免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正式开战。双方的行动准则，其实跟一般的想法以及冷战的词汇恰恰相反，都以为“长期和平共存”确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即使到了紧要关头，尽管在表面的官方言论上，两边好像快要甚至已经打起来了。事实上，彼此私下却依然相信对方必能自我约束，有所节制。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年），美国参战，俄方却不曾正式加入，虽然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共方面其实足足有150架由俄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Walker，1993，pp．75－77）。可是这项情报却秘而不宣，因为美方估计得很难，莫斯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被卷入战争。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其实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双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备战姿态，被对方误以为真，以为己方真的在为开战做准备（Ball1992，Ball，1993）。

这种心照不宣，以“冷和”（Cold Peace）待“冷战”的默契，一直到70年代都还颇行得通。1953年，苏方智囊团正悄悄卷土重来，乘东德一场严重的工人暴动，开始重建共产党势力。当时苏联就已经知道（或可说学到了），美国表面上要把共产党势力“席卷”倒转（roll back）回去，事实上这番呼吁，不过是在空中广播上作战罢了。从此以后，凡在苏俄地盘发生的事件，西方都完全袖手旁观；这种态度，从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即可证实。冷战时期，双方虽然都口口声声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事实上各国政府的基本决策并不遵循这项方针，倒是私下明争暗斗的情报活动，才真正发挥了冷战中决一死战口号的精神。描绘谍报谋杀的间谍小说，便成了现实世界国际斗争影响下一项最具代表性的副产品。而此类小说之中，始终又以英国作家的地位最高——弗莱明（LanFleming）笔下的邦德（James Bond），以及勒卡雷（John Lecarre）笔下的甘苦英雄，两位主人翁都在英国特务单位供职——总算在笔下人间的世界里，为现实权力政治中逐日式微的英国佬挽回一点颜面。不过，情报英雄的活动固然比实际的权力游戏具有戏剧性，若认真比较起来，除了在某些第三世界的小国之外，苏联秘密警察（KGB）、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情报单位的影响力还是很小的。

在这么微妙的背景下，这段漫长的紧张对抗期里，到底有没有过真正危险至极，有可能触发世界大战的一刻呢？——当然，其中难免也会有过几回险路走得太多了，不得不碰上意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作答；细想起来，最具爆炸性的时期，可能要从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他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本人相信美国的政策，绝对是帮助那些起来对抗外侮的民族。”）开始，一直到1951年4月，这同一位总统把在韩国的美军总司令，就是那位不听主帅调度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解职为止。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极为害怕欧亚大陆的非共区会爆发革命或濒临解体；而这份担忧，可说并非全属过虑——因为环顾现实，岂不见共产党在1949年接收了中国大陆。反过来从苏联这一面看，也正面对着美方在核武器上的垄断，以及其威胁性不断升高的反共叫嚣。1948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出走，是为破坏苏联共产党集团团结的第一道裂口。更有甚者，从1949年开始，中国已由这样一个政府来领导，它不但全力投入了朝鲜战争，而且一心一意准备对付一场真正核大战的爆发——这一点，中共与其他国家所持的“以核止核”心态大异其趣。总而言之，形势诡谲，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原子弹在广岛落地后的第四年（1949年），以及美国氢弹爆炸成功后的9个月（1953年），苏联也分别取得了这两种核武器的制造能力。从这一刻开始，两大超级强权便放弃了以战争对付对方的手段，因为一旦开战，无异为彼此签下一纸自杀协约。至于美苏曾否认真考虑向第三世界采取核行动——如1951年美国对朝鲜战争，1954年美国为援法国之于越南，以及1969年苏联对中国等等——其意向并不分明，不过最后的事实却都不曾采用。但是其中有过几回，虽然双方都肯定没有真正诉诸核武器的用意，却都曾出言恫吓对方：如美方为求加速朝鲜越南两处的和平谈判 （1953，1954年），以及1956年苏联要挟美法退出苏伊士运河等等。可恶的是，正因为双方都深信对方无意打仗，自己也从不打算按那致命的按钮，反而愈发虚张声势，动不动便以核武器相威胁以达谈判目的，或借此在国内达其政治企图（此乃美国）。事实证明，这种十足把握的心理战效果果然不虚，但却把整代的百姓给害惨了，天天心惊肉跳，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便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一连数日，不但差点把全世界投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火，事实上也把双方的高层决策人士吓得清醒过来，一时之间，总算变得比较有理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