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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世界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趋势，其变化之大不下于小农阶级的没落，其普遍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的出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即国民基本的识字能力，事实上等于是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标。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实在无药可救、或是诚实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气承认本国的半数人口仍为文盲。其中更只有10个国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于非洲——承认国内只有不到20％的国民能读能写。识字率的提高，的确有着惊人的成就；共产党统治下的革命政权，在这方面的成就更给人印象深刻。当然，若依它们所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竟能全数扫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时难免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识字率的普及程度，其中尽管不无疑问，中级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却的确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于已经结业、或是正在就学的人口数字，自然也同样快速增加。

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尤为显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学教育者犹如凤毛磷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的美国是一例外。二战以前，甚至德、法、英这3个国力最强大、发展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3国加起来1．5亿万的人口里，大学生的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10万多，即占3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后期，法国、西德、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的学生已以数百万计（这只是欧洲数国而已），更别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美国这个大众高等教育的先驱增长之速自然更不在话下。到了这个时期，凡是推广教育不遗余力的国家，大学生人数均占总人口——男女老少尽在内——的2．5％以上。少数几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大学生的比率甚至达到3％。在这样的国家里，20至24岁的年龄层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学，这种比率并不稀奇。甚至那些对推广学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较保守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士——大学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学生群数字最大的比率，却出现于经济上离先进水准尚有一段遥远距离的国家，如厄瓜多尔（3．2％）、菲律宾（2．7％）、秘鲁（2％）。

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现象，而且其势更突兀。“根据60年代一项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生所做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即为学生人数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当时美国学者曾经下过如此结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墨边界格兰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立场，沿袭了欧洲主张少数精英精神——虽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生人数，每年其实在以8％的比例增长。事实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学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显著的上升，逐渐演变为一支不可否认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势力。1968那一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学生激进主义的狂潮，而学生的声势，远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真正统计数字的比例为大。话虽如此，学生人数激增却也是铁的事实，绝对不可忽视。1960－1980年的20年里，单在学校素质优良的欧洲一地，一般国家的学生人数普遍呈3～4倍的增长之势。而西德、爱尔兰、希腊3国，更呈4～5倍的增加；芬兰、冰岛、瑞典和意大利则为5～7倍；至于西班牙和挪威两国，增长更高达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朝大学窄门挤入的现象却没有如此显著，乍看之下，似乎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为它们特别以本身大众教育的普及为骄傲。当然，毛泽东的中国是当时的一大变调。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舵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停顿。到70至80年代，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但是进一步探讨之下，这种现象还值得奇怪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结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经在7个国家里面制造了10万名以上的大学师资。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中人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和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都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上便是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培养场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调查人员曾访问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其中认为大学教育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人数，高达79％～95％。相对的，只有20％～38％的学生以为，大学文凭可以为他们带来比其家庭现有情况更高的经济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实上有了大学文凭，收入水准势必比非大学生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国家里，毕业证书更好比是铁饭碗。毕业生不但可以在国家机器里获得一份工作，权势、影响力及金钱上的强取豪夺，更随仕途而来。总而言之，毕业证书便是一把打开真正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诚然，多数学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胜过大部分的人口——否则明明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年龄，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们多年的学费所需呢？——但是也不见得是富贵人家，通常父母都为子女的教育做出极大的牺牲。韩国的教育奇迹，据说便奠基于农家父母的卖牛所得，才尽力将子女送进尊贵的学人之列（8年之间——1975-1983年——韩国学生人数由总人口的0．8％一跃而为3％）。凡是成为一家中第一位大学生的孩子，有谁不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良苦？全球景气使得无数小康家庭——包括白领阶级、公务人员、店家、小生意人、农家，在西方甚至连收入丰厚的技术工人在内——也有能力供子女全职地求学。西方的福利国家，1945年由美国首开风气，以各种助学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军人学费补助——不过多数学生还是准备过着极为简朴的求学生涯。在讲求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更把中学毕业后继续进修一事，视为学生理所当然的权利。以法国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认为州立大学应该完全开放，认为选择性招收学生不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没有此等权利）。于是青年男女纷纷拥进大学之门，政府便得赶紧兴办更多的新大学容纳他们——美、日，及其他少数国家除外，大专院校几乎普遍为公立，少有私立大学。兴办新大学的热潮，以70年代为最盛，几乎倍增。此外，60年代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新兴国家，也都坚持设立本国学府。大学，就如国旗、航空公司、军队一般，都被这些新兴国家坚持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象征。

除了一些超级小国或极度落后的国家之外，各国的男女青年学生及教职员等，动辄数以百万计，少则也有数十万。他们或集中于广大却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或潮涌入大学城内，众多大学生随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一种新成分。大学生这个现象是超国界的，他们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分享沟通彼此的观念经验，其势从容，如鱼得水，交换的速度却又极为迅速，对于新传播科技的利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也更为得心应手。60年代发展的情况证明，学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力的激进作用，他们向国内外表达其对社会政治不满情绪的方式也颇为不凡。在一些极权国家里，学生更是唯一能够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群体。因此，当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学生人数不断膨胀之际，在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后的学生人数却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减少为1．1％。其政治意义不可不谓深大。1917年以来，革命者昼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时爆发世界性的社会运动，而在1945年后的黄金年代里，最接近这个梦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数1968年吧。那一年，全球学生起来闹事，从西方世界的美国和墨西哥，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其中多数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学生暴动事件的刺激。当时的巴黎，可说是一场撼动全欧学潮的震中。老一代的观察家，如阿龙（Raymond）一辈，对学生的行动颇不赞同，斥之为一场街头闹剧，不过是一种为发泄情绪的所谓“心理剧”罢了。然而，学潮虽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绝非如阿龙眼中所视，只是一种儿戏。清算1968年这一年的总账，法国有戴高乐将军时代的结束，美国有民主党政府时代的终止，中欧共产党国家则对自由派共产主义的希望幻灭。随着特拉泰洛尔科（Tlatelolco）的学生大屠杀事件，墨西哥政治也从此静静地展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1968年的骚动（其风波一直延续到1969年及1970年），最终却不能变为一场革命，事实上也从来不曾有过发展成为革命的趋势。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再多，动员力量再大，单凭这批秀才，毕竟不能成事。学生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为另一股人数更多、却极易引爆的团体——工人——扮演了信号或雷管的角色。于是在1968-1969年间，学潮在法意两国引发了巨大的罢工浪潮。但是20年来，全面就业的经济美景，为工薪阶级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虽然罢工，但“革命”一事，却是这些工人大众脑海里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之后一直要到80年代，学生运动才再度出现——但是这一回出现的场地，却是在彼此相异不下千里的几个国家，如中国、韩国、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这一回，学生们的反抗运动非同小可，似乎确有引爆革命的架势。至少，他们的声势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视，把他们当作一种真正的威胁看待，因此有北京天安门广场之类的事件出现。1968年的伟大梦想失败以后，某些激进学生确也曾诉诸小团体的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以达革命目的。这一类的活动，虽然在宣传上形成了相当轰动的效果（至少也满足了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之一），但是对实际政治发展，却少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若真有任何实质影响的迹象，政府也说做就做，往往立刻采取手段。70年代，在那场所谓的“肮脏战争”（dirty war）里，南美一些政府便曾无所不用其极，对学生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在意大利，也发生过幕后贿赂谈判的丑事。本世纪最后十年唯一能够逃过这种悲惨下场的，只有西班牙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恐怖分子团体自由党（ETA），以及在理论上属于共产党的秘鲁农民游击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后者仍靠阿雅库乔（Ayacucho）的大学师生之赐方才问世成形，是他们送给该国人民的一项可怕礼物。

在此，我们就感到几分困惑了。黄金年代众多的社会因子当中，为何独独这个新起的社会群体——学生——会选择一条左派激进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连民族主义一派的学生也爱将马列毛的红色头像，缝制在他们的旗帜上（只有反共产党政权的学生暴动例外）。

这种现象显然远超出社会层级的范围。新兴的学生族群，基本上属于一组青少年龄群，即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短暂停留驻足的时期。学生中，更包括人数快速增长，比例甚大的女学生。学生时期，是女性在短暂的青春及永远的性别之间一段暂停的时间。稍后，我们将探讨某些特殊的青少年文化现象，这些文化不但将学生与其他与他们同龄的族群相结合，也与新女性的意识节节相关——后者影响之广，其触角甚至远在大学校园之外。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有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试问中古大学校长对年轻学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没有两样。于是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的欧洲父母，便劝诫一代又一代对长辈充满不信任的儿子说（后来更包括女儿）：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固然充满了革命热情，但等到35岁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事实上，这种热情随着年龄退去的观念，在西方文化里如此根深蒂固，某些国家——也许多数是大西洋两岸的拉丁系国家——甚至完全不把学生的好战刁性放在心上，有时连年轻一辈武装游击的行动也轻描淡与。年轻的心是活泼的，是激动的。有个笑话说得好：（秘鲁首都）利马的圣马科斯（San Marcos）大学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从事与政治无关的中产阶级专业之前，必须先在一些激进毛派的队伍“为革命服役”——不过这是在所谓正常生活还能在这个倒霉的国家进行的年头（Lynch，1990）。墨西哥学生也学到两样功课：一是机关吸收新人的对象，往往来自大学生，而二是学生时代的革命表现愈激烈，毕业后得到的差事就愈好。甚至连我们可敬可爱的法国老大哥，到了70年代初期，也有某位前毛派分子人士在政府中出类拔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以上种种现象，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批天之骄子，这一群有着比其父母、比其非学生的同辈，都有着更好前途的年轻学子，竟然会受到政治激进路线的强烈吸引——只有极少数例外。当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安心求学，他们对激进的政治路线毫无举，专心一致，只求取得将来可以帮助自己飞黄腾达的学位。可是听话的多数学生，比起好闹事的少数，所受到的注意力却远为逊色，——不过后者的比例虽少，论其绝对数字却也不可小觑。这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少数，借着各式各样的公开搞议活动，往往独霸了大学校园生活水平的焦点，他们在墙上贴满海报，信笔涂鸦乱画，又举办一连串的会议、游行、罢课，有声有色。这种左翼激进的程度，在落后国家虽不少见，对发达国家却是极为新鲜的事情。因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欧、西欧和北美3地的多数学生，通常若非右派，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学生人数暴光增一事的本向，也许可以为此事提供一个答案。二战结束时，法国学生人数不足10万。到1960年，已经暴涨一倍，超过20万人；10年之内，又再度呈三级跳升到65.1万余人（Flora，p.582 Deux Ans 1990 p.4）（这10年间，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人数增加几乎3.5倍，社会科学者更增加4倍之多。）学生暴增之下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一批又一批涌入大学之门的学生，许多都是一家几代以来才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校方措手不及，不论在硬件设施、软件师资，以及治校观念上，都无法应付这一股暴涨的洪流。此外，随着这一年龄层继续求学人数的增加——在法国一地1950年为4％，1970年则上涨为15.5％——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什么非同小可的特权及奖赏，大学校规加在这些年轻（通常两袖也清风）“小大人”身上的约束便自然难以忍受了。学子们对于校方权威的憎恶，很容易便扩张延伸，变成对任何一种权威都产生反抗的心理，因此，（西方）学生往往倾向左派。于是60年代，便成为学生闹事“超水准”（par execellence）演出的时代，此事实在不足为奇。再加上各个国家又有其他种种特殊的原因火上加油，学生骚动愈演愈烈——如在美国有反越战风潮（事实上即反兵役）；在秘鲁则有种放族仇恨事件（Lynch，1990，pp.32-37）——不过学生骚动不安的现象实在普遍，一一个别解释反显多余。

再从另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支学生新群众，却与社会上的其他族群以一种相当尴尬的角度相对立。与其他历史悠久、地位已经确立的阶级或社群相比，学生在社会上既无确立的地位，与社会之间也无固定的相关模式，学生者，至多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少年时期而已——这一股学生暴增的新浪潮，在战前微不足道得简直可怜（号称拥有优良教育程度的1939年德国，仅有学生4万名）。就许多方面而言，学生大众的存在，正暗示着孕育出这批新大众的社会本身的问题。从问题到批评，不过一个跑步的距离。这批新人类如何适应社会？这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学生群如此而已青春年少，这些青春之子与其父母之间的鸿沟如此深阔，问题待解答的程度便愈发紧急，年轻人的态度愈形重要，年轻的孩子属于战后一代，他们的父母则难忘当年惨痛，时时不忘恩负义比较；当前的美景，大大超出他们的所想所望。而年轻人的心中，对战后惊人的增长却缺乏亲身经历与渐入佳境的意识；他们心中的不满，便毫无缓冲的余地。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这些校园年轻男女经历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对现状的想法与父母一辈截然相反，他们只觉得凡事都应该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反叛达到这个目的。而他们的老一辈呢，习惯了过去失业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难忘——如今情况大为好转，对于大规模的暴动事件自然便毫无兴趣。学生群的不安，正好在全球不景气达到高潮的节骨眼上爆发；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要反抗的事件，尽管模糊盲目，却正是这个现存社会具有的种种特质，而非由于老社会的进步不够。矛盾的是，这股新激情的始作俑者，原是一批与经济利益不相关的学院中人。但是他们起来骚动的结果，却感动了另一批向来以经济动机为出其不意发点的群体。后者在学生一闹之下，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可以索取远比目前所得更多的东西。于是欧洲学潮的直接影响，便是一连串工人罢工的活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改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