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要展现帝国的形势究竟危急到何种地步，一个新的巨大威胁又在9世纪初初现端倪。一个强大的地方霸主跨过喀尔巴阡山脉，将特兰西瓦尼亚到多瑙河的所有保加利亚人集结起来，建立了最初的保加利亚帝国。这位强大的可汗名为克鲁姆，他使拜占庭的军队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杀死了一位皇帝，并用计推翻了另一位。他的军队几乎未曾遇到任何抵抗，就席卷了黑海地区众多富庶的城市，将当地全部人口监禁起来，进而威胁整个巴尔干地区。甚至君士坦丁堡也在这位所向披靡的可汗面前陷入危机，但它的城墙实在太过坚固，失望的保加利亚人只好将目标转向城郊地区，将当地来不及逃难的一切生灵赶尽杀绝。

幸运的是，克鲁姆的恐吓好像曾经的阿提拉和未来的成吉思汗一样，相较于潜在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个人魅力，在这位可汗去世后，他所带来的威胁就迅速消失无踪了。不过，这突如其来的耻辱依然给不知所措、心怀恐惧的帝国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因此导致有些人开始重新考虑恢复偶像破坏运动。不论后世对于那些坚持偶像破坏主义的皇帝如何评断，他们无疑都在军事上大有作为，现在的境况无疑正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帝国英勇作战。在伊琳娜去世不到十年内，一名暴民打断了圣使徒教堂内的一次礼拜，闯入君士坦丁五世华丽的大理石陵墓，乞求这位伟大的偶像破坏主义者能够死而复生，带领拜占庭大军重新赢得辉煌的胜利。

然而不幸的是，仅仅是将几件艺术品付之一炬并不会增强帝国的军事实力。在相对平静的几十年过去之后，哈里发重新展开了攻势，帝国军队也证实了他们确实没有能力阻挡敌人的步伐。826年，一支穆斯林军队在克里特岛登陆，强迫当地的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将都城干地亚变为了世界最为繁忙的奴隶市场。838年，穆斯林入侵小亚细亚，洗劫了阿摩利阿姆，在当地的教堂中围困住大部分居民，然后将所有人活活烧死。次年，西部西西里大部分地区沦陷，阿拉伯人进军意大利，征服了塔兰托，将这片“意大利长靴的鞋后跟”作为基地，对如今的克罗地亚沿海地区发起进攻。帝国政府对此十分警觉，因此派使者向西方的皇帝“虔诚者”路易求援，但十字军东征的精神显然远在200年之后才会出现，因此谈判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皇帝无视日益强烈的反对声音，选择继续固执地推行偶像破坏政策，他认为这才是让帝国重获上帝垂青的唯一出路。他甚至以个人的名义痛打两名巴勒斯坦修道士，因为他们拒绝破坏圣像，当一周的酷刑也无法迫使他们改变心意之时，他令人将侮辱性的言辞刻在他们的脸上，将他们流放到了安纳托利亚。在涉及宗教问题时，这种愚蠢的行为是不可能带来任何正面效果的，没有了胜利的言论作为支持，偶像破坏主义已经是强弩之末。大部分拜占庭人都意识到，随着他们的偶像被毁坏殆尽，他们的艺术灵感也随之消逝。公元843年，在不到30年之后，偶像破坏主义几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在那年大斋期的第一个周日，美丽智慧的皇后狄奥多拉正式结束了拜占庭的最后一个宗教争议，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举行大规模宗教集会，以及感恩节礼拜仪式。艺术家们又一次拿起了他们的画笔、锤子和凿子，重新开始用绘画、木雕和石雕等艺术形式表达对神的礼赞。自从第一个圣像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出现以来，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当时的揭幕仪式仍然让人记忆犹新，那些黑暗的年月丝毫没有磨灭拜占庭艺术的辉煌。

军事上的形势也开始逐渐扭转，在9世纪中期重新出现了鼓舞人心的景象，帝国开始缓慢地恢复力量。曾经因为战乱失去过大片领土，如今它又重新成了小亚细亚、色雷斯和希腊的中心，但这些领土本身十分强盛，并且团结统一。宗教纷争已经在叙利亚和埃及混乱不堪的土地上消失了，那些小规模的帝国政府按自己的效率办事，并不因统治者而受到影响。新的金矿逐渐被发掘，国家的财力得到恢复，一部分富裕的商人阶级重新崛起，去追寻这些意想不到的财富。

更加鼓舞人心的是学术的火花再次燃起，但非常讽刺的是，这种复兴是在偶像破坏主义的余烬之中诞生的。双方在论辩中都试图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因此需要去引用那些晦涩难懂的文献，教会的神父们希望对这些文献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以便反驳对方的观点。私人学校开始在帝国的土地上四处崛起，对教育的兴趣开始逐渐传播，读写能力也逐渐在大众之中普及。在9世纪中期皇帝狄奥菲雷斯的统治下，教师开始得到从公共资金中划拨的资助，缮写室纷纷开放，君士坦丁堡大学新增了大批法律和哲学类的人员补助。

东罗马的这一点与西方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教会正在缓慢地传播曾经得以保留的学习传统的一鳞半爪。西方的中世纪思想虽然至关重要，但已经与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彻底脱节，一直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恢复对古代世界的研究。相比之下，东罗马的学校能够充分沿袭他们繁荣至今的古代哲学和文学传统。几年之内，拜占庭的智慧之名便远播世界各地，一位哈里发甚至还邀请一位专家到巴格达进行交流。皇帝拒绝让这位专家前去，而是令他继续留在都城，这个决定可谓是明智之举。为新兴起的好学之风所鼓舞，宫廷历史学家们又一次举起了手中的笔，年轻的贵族们重新开始学习古代文献，拜占庭的学术传统自从伊琳娜的统治时期以来几近中断，如今又重新迎来了繁荣的局面。狄奥菲雷斯的军队或许在小亚细亚未能取得辉煌战果，但他带来了文化的复兴，对公正平等的关心使他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在一个皇帝被视为是无与伦比、高不可攀的人物，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的时代，狄奥菲雷斯与人民的关系相对比较亲近。他是一位忠实的二轮战车赛爱好者，曾经投入蓝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比赛，并且因为技艺高超而引发人群的热烈欢呼。但是，令所有君士坦丁堡人民大为惊讶的是，皇帝非常喜欢乔装打扮后在都城的大街上游荡，就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与他们亲切交谈，保证商人贩卖器物的价格公平。曾经有一周，伴随着喇叭发出的嘟嘟声，他骑马从城市的一端来到另一端，对那些想要将他搜寻出来的人加以鼓励。那些阻拦他的人都确信，不论这个人有多么巨大的权力，他总是有一只富有同情心的耳朵。一位寡妇来到皇帝的面前，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故事，她说皇帝现在骑的这匹马是一位高级地方官员从她的家里偷走的。狄奥菲雷斯尽责地调查了这件事情，当他发现这位寡妇所言非虚时，他立刻将那名地方长官鞭打一顿，并告诉周围围观的民众，公正才是一名统治者最大的美德。

平易近人并不意味着这位皇帝失去了哪怕一丝一毫的帝王威严，他在打造建筑上倾注了巨资，希望打造出一件自从查士丁尼时代以来绝无仅有的杰作。所有皇帝都有着奢华的癖好，但狄奥菲雷斯在这一点上绝对能够令他的大部分前人都无比汗颜。绵延金角湾一带的坚固城墙以令人震惊的迅疾速度拔地而起，一座恢宏壮丽的夏宫落成，君士坦丁大皇宫也在将近三百年之后第一次彻底整修。这最后一件创举令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大感兴趣，他们留下了数量浩如烟海的相关著作。在他们眼前，狄奥菲雷斯改变了整个大皇宫杂乱无章抑或古板落后的建筑群落，将之打造成适合一位9世纪皇帝的华丽居所。这样的创新之举可谓是姗姗来迟。这座大皇宫由塞维鲁在2世纪建成，又由后来的数任皇帝随意改建，他们建造了接待厅、寝宫、教堂、浴室和办公楼，直到这杂乱无章的建筑群几乎要占满城市的整个东南角。

狄奥菲雷斯在大皇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去除那些杂乱的墙壁和无用的房间，将各部分建筑用简洁的长廊连接起来。4个世纪前，狄奥多西二世曾经建造了马球球场，当时他从波斯引进了这项皇家运动，如今场地得以扩建，由地下蓄水池供水的喷泉不久也增建了装饰优美的廊道和阶梯式花园。乳白色的大理石阶梯通向通风良好的厅堂，玫瑰树丛和斑岩廊柱围绕着精美的壁龛，银色的大门通向闪亮的马赛克装点的房间。然而，真正奢华的当属狄奥菲雷斯那无与伦比的皇宫正殿。整个帝国，不如说是整个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金碧辉煌的程度，或者是对财富的展现，都无法与这间宫殿相比拟。在巨大的黄金宝座之后，是铸造的金树和银树，其上是宝石装点的机械鸟，碰触机械杠杆就会发出悦耳的歌声。围绕着树枝基座的是黄金铸造的狮子和兀鹫，从每一侧的扶手下方虎视眈眈，似乎随时都会活过来一样。对那些毫无心理准备的使臣而言，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便是皇帝一声号令，然后一架黄金管风琴就开始奏出震耳欲聋的乐曲，鸟儿一齐鸣唱，狮子甩动尾巴，发出咆哮。很少有来访者不因为这样的阵势而感到恐惧和敬畏。

然而，宗教领域无疑是最能够体现帝国日益增长的强大自信的地方。对拜占庭的宗教思想领域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越来越多的人坚持认为，只有罗马教皇的话语才是唯一决定教会政策的根据更为难堪的了。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四位大牧首一般而言都要听从圣彼得传人的旨意，但关于信仰的重大问题一般都在协商后一致决定，这与西方都城日益增长的独裁主义正好相反。曾经，东方与西方都将日益激烈的分歧掩盖在和谐、疏远的表面关系之下，但一种新的斗争精神正在逐渐酝酿。当教皇派遣法兰克传教士前往斯拉夫地区传教时，牧首佛提乌做出的回应是派出他自己的代表团，极具智慧的修道士兄弟圣西里尔与梅索迪乌斯前去传教。

教皇的团队占据了先机，但他们却因为坚持用拉丁语行使一切礼拜仪式，即便他们新的皈依者对拉丁语一窍不通，此举使当地的斯拉夫人疏远了他们。西里尔与梅索迪乌斯则正好相反，他们立即开始学习斯拉夫语言，当他们发现这种语言没有对应的书写字母时，西里尔创立了一种斯拉夫字母。西方的主教们非常愤怒地抗议，表示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才是唯一有权在神圣的礼拜仪式中使用的语言，但西里尔反驳说因为上帝的恩惠对众生平等，因此任何一种语言都能够用来赞美主。保加利亚可汗对佛提乌承诺的新的自由条款十分感兴趣（当然他也绝对不想成为罗马的附庸），他来到君士坦丁堡，在圣索非亚大教堂接受了洗礼，此后保加利亚也正式被纳入了拜占庭的文化圈，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通过使拜占庭文化脱离希腊语的束缚，佛提乌将帝国的影响力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因此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拜占庭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纽带。相比拉丁语在西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东方的举措提前了6个世纪之久。

将斯拉夫地区纳入帝国的文化圈提升了拜占庭的声望，但也同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通过就巴尔干问题与罗马公开争论，君士坦丁堡将东、西方一直以来的紧张局势摆上了台面，与教皇之间的关系也陷入濒临决裂，无法挽回的境地。双方在文化上的分裂可谓由来已久，当互相之间的怀疑和仇恨最终酝酿成熟时，双方都只能自食其果。

然而，这一问题在未来的数个世纪还要持续。帝国如今正充满信心，准备好迎接一场伟大的复兴。唯一缺少的关键因素便是一位英明的皇帝。9世纪登上皇位的众多皇帝虽然都有着不少的闪光之处，但他们的军事成就无一例外并不光彩。尽管他们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颇有建树，但都没有能力将帝国拉出军力衰退的泥潭。看上去似乎颇为荒谬的是，向着这个伟大复兴目标迈出艰难第一步的是一位名为“酒鬼”米海尔三世的皇帝。

正如他的绰号那样，米海尔确实很难算得上是一位能够鼓舞人心的明君，但他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他深谋远虑的叔父。当皇帝在都城的酒馆中以无愧于他名号的架势沉醉酒乡之时，他的叔父巴达斯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为帝国带来了第一场辉煌的胜利。在他的领导下，拜占庭军队自7世纪以来首次跨过幼发拉底河，海军也在埃及发动了英勇的突袭。当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埃米尔（阿拉伯国家的贵族称谓）入侵帝国领土时，巴达斯击退了他们，杀死了这些埃米尔，大部分的敌军也被歼灭。

这样巨大的胜利令巴达斯的声望达到鼎盛，因为谁也说不清皇室的血脉究竟能够绵延多少年月，因此不少人猜测米海尔三世逝世之后，他极有才干的叔父将会继承他的位置。自然，皇帝如今依然有机会推举其他人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虽然米海尔有不少青睐的人选，但这些人多半都是善于宴饮交际，并没有多少治国的能力。与此同时，巴达斯非常乐意叫自己可怜的侄子沉迷享乐，而自己作为帝国并非名义上，而是实质上的掌权人。

然而，懦弱无能的皇帝带来的麻烦在于他们总会在权力的旋涡中摇摆不定，“酒鬼”米海尔便被一个人牢牢掌控。此人举止粗野，亚美尼亚农户出身，名为马其顿的巴西尔一世。起初巴西尔因为在一场摔跤比赛中展现出过人的力量而被皇帝注意，按照米海尔三世的标准，这个理由足够让他得到晋升，因此这名年轻的亚美尼亚人得以在帝国宫廷之中服役。对任性妄为的皇帝而言，这可谓是一个致命的大错。巴西尔为人既有智慧，又有野心，同时极度冷酷无情。巴达斯警告他的侄子，巴西尔是“一头雄狮，将会把所有人都吞下肚”，但皇帝全然没有放在心上。不到一年，巴西尔便秘密将巴达斯暗杀，米海尔因为能从自己大权在握的叔父桎梏下解放出来而感到万分高兴，因此大大奖赏了他野心勃勃的宠臣，封他为共治皇帝。然而几个月之后，米海尔也在整夜痛饮之后遭到暗杀。巴西尔用一个马鞍垫覆盖在皇帝身上，遮住流淌的鲜血，然后紧急来到大皇宫，希望能在所有人来得及反对之前将皇位据为己有。事实上他实在不必为此担忧。“酒鬼”米海尔在很久之前便将皇家尊严彻底抛弃，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对这次暗杀表示抗议。当次日的朝阳光辉照耀寂静中的都城之时，一个曾经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而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的是，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已经悄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