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最初的岁月里……集体性失忆成了欧洲人的庇护所”［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Magnus Enzensberger）］。这种遗忘和从头开始的想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战败仅仅两年后即开始了冷战，三年后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西欧的经济奇迹拉开了帷幕。人们没有时间，当然也没有动力去反省战争和沦陷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没有时间悲伤。1945年欧洲各地一触即发的革命性内战被扼杀了，它们的源头被埋在集体性的沾沾自喜中：“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们”开展了抵抗，“我们”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欧洲。

如果不是西欧人快速把战争抛在脑后，许多战后欧洲国家的重建将艰难得多，更别提任何欧洲共同体了。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欧洲”在回归的记忆面前极为脆弱——过去不仅是理解之源，也是现实的负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一针见血地指出：“遗忘或者说历史错误是民族史的关键要素，因此对于民族而言，历史研究的进步经常是个威胁。”

但威胁到战后轻易取得的稳定局面的不是历史研究，而是历史本身。当然，历史研究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比如对维希法国的调查［特别著名和有代表性的是哥伦比亚的外国史学者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发表的成果］；在联邦德国，由史学家等参加的“历史辩论”（Historikerstreit）探讨了纳粹的整个兴亡过程（特别是对犹太人的灭绝）是否具有唯一性；在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承认自己加入过纳粹组织并对战时军旅生涯“记忆有误”后，奥地利史学界再度活跃起来；意大利也开始尝试性地质疑反法西斯神话，特别是克劳迪奥·帕沃内（Claudio Pavone）关于1943—1945年意大利内战的作品——这些成果共同描绘了一幅1945年欧洲更加复杂的图景，使其沉重的遗产得以呈现。不过，真正让情况发生彻底改变的（也可以说为战后时代最终画上句号）是1989年的剧变。

共产主义的终结也是记忆的开始。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这条定理的真实性是不言自明的。过去六十年间关于中欧和东欧历史无法言说（甚至不为人知）的东西现在浮出了水面，并对另一种有所不同但同样令人不适的记忆压制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民主德国，人们乐观地相信，经济繁荣会让分裂的国家走到一起，并洗刷掉不愉快的记忆——简而言之，他们试图复制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及其附带的好处——这种想法的破灭更多的不是因为记忆的存在，而是无法取得类似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德国那样的经济转型。

不过奇怪的是，1989年的事件对西方产生了更大的道德冲击。毕竟，大多数东欧人都知道自己生活在谎言中，关于他们过去和现在的官方描述与他们记忆中的经历和现实的观察大相径庭。对于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1989年的“创痛”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动荡和政治上的失望。但对西欧人来说，1989年意味着层层的幻觉和沉默即将被揭开。这种困境在法国最为强烈。正当法国人经历了昂利·鲁索（Henry Rousso）所称的“维希综合征”的折磨并恢复过来，正当他们结束了无力承认战争历史的四十年，开始清醒地直面它时，他们发现自己关于本国战后地位的一切认识都受到了严重挑战。

作为西欧的基础，法德双领导制的核心是一种让两国各得其所的安排：德国执掌经济大权，而法国则享有政治主动权。当然，在最初的岁月里，德国人尚未拥有今天的财富，法国人是真正的主宰者。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此，法国在西欧事务中的霸权基础只剩下无法动用的核武器，无法在欧洲部署的军队，以及国际政治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战后三大战胜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表现出的宽宏大量）。法国和联邦德国关系中心照不宣的前提是：你们假装不强大，我们假装没注意到你的强大。

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德关系最接近的是19世纪初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关系。在正经历工业化过程的日耳曼北方诸邦中，普鲁士正变得日益富有和强大，但奥地利人认为，这种情况并不非常危险，甚至还能带来某些好处，只要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是欧洲德语国家的主导者，并得到相应的尊重就可以了。等他们意识到自己昔日的主导地位只是虚名时已经太晚，繁荣的普鲁士有了扩张影响的野心以及将这种野心变成现实的实力：奥地利人被打败并屈服，失去了主导者的地位，在统一后的德国内部没有了位置。诚然，法国不可能再一次在德国人面前遭受（军事）失利，但在其他所有方面与上述情况非常相似。

于是，随着1989年铁幕的拉起以及人口和财富远远超过法国的统一德国的诞生，法国外交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画上了句号。从1951年到1989年，法国一直享有特别的行动自由，并因此对手中的真实权力产生了幻觉——与它结盟的是一个强大但不构成威胁的邻国，而唯一对其安全可能构成威胁的国家远在东方，这种情况在几个世纪以来是第一次。轻易取得的政治优势地位使得大多数法国人都没能看见本国在欧洲的存在正日渐削弱。

下面的经济数据也许可以证明这点。1990年的一份法国经济影响力（以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对双方的重要性为衡量标准）的图表显示，法国的存在仅限于欧洲九国，即六大初始成员加上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相比之下，德国的经济影响范围不仅包括欧盟十五国，还涉及欧洲南部和东部的国家。上述数据的意义非常清楚。从1951年到1990年，除了巩固原有地位，法国几乎没做什么，而德国经济则扩展到整个欧洲。法国成了局限于欧洲西部边缘的地区性力量，而德国甚至在统一前就再次成为了欧洲大国。

更为意外的是，所有人都迟迟不愿承认真相。正是由于“二战”的屈辱经历（以及后来在越南的军事失利、北非的平民冲突以及1958年第四共和国的垮台），法国人有各种理由坚持在小欧洲扮演主导角色——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法国的利益在那里受到特别照顾。不过在某些方面，1989年的冲击带给德国的影响同样巨大。如果说国势不振和国际权力的式微勾起了法国人痛苦的记忆，那么在德国造成同一结果的则是表面上的权力过剩。从阿登纳到科尔，德国政客们的一贯做法是对德国的力量保持低调，追随法国的政治动议，并强调自己的愿望只是在欧洲繁荣的基础上保持德国的稳定；这些表态捆住了德国自己的手脚，留给1989年后的欧洲一个肌肉僵硬、全无民族使命感的国家。

于是，今日德国的国家日程显得有些应接不暇。除了合并民主德国后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德国人还必须面对“东方政策”带来的困局：许多德国政客（特别是左翼）很想让过去的状况延续下去，希望柏林墙能够继续存在一段时间。1989年前的联邦德国人（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对民主德国的政治迫害置若罔闻，“东方政策”与“局势缓和”才是首要考虑的。尽管大多数联邦德国人选择将其从记忆中抹去，仍有不止一位的民主德国的异议人士对此耿耿于怀。德国人还不得不面对本国实力所带来的尴尬——既然他们现在有能力领导欧洲（而且事实上正在这样做），他们将把欧洲带往何方呢？他们是哪个欧洲的天然领导：是法国打造的偏西的“欧洲”，还是符合德国利益的那个传统欧洲，那个德国并非处于东部边缘，而是居于正中的欧洲呢？这时，记忆的大门再次打开。居于欧洲中心的德国所唤起和让人联想到的东西是1949年后许多民族（德国人可能尤其如此）不愿面对的。但让德国热情而并不十分合理地依恋自己的西部边界，仿佛那是让它免遭心魔困扰的唯一屏障，这种形象也不是很能让人接受。

在漫无止境的欧盟辩论中（如单一货币、货币联盟、开放或封闭边境、标准化和多数表决，这些议题从1955年甚至更早开始便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欧洲的谈判桌上），只有一个问题与此密切相关：欧盟是否应该扩张？如果是的话，扩张的程度和条件又是什么？扩张的程度越大，条件越严格，德国的核心地位也必将越明显。在偏处一隅的欧洲度过四十年悠闲时光的法国有各种理由对上述扩张表示恐惧：并非因为它代表了欧洲大陆权力平衡的偏转，而是因为它证明了这种偏转正在稳步进行。由于欧洲不可能停滞不前，另一种选择只能是花更多的时间来完善（和保护）“现实存在之欧洲”的制度，尽可能延缓东扩（除了赋予无意义的身份）。

但如果德国和法国继续做着美梦（至少两国的政客是这样，不过民调显示，两国选民对欧洲的前景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怀疑），并鼓励其他国家效仿呢？如果就像已故法国总统密特朗曾经含蓄地表示恐惧和试图避免的那样，1989年后真正的问题在于：任何让欧洲进一步扩大的举动只会使现有利益受损呢？简而言之，如果统一的欧洲变成了零和游戏，东部新成员的得益必将对现有成员造成切实的损失呢？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新的；当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时，在某些人的疑虑背后可以看到类似的恐惧和考量。但这一次，恐惧也许不再是空穴来风。

在现有形式下，欧盟真能吸收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吗？仅就经济而言，后者将成为沉重和不受欢迎的负担。在1992年的欧共体预算中，只有4个国家是净贡献国：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按照人均贡献值降序排列）；而同样按照人均降序排列的净受益国则是卢森堡、爱尔兰、希腊、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和意大利。诚然，后来加入的新成员瑞典、芬兰和奥地利都是潜在的净贡献国，但它们的经济规模较小，贡献的份额不会太大。与之相反，所有未来可能的欧盟成员（瑞士除外）都无疑会被归入净受益国。

据1994年贝塔斯曼基金会的研究预测，仅“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指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每年就将耗费欧盟200亿德国马克的直接支付，超过了目前对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的支付总额。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需求更多，贡献则甚至更少。最发达“候选国”（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生活水平不到欧盟当前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那些更贫穷的国家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用简·克莱默（Jane Kramer）的话来说，“只有没人因为‘欧洲’理念而受伤或者认为自己受伤，它才有吸引力。”无论是否有人会被认为“受伤”，如果想要让未来的成员与现有的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欧盟显然将要付出很多钱，而且不是它现在可以承受的。

此外还有非经济方面的考虑。尽管在今天的欧洲提出这个问题被认为是不太恰当的，但按照现行的某些规则，大多数东欧国家的确与欧盟成员的标准相去甚远，特别是对个人和少数派（宗教、民族或种族）权利的保护。无论是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人的艰难生存状况，还是两国对出版自由事实上的限制，无论是吉卜赛人在东欧各地遭受的虐待，还是该地区对新闻媒体的限制（波兰是值得称道的例外）——在现行规则下，上述现象的存在让许多东欧国家无法加入欧盟。某些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希腊，该国不仅歧视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非东正教团体，对北方新成立的马其顿也没有表现出邻邦之道。但“欧洲”内部一个半民主的巴尔干国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接受更多言不由衷的特例。

当下困局的源头之一在于欧盟不再像过去那么繁荣。如果柏林墙的倒塌发生在1971年，尽管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受惠面扩大到被解放的东欧诸国仍将引发许多担忧，但所面对的经济困难不会那么严重——由此带来的负担大约相当于今天德国为统一所付出的代价。在随后的岁月里，西欧的经济增长率和人们所感知的生活水平出现了下滑。1974年的石油危机对最强大的欧洲经济体也造成了严重冲击：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74年和1975年分别下降了0.5%和1.6%，这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中是前所未有的。1981年和1982年，该数据再次分别下降了0.2%和1%。1976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战后第一次下降（3.7%）。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水平。这种结果并不意外。1950年，石油仅占西欧能源需求的8.5%；就像我们在前文看到的，其余部分大多由煤炭这一欧洲本土的廉价化石燃料提供。但到了1970年，石油已经占据欧洲能源消费的60%。于是，翻了两番的石油价格终结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廉价能源时代，突然大幅提高了制造业、交通和日常生活的成本。

欧洲共同体本身也遭到了重创。欧共体曾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能同时很好地满足成员国截然不同的需求，它们源于这些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不同的经历和记忆。比利时人（和英国人一样）最害怕的是失业；法国人首先想要避免之前几十年的马尔萨斯式停滞；德国人总是对不稳定和贬值的货币感到恐惧。1974年后，止步不前的欧洲经济让各国不得不面对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东西：失业率上升，增长停止，物价飞涨。

于是，过去的痛苦出乎意料地重新降临。货币稳定和近乎完全就业的不断增长周期在20世纪70年代戛然而止，再也没有恢复。欧洲不仅无法向不断扩张的受益群体提供经济奇迹的红利，甚至连自己能否继续享有它都成了疑问。1989年的事件把这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欧盟对它的无能为力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是现实。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这也是与之前几十年的承诺形成鲜明反差的地方。

两次大战之间的失业状况在各国有所差异。在法国，它从来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年均失业率只有3.3%。但在英国，20世纪20年代已经有7.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到了30年代更是达到了年均11.5%，各个派别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这种情况永远都不该再次出现。在失业率接近9%的比利时和德国，人们流露出类似的情感。因此，战后欧洲经济的光辉成就之一在于，北欧和西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了近乎完全的就业。20世纪60年代，西欧的年均失业率只有1.6%。在随后的十年间，数字上升为年均4.2%。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共体的失业率再次翻番，达到9.2%；1993年的数字为11%。

在这些本身已经令人沮丧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某些更加让人不安的现象。1993年，有六个欧共体国家（西班牙、爱尔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25岁以下人口的失业比例超过了20%。更为惊人的是，在英国、荷兰、联邦德国和上述六国，失业人口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长期失业。甚至在芬兰和瑞典这样富裕的国家（1993年12月提出入盟申请），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很高，芬兰的国内总体失业率更是达到16%。20世纪80年代通胀的再分配效应使得上述数字产生的影响越发严重，让有工作的人和失业者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更为糟糕的是，与快速增长时期不同，回暖的经济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吸收富余劳动力并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今天，还有谁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幻想，还有谁会天真地相信生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剩下的只是调整分配和避免过剩呢？

快速增长（伴随着城市扩张，以及城市和城郊社区的变迁）与随后的经济停滞不仅让西欧再次面对经济波动的威胁（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而言，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末之后的第一次），而且还带来了工业革命初期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现实风险。在今天的西欧，随处可见荒凉的卫星城、破败的城郊和绝望的城市贫民窟。甚至伦敦、巴黎和罗马等首都大城市也不像三十年前那么整洁、安全和充满希望。在上述大都市和从里昂（Lyons）到吕贝克（Lübeck）的十几座外省城市中出现了城市底层阶级，他们中既有多为黑人的外国人，也有以年轻白人男性为主的群体，前者成了后者的仇恨对象。如果说过去二十年间上述令人沮丧的新现象尚不够造成爆炸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话，那么西欧国家在1945年后所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足以造成这种后果。

各种形式的福利是近年来西欧人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它使该地区不同于美国（那里几乎没有任何涵盖全体公民的集体性正式医疗和保障服务），也不同于东欧（那里的服务是正式的，但此外几乎一无是处）。除了带来毋庸置疑的社会利益，福利国家还是特别有效的政治安全阀——如果没有它，近年来的经济萧条很可能会导致堪比19世纪4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性后果，并早就让战后稳定将无限期延续下去的美梦彻底破灭。

和1945年后欧洲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加大福利和社会服务投入的做法与两次大战之间的记忆直接相关，因为人们永远不希望那段历史重演。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受创最重的国家也是后来的社会改革最积极的倡导者，这绝非巧合。在“二战”前的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失业率比欧洲其他地方都高（1932—1933年达到丹麦和挪威劳动力的43%，瑞典的31.5%）。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更犹豫的欧洲大陆国家，包括普遍社会权利、高额的累进税、缩小收入差距、统一费率和集中提供基础服务。从1945年到1950年，英国工党政府的各类社会服务和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丹麦是9.8%，瑞典是8.9%，挪威是7.8%。到了1973年，当选民第一次清晰地流露出对税制的不满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福利支出已经至少达到国民收入的22%。

欧洲其他国家的跟进速度要慢得多。意大利［由阿尔齐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领导］、联邦德国（由阿登纳总理领导）和法国（解放后最初的十年间，乔治·皮杜尔的人民共和运动在大部分时间里执掌政权）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对“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并没有那么热情；不过，他们还是对国家必须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险和退休等方面保持高投入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鉴于当时的国防支出较低并且还在不断下降，福利和相关领域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可以较好地反映它们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经历了1938年到1950年的缓慢增长后，政府支出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有了大幅提高——下表中的国家本身的经济增长同样迅速：

日益发达的公共服务主要的受惠者是那些仍然记得艰难岁月的成年人。在他们看来，为了获得更好的保障而支付更高的税收（或者像法国那样，由雇主支付巨额的社会保障金）无可非议。当每个人都有工作，而大部分人口都是更年轻也更加健康的时候（这要归功于战后的婴儿潮），福利国家的成本似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繁荣的经济能够提供就业，从而提供资金来源。当失业问题变得严重，养活无工作者的负担就会成比例地落到仍然有工作的人身上，这不仅减少了可用资源，还对社群的团结造成了伤害，因为人们现在更明显地分成了给予者和接受者。

西欧福利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人口的老龄化，这甚至比失业更为严重。婴儿潮在1964年达到顶峰，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则更晚一些。此后，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普遍开始减少，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无法维持原先的人口水平，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西班牙，1993年的每千人出生率只有1.1，创下了历史新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算太坏的消息：随着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劳动力的减少也许不会带来问题，尽管出生率的低谷会对就业和教育服务的规划产生影响。但与此同时，欧洲人必须靠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养活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而且前者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工作。由大量有工作的年轻人满足相对较小的老年和病弱人口的社会需求——这个为经济繁荣时期设计的制度现在面临着严重的压力。

在北欧和西欧，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分别上升了12%和17%（各国有所不同）。此外，即使是65岁以下的人也无法再被自动划到“生产者”一边：在联邦德国，60岁到64岁的人口中仍然从事有报酬工作的比例在1960年后的二十年间从72%下降到44%；在荷兰，这个数字分别是81%和58%。目前，就业不足的大龄人口还仅仅是昂贵的负担。不过，一旦婴儿潮出生者们达到退休年龄（约2010年），这个庞大、失望、无聊、生产力低下，并将最终疾病缠身的老年群体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奥德利的约尔格·海德（Jörg Haider）和法国的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极右翼民粹党派对失业年轻人和无保障老年人的吸引力要超过有工作的壮年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警觉。

大多数欧洲政界人士清楚地看到，最大程度的福利国家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维持下去。难题在于选择让谁率先失望：人数日益缩水的贡献者，还是越来越多的非自愿受益者。两部分人都有选票。今天，出于习惯和善意，人们倾向于在国家资源和战略允许的情况下保留尽可能多的社会福利。但在过去的几年间，福利辩论中的另一个因素正在让国家政治决策朝着越来越难控制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移民问题。

如果要在今天的欧洲局势中选出一个要素，足以让1989年后的欧洲无法再现1945年以来成功的话，那就是移民的存在，或者说公众对于移民的憎恶。这个现象显得非常反讽，因为移民们（或者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因为许多在德国、法国和英国仍被视为移民的人其实出生在当地）曾被热情地鼓励从西印度群岛、西非、近东和南欧来到西欧，以便为旧式的工业和新式的服务业提供亟需的无技术与半技术劳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大部分地区遭受了三次人口下滑：“一战”造成的损失；“一战”时期新生儿的短缺；“二战”带来的新一轮军民死亡。在柏林墙筑起后的西柏林，大量土耳其人被雇用填补民主德国人留下的职位空缺。这些移民和其他人一起帮助西欧实现了经济奇迹，他们的年轻和廉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来到欧洲时已经完成了教育，但还远未成为医疗服务的负担。他们是欧洲做过的最好的一笔买卖，也是帝国征服留下的最后和持久的红利。

由于这股移民潮，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在那个世纪第一次出现了入境移民超过离境移民的现象。在最高峰时的1960年到1964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和英国的年均净移民数量达到5.69万人；如果不是意大利，这个数字可能更高，因为该国的人口净流出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需要指出的是，法国1959年后那几年的数字被扭曲了。因为战争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一些来自前北非殖民地的家庭（“黑脚”）遭到了强制“遣返”。到了1973年，西欧的“外国人”数量达到顶峰，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以及奥地利、瑞士、挪威和瑞典共有约750万名外籍劳工，其中近500万生活在法国和德国，占两国劳动力总数的约10%。

尽管数量随后出现了急剧下降（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开始限制移民），但“移民”的存在仍然不容小觑。根据1990年的数据，约有6.1%的德国人口，6.4%的法国人口，4.3%的荷兰人口和3.3%的英国人口来自外国。上述数据还不包括已被归化的移民和外国人在当地所生的孩子（尽管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某些国家，后者仍被算作外国人，无法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这些“客籍工人”中有许多仍在工作；即使所在国出现了广泛和结构性的失业，他们往往也能找到低薪工作，因为他们已经成了欧洲经济阶梯最底部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反，那些作为难民到来的外国人往往找不到固定工作）。

西欧的上一次移民劳动力输入还要追溯到“一战”后的最初十年，随着时机的成熟，它变成了政治利用的目标。这种情况现在再度出现。在过去的十年间，“移民”比其他任何一个问题更能吸引注意，并引发政客和选民的愤怒。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第一代人而言，在那个所有人都过得很好的时代，移民是来自异国的廉价劳动力。对于把繁荣看作理所当然的婴儿潮出生者来说，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是隐形人。但对于过去十年间成年的那一代脆弱而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对住房、教育、福利和就业的任何竞争（无论是真实抑或想象的）都是威胁。

除了上述观念的变化，另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无论是作为欧洲传统歧视形式的反犹主义还是更具帝国特色的变种，偏见在1945年后大幅减少。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西欧成了一片独特的舞台，种族主义语言在那里会招来白眼，极端主义党派没有了生存空间，避难权得到广泛承认，而晚近历史上的歧视、剥削和种族灭绝则受到坚决抵制。无论在法国和比利时，或者在意大利和德国，任何与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与文学的比较都能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变化。由于非常契合“新欧洲”的自我宣传，它的实现变得更加容易，并促使欧洲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实践了自己所宣扬的法律准则。然而，随着各合法派别的政客们争先恐后地重新开始反移民煽动，并默许昔日卑鄙做法的回归，那段美好的时光也以令人尴尬的速度画上了句号。

从法国最近的一次民调中也许可以看到情况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1989年5月，在支持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领导的法兰西民主联盟和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领导的戴高乐党的被调查者中，分别有20%和28%的人对让-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所提出的计划中关于移民的看法表示“总体上赞同”。到了199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8%和50%。虽然共产党和社会党选民中的认同比例较低，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早已转而支持勒庞［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勒庞赢得了工人阶级30%的选票，社会党候选人里奥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只赢得21%］。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相当一部分的法国主流选民看来，对于某些在二十年前被视作过于接近法西斯主义的政策表示认同没有什么不可接受（比如1991年11月勒庞提出的“针对移民的五十项措施”，该建议要求取消之前赋予的归化身份，与菲利普·贝当政府时期法国非正义的算旧账如出一辙）。用勒庞最亲密的一位战友布鲁诺·梅格莱（Bruno Mégret）的话来说，“旧时的禁忌”已经寿终正寝。法国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意大利，改头换面的新法西斯主义者近年来已开始在政府任职；在荷兰，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现在已经是政治主流的一部分；在奥地利，约尔格·海德的极右翼自由党在1995年12月的大选中赢得了22%的选票；甚至在德国，客籍工人和其他未来的移民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并美其名曰“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移民政治不会很快退潮，因为外国人在西欧是永久和无法忽视的存在。洲内和洲际移民再次成为了欧洲社会的特色，当地人的恐惧与偏见将使他们继续被视为不安定因素和政治利用的对象；过去几十年间对于波兰、意大利或葡萄牙移民同样强烈的情绪最终得以平息，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融入了当地社会，在宗教、语言和肤色上都无法分辨。但土耳其、非洲、印度或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不具备这种能让自己隐形的文化和体貌的相似性。对于真正的异族团体，欧洲传统中很少看到有效的吸收，或者说“多元文化主义”；比如，法国的吸收传统背后是公众对任何差异强烈而根深蒂固的不宽容。随着西欧资源的减少，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在竞争中将成为“输家”。

不过，他们不会是唯一的输家。西欧的贫富差距正再次拉大。在今天的英国，预期寿命、死亡原因和社会阶层间的相关性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在开了十五年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倒车后，福利国家的许多进步已经丧失殆尽：财富分配的不均和1949年一样严重，最底层的20%的民众只拥有8%的国民收入，而最顶层的五分之一则占有42%。1989年，无家可归者的人数超过40万，这在三十年前的英国是不可想象的。在作为整体的欧盟内部，财富和资源在不同宗教和阶层间的分配同样是不均衡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全境（加泰罗尼亚地区除外）的国民个人年均产值不到整个欧盟平均值的五分之三。1991年，葡萄牙的人均国民产值只有欧盟平均值的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所建立的复杂而昂贵的地区资助体系就成了制度化的外来援助——它不断纠正着让财富和机会总是集中在富有的北欧与西欧国家的市场失衡，但完全没有改变这种失衡的根源。于是，对南欧、偏远国家（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经济上的底层阶级和“移民”组成的弱势群体而言，欧盟既是唯一的援助者（如果没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帮助，西欧许多地方的处境甚至会比现在更加糟糕，如萧条的前矿区和亏损的农庄），也是羡慕和憎恨的对象，因为有输家必有赢家。

如果想要领略活生生的“欧洲”，你只需在由德国的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法国的梅茨（Metz）和卢森堡组成的多国三角区呆上几个小时。在这里，三国的富裕公民可以自由地穿越只剩下形式的国境线，他们在一国生活，在另一国工作，在第三个国家购物。人员、工作和商品在不同的语言和国家间自由地来回流动，似乎完全不知道该地区晚近历史上的紧张和敌对。当地的孩子们继续在法国、德国或卢森堡长大，按照本国的教育模式学习各自的历史；但他们所学到的与亲眼所见的已经大不一样；总体上说，这是好事。萨尔州和洛林省的联盟实现了应有的目标，促成这一结果的不是德国统帅或者法国占领军，而是欧盟的良性设计。

看上去很美，但这不是欧洲。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的确是“欧洲”，但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从地理上说，这个欧洲包括什么？它的首都在哪里，制度是什么样的？欧盟委员会及其民事机构位于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及各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卢森堡集会。欧洲法院在海牙（The Hague）。关于推动这个“庞然大物”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决定是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做出的，而关于统一边境和对外国人监管的协定则是在申根（Schengen）签署的。上述六座城市彼此接近并很容易到达，分布在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连线的两侧，这条线正是加洛林王朝的中轴，也是其他的交通要道。

所以，今天欧盟的心脏（有人认为也是它的灵魂）与第一个西欧帝国的对应关系几乎可以精确到公里。向东西两侧稍稍扩展——从兰斯（Reims）到亚琛（Aachen），或者从巴黎到科隆，然后向南穿越阿尔卑斯山直至伦巴第，上述地带正是12世纪欧洲城市文艺复兴的所在。这种巧合并无不妥——想到查理曼和他的后人对今天的欧盟也许不会感觉陌生，我们甚至会感到某种满足；但“欧洲”现代首都的本能和返祖布局（也是政治考量的结果）警示我们，今日欧洲的现实可能并非全新，它所宣称的创新可能也不完全是现实。

今天的欧洲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前现代特征。它的“赢家”，也就是那些在联盟诞生后表现良好并强调自己的繁荣与欧洲身份密不可分的群体和地点，大多只是某个地区，而非整个民族国家。当代欧洲大获成功的例子是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emberg），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地区（Rhône-Alpes），伦巴第和加泰罗尼亚。上述超级地区无一包含了所在国家的首都，而且只有一处不是坐落于瑞士的周边，它们仿佛希望设法摆脱意大利、德国和法国较贫穷地区的束缚，凭着地缘和血缘的纽带，把自己也变成繁荣的阿尔卑斯山小共和国。它们不成比例的繁荣与经济实力令人吃惊。罗讷-阿尔卑斯地区和大巴黎地区占据了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三分之一。1993年，加泰罗尼亚贡献了西班牙19%的国内生产总值，23%的出口额和四分之一的外国总投资，它的人均收入比西班牙的平均值高20%左右。

以加泰罗尼亚为例，这种经济上的不成比例使得本就甚嚣尘上的地区分裂主义被火上浇油。加泰罗尼亚人对弗朗哥有意鼓励卡斯蒂利亚人移民巴塞罗那及周边地区感到愤怒（该策略的目的是稀释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有理有据的反弗朗哥情绪），并利用西班牙回归民主之机重申了自己的独特身份。1983年通过的《语言规范化法案》规定加泰罗尼亚语是当地学校的“主导授课语言”，但仍允许在课堂上使用西班牙语。十年后，地区自治政府进一步要求，8岁以下儿童在校时只能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强调民族身份（非西班牙）的背后是对马德里当局持续的抵制，后者将来自加泰罗尼亚的税赋和其他收入重新分配给西班牙更加贫穷的17个“自治省”。

加泰罗尼亚的例子也许有些极端，因为当地的自治提议不仅依托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与延续至今的悠久语言遗产有关。意大利的15个地方行政区没有这种语言上的独特性，但和5个“自治区”［瓦莱·达奥斯塔（Valle d’Aosta）、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Trentino-Alto Adige）、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Friuli-Venezia Giulia）、撒丁（Sardinia）和西西里（Sicily），前3个地区拥有相当可观的说其他语言的少数族裔］一样，它们对独立代表和自治权力的要求同样强烈。德国各州也都不遗余力地寻求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如教育、环境和旅游，特别是文化），为此它们减少与波恩的联邦政府打交道，而是尽可能直接诉诸布鲁塞尔的欧盟当局。这些地区中，有的拥有悠久的民族历史，如萨克森州和巴伐利亚州，有的则是晚近的行政创作。在法国，今天的许多官方行政地区同样缺乏历史传统，有的是战后新建立的，有的是将原有的失效行政实体重新组合起来的。促成它们诞生的行政去中心化进程在法国仅仅开始了不到二十年，真正的权力和决策动议仍然掌握在巴黎手中。

无论如何，西欧的富裕地区（原有的或是新建的）对于直接或通过欧盟制度联起手来非常感兴趣，这无疑会使它们与所在的民族国家产生更大摩擦。此类矛盾并非新生事物。在意大利，北方人对于和南方“寄生虫”同属一个国家感到忿忿不平，这样的情绪在建国之初就产生了。比利时的弗莱芒民族分裂主义者在纳粹统治下曾经非常活跃，因此在战后一度噤声，但近年来瓦隆尼亚（Wallonia）工业区的经济下滑给了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现在他们宣称，弗莱芒人不仅要求语言平等和行政独立，而且要求拥有自己的身份（非比利时人）和国家。

此类现象不仅限于西欧。20世纪80年代后期，统一民族国家的北方公民和地区认为自己掌握了国家的发达经济门类，但构成甚至主导政府的却大多是享有政治特权的贫穷南方人。他们没有任何切实理由地被和半异族的群体捆绑在一起，后者既是统治者又依赖着他们，在历史上的意外（和不幸）中，他们往往成为这种关系的牺牲品。在加泰罗尼亚人、意大利北方联盟、弗莱芒分裂主义者甚至某些苏格兰人眼中，这正是自己的处境。它同样描绘了“天鹅绒离异”前，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的态度。作为南斯拉夫分裂的原因和理由之一，它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后者尤甚）的某些政客和知识分子中间非常流行。

在上述案例中，分裂主义者的共同论调是：“我们”是现代、繁荣、纳税、受过更好教育、拥有自己语言和（或）文化的北方人，而“他们”是落后、懒惰、接受补贴、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方人”，“我们”比“他们”更有资格做“欧洲人”。这种将自己与不讨人喜欢的本国同胞区别开来的“欧洲人”身份必将鼓励他们寻求另一个权力中心，选择“布鲁塞尔”而非罗马、马德里、贝尔格莱德甚至布鲁塞尔本身。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的诱人之处在于它的世界性和现代性，完全不同于老式和受限的（也是人为和强制的）国家约束。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欧洲”对上述地区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独特的吸引力。

苏联曾被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看作哲学理想和行政力量充满希望的组合，今天的“欧洲”也拥有某些同样的魅力。在它的推崇者以及西欧和中欧发达地区的许多政客与商人看来，“欧盟”是民族国家兴起前那个最后的伟大变革时代所流行的开明专制的最新继承人。“布鲁塞尔”所代表的高效和普世的行政理念摒弃了特殊主义，由理性考量和法治推动，这不正是叶卡捷琳娜、腓特烈、玛丽·特瑞莎和约瑟夫二世等18世纪伟大君主们致力于在其衰落的本国国土上确立的理念吗？欧共体的理性理念让它充满了魅力，特别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希望“布鲁塞尔”能将自己从守旧习俗和鄙俗落后中解救出来，就像18世纪的律师、商人和作家希望开明君主能将自己从反动议会手中解救出来一样。

不过，作为其最成功成员眼中新的磁极，欧洲的重新定位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欧洲”代表赢家，代表现有国家的富裕地区，那么谁来代表输家呢？对那些贫穷的“南方人”，那些语言、教育或文化上的弱势族群，那些被剥夺权利或者受到鄙视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没有生活在国界消失的黄金三角区，“布鲁塞尔”最多只是个抽象行政概念，甚至是政治恐惧和仇恨的目标。令人担忧的是，留给这部分欧洲人的只有“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民族主义。这不同于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分裂主义或者伦巴第人的地区自治，而是试图保留19世纪的国家来阻止变革，因为如果国家分裂成更小单元的话，它们会更希望变革，更希望同某个较大的跨国共同体建立联系。

保守的民族主义论调最有市场的是萧条地区，或者那些没有明显的地区意识，但总是可以煽动愤怒和恐惧的选民抵制外国人对工作和“生活方式”威胁（无论真实还是想象）的地区。这种现象本身并无新意，从1989年起，它已经成为东欧民粹政治的常见形式。与此同时，西欧的民族国家似乎正在慢慢走向消亡。社会党与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共识确保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作为国家的历史任务——国防——已经从外部得到了保障，因此现代欧洲国家已经不再具有鲜明的轮廓。对资源的管理在表面上取代了维持内部秩序和外部安全的任务；由于资源的生产和分配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多国机构手中（包括私人和公共的），效忠国家的传统似乎遭到了削弱。在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眼中，“民族主义”似乎变得越来越过时，它所鼓吹的不合时宜的竞争显得可笑（有时也令人不安）。在上流圈子，对“欧洲”的批评会被认为略显不当，显示批评者忘记了恩岑斯贝格所说的近代史上“欧洲人的自杀举动”和它带来的教训。

这一切现在正发生着变化。正如对“增长”的迷恋在某些现代国家的内心留下了道德真空，欧洲理念的抽象和物质属性无法证明其制度的合法性，也无法维持民众的信任。对于那些在变革中落后的人来说，仅仅靠把统一作为目标不足以维系他们的想象和忠诚，特别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福利将无限期延续下去的承诺。随着1989年之后记忆的回归，塑造了这些集体记忆并赋予其意义的民族实体也借机复兴。这个过程削弱了“没有过去的欧洲”，威胁到了它的地位。长期以来，法国或德国的民族主义论调曾经因为与纳粹或贝当政府的记忆和语言（“工作、家庭和祖国”）关系密切而遭到排斥。但今天，除了在老一代的左翼知识分子那里，这种自我审查几乎已经完全消失，被大多数人无视。过去二十年间，对欧洲的认同似乎正在取代与国家的联系，但作为“欧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却显示今天出现了相反的趋势。1994年，在德国、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多数或接近多数受访者表示，在短时间内唯一认同的是自己的国家。

原因何在？首先，“欧洲”的概念过于宽泛和模糊，无法围绕着它形成任何令人信服的人类共同体。此外，用德国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喜欢的表述来说，确立本地和超国界的双重共同体并对其效忠，谨慎地抹去与历史上的国家实体相联系的危险“身份”，这种做法在心理上是不现实的。它根本行不通，就像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信仰的还原主义谬误，即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与关系天然且必然遵循经济的制度与关系。诚然，生产、商业和金融的组织形式已经国际化，洲际和地区间的有机体很可能成为欧洲经济生活的未来。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可以或者应该遵循相同的模式。日益和谐的贸易网络和跨越整个帝国的商业联系完全无法阻止19世纪末奥匈帝国各组成部分的离心趋势。

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西欧人失去或抛弃了许多现代公共生活中传统的整合机制。与半个世纪前的情况相比，在今天的大部分西欧国家，家庭、教会、学校或军队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计。政党和工会不再像过去一百多年间那样发挥着组织和教育的功能。与此同时，经济压力正在迫使政府减少现有的公共福利，法国人所谓的“团结”的常用构件开始崩塌。作为记忆共同体的象征，以国家形式存在民族拥有熟悉与恰当的框架，将很有可能成为唯一也是最合适的集体与共同身份的来源。考虑到社会主义乌托邦宏大而抽象的普世目标的戏剧性破灭，以及一个日益扩大和繁荣的洲际联盟不现实的承诺，以相近地理位置为基础，植根于过去而非未来的社会实体的优点也许被低估了。无论如何，让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更加关注民族和国家的优点（并减少对“欧洲”奇迹的关注）也许可以把它们从更极端主张的宣扬者手中夺回来。

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国家在未来很可能仍是必要的。为了维持社会结构（通过强制手段或再分配式的干预），传统的民族国家在今后几年里将大受欢迎，无论享有特权的“超级地区”多么不希望这样。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被过度颂扬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饱受诟病的“国家干预”也许不应该那么早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对国家权力进行切分、削减和去中心化也许太快也太过分了。“二战”后，西欧民族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有了戏剧性的恢复，各国问题的“欧洲化”推动了它的进程；如果1989年以后的欧洲想要继续保持繁荣，它必须恢复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毕竟，“民族国家”并不是已经过时的古老政治形式。事实上，它是最现代的政治制度。对于法国、英国或荷兰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它们的政治制度直到19世纪才拥有了现代的功能和政治形态。民族国家特别适合公民责任和积极有效的参政等现代需要。为了实现目标，次国家地区或“微型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跨越边界寻求合作和帮助，以获得境内缺少的资源。它们还很容易被野心勃勃和不断扩张的更大邻国吞并。过大的跨国实体则会长期“欠缺民主”——这正是欧盟今天所面临的指责，而且未来也很难克服。它们对物的管理可能做得很好，也可能不好。但在对人的管理上，它们过于庞大和遥远，必然会将权力分散给各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们还要保证这些组成部分不会衰弱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民族国家的最大弱点在于其隐含的排外性，比如法国是法国人的。从历史上说，这种特有的缺陷是其衰弱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如南斯拉夫和比利时）会面临分裂；同质化单一民族国家（如波兰和葡萄牙）则是历史的偶然（有时是悲剧性的）产物，无法被人为创造；而“没有国家”的弱小少数民族处处受到欺凌，为了寻求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必然会触犯别人的利益。如果“欧洲”真能解决上述困境，如果人口的自由流动、取消国界和民族融合真能实现，那么几乎任何制度上的矫枉过正和经济上的不平等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如果今天的“欧洲”能够为民族国家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文化中危险的排外主义提供一种真实而普世的解决方案，那么即使存在种种不足，它仍将是令人向往的目标。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1989年以后的欧洲非但没有开放，反而逐渐地、偷偷摸摸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出于我在前文提到的原因，欧盟无法向其成员们切实保证，它们的未来将像过去那么安全和繁荣。共同体早年享有的机缘巧合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个联盟更不可能按照之前的条件吸收更加贫穷的新成员。最近，德国提出让小部分核心欧洲国家尽快实现一体化，并为参与国设定了极高的宏观经济门槛。这个最新的例子再次证明，欧洲的未来将由德国主导，不然就会一事无成。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都永远不太可能有资格加入这个专有俱乐部，指望波兰或斯洛伐克就更加荒谬了。事实上，根据基督教民主党的各种相关提案，只有卢森堡符合标准。但为了让该理念不至于完全失去“欧洲”意味，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加入，无论它们是否够格。“中坚力量”、“快车道”、“和平伙伴关系”、“经济区”、惯例、协定和许诺——上述花言巧语都是为了拖延或避免在拒绝新成员和按照现有的要求扩张欧盟之间做出不可能的抉择。几乎没有东欧人会受此蒙骗，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坚持自己的希望。

然而，尽管经历了近年来的扩张，但从内部和西部来看，欧盟事实上似乎在收缩。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成员国来说，欧洲突然显得非常广大和问题重重，而欧盟仅仅代表了大洲位于大西洋和地中海边缘的地带。德国比它的大多数伙伴们更好地意识到另一半欧洲的存在，并总是试图参与双方的事务，但对“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毫不含糊：1994年，波恩政府花费1100万德国马克援助罗马尼亚境内剩下的数十万日耳曼人。与此同时，它支付给罗马尼亚政府大笔金钱，要求把“他们的”吉卜赛人从德国领回。在所有生活在欧盟以东和以南的人看来，欧盟表面上仍是希望、机遇、安全和稳定的源泉。但从内部来看，它似乎更像一座森严的堡垒。

这就是主权国家间（德国、法国、比荷卢三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意大利作为候选成员）签订的《申根协定》的象征性意义所在，成员国取消了共有的边境，统一了护照和移民规定，并承认任何一国做出的入境限制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因此，被允许进入葡萄牙的人可以自由地一路前往波兰边境而不会受到检查和盘问，这是后国家时代欧洲的真实写照。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地方完全不是这样。拥有最严苛的移民和（或）劳动法的国家可以要求其他所有成员国也执行同样的标准——这是歧视性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标准将通过全洲联网的数据库得到执行，类似针对外国人、难民和移民的国际警察组织，因此它的执法力量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意大利最终加入的话（已得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同意），《申根协定》最终将再次把从格但斯克到迪利亚斯卡的地区统一起来，从而在欧盟内部形成一个专有区域。

《申根协定》的目的在于让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地中海组成某种形式的人口界墙，让上述缓冲国吸收和阻挡绝望民族向西或向北的迁徙——既包括它们本国的，也包括它们以南和以东的。这为享受欧盟特权的区域将最终东扩的承诺打上了问号——毕竟，如果《申根协定》能够毫无困难地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它本身就是不必要的。该协定还揭示了欧盟当下最急迫的担忧，那就是保护自己免受更多移民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风险。由于这正是西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客希望本国政府所做的，后申根时代的欧盟并不是传统民族国家很好的替代品。和今日欧洲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这些限制性的政策表面上也许并不那么令人反感，因为它们是以“日益紧密的联盟”而非国家的名义提出的。

这不是此前一直奉行扩张策略的欧洲第一次在外部阻力面前被迫收缩。很多时候，收缩是更强烈集体意识的条件，甚至是其定义。从蛮族入侵到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犯，再到铁幕的落下，外来压力迫使历史上的欧洲团结起来，并收敛了自己的野心。全球去殖民地化同样加强了欧洲意识，迫使法国、荷兰和英国人承认自身力量的下降，把原先用于维持帝国的精力重新集中到欧洲。诚然，欧洲的收缩策略显得言不由衷，但与近代早期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和皇帝相比不算过分，后者出于实际需要会与新教徒共和国以及穆斯林苏丹组成战略联盟。

漫长的扩张和收缩历史解释了为何今天西欧的困境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新鲜，甚至早就可以被预见到。早在18世纪中叶，赫尔德（Herder）就曾警告“东欧的蛮族”正在隆隆逼近，表达了两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对被异族淹没的恐惧。在过去三十年间，关于来自北非、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走投无路的难民和寻找工作者将“入侵”南欧的预言，一直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保守人士和民族主义者笔下老套的主题。新出现的情况也许是，今天的北欧人和南欧人不仅共享了资源，也共享着这种恐惧。法国及其地中海沿岸的伙伴表示认同德国对中欧未来的担忧，而德国也同意加大欧洲对“南方”的援助，以便鼓励和帮助非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将问题控制在国内。

无论是否受到过警告，1949—1989年间那个失忆和娇生惯养的欧洲对于未来危机的征兆却大多视而不见。它可以继续提出各种关于未来的承诺，因为真正需要履行这些承诺的可能性很小。1989年之后的风云变幻引发了略显难堪的收缩过程，一边是继续坚持扩张的美好愿景，一边是眼前困难的紧迫感和退回“欧洲堡垒”的需求，两者发生了冲突。无论该现象还意味着什么，这至少清楚地表明，最强有力的“欧洲”理念已经过时。它在当下困局中的位置大致相当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里提到的退化器官，它们“也许类似单词中的某些字母，虽然仍被拼写出来但不发音，只是作为探究其演变过程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