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人说“城市里才有自由的空气”，这是为什么呢？

中世纪初期是欧洲人用以开拓土地、建设家园的时代。曾有个早年居住在罗马帝国东北边陲的森林、高山和沼泽地带的新兴民族，后来占领了西欧的大部分土地。他们跟其他开拓者一样喜欢冒险，总是精力充沛地与同族竞争者或是沉默的森林展开拼杀。他们远离城市，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他们沉醉于高山大川之间的怡人空气，痴迷于在风起云涌的草原上牧马扬鞭。如果在一个地方住得太久而心生厌倦，他们就会收拾家当去开辟新的家园。

在漫长的生存竞争中，一些柔弱的牧民逐渐被命运击败，而那些强有力的斗士和与丈夫一起勇敢开荒的妇女得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慢慢地，他们发展成一个颇为强大的民族。他们很少注意那些优雅而精细的东西，永无休止的劳苦奔忙占去了他们所有的精力，哪还有时间吟诗抚琴？他们注重实干，从不高谈阔论。村子里只有牧师才有些文化（我们已经说起过，13世纪以前，如果有哪个俗世男子能够读书写字，那会被认为是女人味的表现），会为大家解决所有精神领域的疑惑。在这个时候，名目繁多的日耳曼头领、法兰克男爵、诺曼底大公或者别的什么大人物，都割据了一小块原先是罗马帝国的领土。他们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美丽新世界。他们满意而笑，世界真是太完美了。

这些人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治理城堡和四周的村庄。他们也如常人一般忠诚于教会的意旨。同时他们绝对服从于自己的国王或者皇帝。他们做事力求稳妥合度，既对大家保持公正，又兼顾自己的利益。

城堡和城市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居住在一个理想社会中。大多数的居民都只是一些农奴或者雇工，他们和牛羊牲畜同吃同住，其地位也和这些牲畜一样只是土地的附属品。他们的生活不能说极其不幸，但也谈不上幸福。他们还能怎么样呢？全能的上帝早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以他无限的智慧决定，世界在拥有骑士的同时也应该拥有农奴，因此，作为教会忠诚子民的他是不应该对此有异议的。如果被使唤过度，他们也会像没有养好的牛羊一样成批死亡。遇有这种情况出现，其主人就会急匆匆想办法来稍稍改变他们的待遇。如果这个世界的发展前进要全然依靠农奴和他们的封建领主来推动，那恐怕我们现在仍然会过一种12世纪的“原始”生活。遇到牙疼的情况就指望依靠口念“上帝显灵吧”之类的咒语来消除痛感，如果碰到一个企图用科学手段来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专业牙医，我们会极力抵触甚至污蔑他的“巫术”——这种东西既没有实效又玷污了上帝，肯定是穆斯林或者异教徒的杰作。

你在长大成人之后会发现，世界上有许多人并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进步。他们能举出很多可怕的例子来证明这个世界与之前相比并无任何改变。当然我希望你不要轻信这种无稽之谈。你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祖先用一百万年时间学会了直立行走，又在数个世纪之后从鸟言兽语之中演变出一种便于交流的丰富语言。然后在四千年前，能够记录人类思想精华并大力推动文明进步的文字被发明了。你祖父辈时的前卫观念“征服自然”现在已经成了最时髦、最庸俗的提法了。因此，我始终以为人类确确实实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不断的进步。或许我们现在太过沉迷于物质享受和肉体生活了，但我想这种局面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改观。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专注于某些与温饱、收入、管道、机械都不搭界的领域。

因此，请不要对“昔日的美好时光”恋恋不舍、温情难了。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看到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宏伟壮观的大教堂和精美纤巧的工艺品，就把它拿来跟我们充斥着烟尘、喧嚣和忙乱的现代社会作比照。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些华丽教堂的四周到处都是肮脏混乱的贫民居舍，如果跟它们比，那我们现代最最低廉的公寓房恐怕也能算是华贵的宫殿了。高贵的朗瑟罗和帕西法尔等青年英雄在中世纪城市中寻找圣杯时，确实不用极力忍受那些难闻的汽车尾气。可在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臭味实在更多更恐怖：大街上充斥着垃圾的腐烂味，主教的宫舍周围环绕着猪圈里的味道，人群中间弥漫着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怪味——那是因为他们穿戴着他们祖父就曾日夜穿戴的衣帽，并且从来就没有拿香皂洗过澡。我并不是有意要倒你的胃口，但是你在研究古代史籍的过程中，确确实实会读到这样的情景：某位法兰西国王正在王宫的窗台上往外眺望，突然被一群正穿过巴黎街头的猪所发出的臭气迎面熏翻；或者在某个恐怖的时刻，天花和其他瘟疫大面积长时间地扫荡欧洲。只要读到这些你就会明白，“进步”这个词并不是现代时尚广告的专用语。

中世纪的城市为过去六百年间的文明进步创造了可能。因此，我不得不把这章写得比其他各章都要更长、更多一些。它对人类文明而言极其重要，不可能像单纯介绍某个政治事件那样，用两到三页的简明文字作扼要的概括。

钟楼

埃及、巴比伦、亚述等古国都结下了城市文明的硕果。希腊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城邦构成的。腓尼基的历史差不多就是西顿和泰尔这两个城市的历史。罗马帝国的广阔领土其实不过是罗马城的后花园。文字、艺术、科学、天文、建筑、文学、戏剧，以及其他文明世界的核心元素，差不多都是由城市造就的。

古代那些蜂窝一般的城市在四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扮演着世界作坊的重要角色。后来日耳曼人开始了大迁徙，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在内忧外患下覆灭，城市被毁坏殆尽，欧洲再次成为一个草原和农庄的世界。随后就是愚昧的黑暗时代，欧洲文明全速前进的脚步止住了。

十字军东征又为文明的种子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然后中世纪的城市居民收获了这些甜美的果实。

我跟你说起过城堡以及修道院的故事。骑士和教士就住在它们的高墙之内，各自看护着群众的肉体和灵魂。屠夫、面包师傅、蜡烛匠人等手工艺者纷纷搬到城堡附近居住，这样既满足了封建领主的需要，也为自己寻得了安全的保障。有时候他们的领主也会准许他们为自己的房屋围上一圈防护栏。但他们的生活保障和水平完全取决于这位城堡主人的心思。领主走出城堡的时候，这些手工艺者就要跪着亲吻他的手以示谢恩。

希腊

而十字军东征让这样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多年以前的民族大迁徙曾使人们从欧洲东北部转移到西部。而如今十字军东征正相反，它使数百万人从西部涌向具有发达文明的东南地区。他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房屋的四壁所能够囊括的，只有走出家门才能感受到天高地远。他们对东方世界的华美服饰、宜居的住房、香甜的美食、神秘的工艺品充满了艳羡之情，即使回到西方的家乡后仍然念念不忘。于是往来的商贩开始在他们的小小货囊中添置这些物品。面对不断扩大的生意，他们买了货车，还雇了几个远征回来的战士做保镖，以此应对大战之后在欧洲各地涌现的犯罪潮。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把生意越做越大。当然干这一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每换一个地方，就得向当地的领主缴税。幸好生意还有一些微薄的利润，这使他们还不至于放下手中的生意。

过了一些时日，有几个特别精明的商贩发现，那些千里迢迢采购而来的商品其实自己就可以生产。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他们把家里的某个房间改造成了手工艺作坊。四处流浪的商贩生涯结束了，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产品制造商。他们把自己生产制作的各种物品卖给当地的城堡领主和修道院院长，然后又赶到附近别的乡镇去出售。领主和院长们喜欢用自己庄园里出产的鸡蛋、葡萄酒、蜂蜜等农副产品来与之交换，而乡镇的老百姓则被要求必须支付现金来购买。这就使这些制造商和商贩们慢慢有了财富的积累，从而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你也许根本就无法想象没有货币，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在现代的大城市里，如果你没有钱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你必须要保持你的钱袋时时装满许多小钢镚，才能在你需要看到报纸、乘坐公车、享受午餐的时候以此作为交换。但是中世纪早期却有许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钱是什么模样。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金银钱币都被深埋在地下。而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大迁徙时代，欧洲成了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农民自己种粮食、养牛羊，自给自足，从来就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

中世纪的骑士都过着乡绅一般的生活，从来就不需要花钱买东西。他和他的家人在吃饭穿衣方面所需要的一切，都由他的庄园一应俱全地给予供应。另外，他用来修建城堡的砖石只需在最近的河岸边寻找，而大厅的椽子则也只需到自家森林里去砍来就是了。极少碰到无法自己生产的物品，如果有，也只需用蜂蜜、鸡蛋、柴火等东西去交换即可。

但是，十字军东征却使欧洲把农业社会的古老生活习惯全都给抛弃了。我们暂且假设有个想赶赴千里之外的圣地的西尔德谢姆公爵，他在旅程中要支付大笔交通费和食宿费。当他还住在自己的领地时，遇有这种情况只要把田庄里的农产品拿去偿付就行了。但在远征途中他又不可能带上一百打鸡蛋和整车整车的火腿，以偿付给贪婪的威尼斯船主或勃伦纳山口的旅馆老板。面对这些只认金钱的家伙，公爵只得带点金子在身上。但问题是从哪里变出这么多金子来？有一个办法是去向伦巴底人借。伦巴底人是职业放债者，他们优哉游哉地坐在兑换台（就是“banco”，银行一词即由此演变而来）后面，大方地借给公爵数百枚金币，但条件是公爵要用他的庄园作抵押，以便万一公爵在远征途中出现意外，他们的收益仍然能够得到保障。

然而一般情况下，这种交易对借方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最终伦巴底人会使尽各种心机得到他的庄园。破产后的骑士别无他法，唯一的出路就是受雇于某个更为奸险强硬的邻居，为他出力甚至卖命。

当然公爵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到城里去找犹太人。犹太人借钱也很大方，但他们的条件是利息要占所借数额的一半，这实在是太不公平、太不合算了。那还能怎么办？离城堡不远处的小镇里有几个家境不错的市民，他们曾是公爵小时候的玩伴，他们祖上也跟老公爵交好，向他们借钱应该不会受到不公的待遇。于是那位能够读书写字、负责为公爵记账的教士就给那些人立了字据，请求借一笔小钱。这些收到字据的市民就聚集到珠宝匠兼圣杯制造者的家里商量。他们当然不好意思拒绝公爵的请求，可是公爵支付的利息又实在难以让他们满意。因为收利息有违基督教精神，而且公爵肯定会用农产品来支付利息，他们对此毫无需要。

“你们看这样是否可行……”沉默寡言、颇具哲学家气质的裁缝忽然开口，“我们或许可以请公爵大人给一些特许，以此来作为借款的偿还。比如我们都很喜欢钓鱼，可是大人从不允许我们在属于他的小河里面钓鱼。现在如果借给他一百枚金币，那么就请他签一张允许我们在属于他的小河里钓鱼的保证书。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公爵也觉得这是轻松获取一百枚金币的好办法，丝毫没有想到这会对他享有的权利造成隐患。公爵大人爽快地在保证书上盖了手印（他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然后纵身远去。两年后他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却发现几个城镇来的市民正在城堡边的小河里悠然自得地钓鱼。公爵看得火冒三丈，当即命人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赶走。这些人见状也就乖乖走开了，可是市民代表当天晚上就到城堡来求见公爵。他们首先很有礼貌地向远出归来的大人表示问候，又对钓鱼惹恼公爵的事表示了歉意。“但是大人您应该记得，”他们突然转入话题，“我们这么做完全是出自您的特许。”他一说完，裁缝就把那张保证书拿了出来，从公爵离开城堡的那天开始，珠宝匠就一直把它郑重地收藏在保险柜里。

公爵大人听得火起，但突然间想到自己还急需一笔钱——在意大利，好几张单据上盖着他的手印，被著名银行家萨尔维斯特罗·德·美弟奇攥在手中。这些单据是还有两个月就要到期的“期票”，金额足有三百四十磅荷兰金币。想到这一点，怒火中烧的公爵大人只好极力克制住自己的脾气。他和蔼地询问能否再借一笔小钱，市民们目目相视，然后回答说要回去再商量一下。

三天之后，他们又一起来到公爵的城堡中，表示他们同意借钱。他们是这么要求的：“非常荣幸能够为大人解决困难，我们愿意再借三百四十磅金币给大人，但是作为回报，可否请大人再签署一份保证书，特许我们组建一个市民选举的议会，以后就由市民议会来管理城镇事务，而不必再来打搅您的城堡？”

公爵大人闻言差一点暴跳如雷。可为了那笔要命的钱，他还是签了那份保证书。但是公爵没到一个星期就反悔了。他带人闯进珠宝匠的家里取回了他的保证书。他强辩说，那份东西是这帮奸人落井下石骗他签的，然后就一把火把它烧了。市民们平静地站在边上一言不发。但是当公爵要为女儿置办嫁妆而再次向市民开口借钱时，市民们就不愿意了。那次珠宝匠家的小摩擦使公爵大人的信用大大受损。公爵无奈之中只得答应再给些补偿。最后，可怜的公爵终于借到了钱，而市民们也重新拿到了以前的那份保证书，另外还要加一张新的，准许他们建造市政厅和用以存放保证书的塔楼。塔楼名义上是用来防止保证书被火烧或被偷走的，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其真实用途是防止公爵大人及其手下再次动粗。

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的数百年里，类似的场面在欧洲多次上演。城堡的权力逐步被城市所夺取。当然这一过程是极其缓慢的，也曾有冲突发生。会有几个诸如裁缝和珠宝匠之类的人被杀害，也有几座城堡被烧毁，但此类事件并不频繁。在不知不觉中，城镇和封建主的贫富关系发生了易位。封建主为了获得金钱，总是不得不一再签署出卖自己权力的保证书。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许多出逃的农奴在这里得到了收留。这些农奴在城镇里干了几年以后，也就赚到了足够赎回自己自由的钱。城市把农村的许多先进分子吸收进来，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市民们对新获得的地位感到非常满意和自豪。他们为了展示自己的权能，在古老的长期进行物物交换的集市周围修造了教堂和其他公共建筑。他们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生存技能，就把有些文化知识的教士雇来做老师。他们听说某处有个手艺人会绘制版画，就花钱请他在教堂和市政厅的四壁画上《圣经》故事。

此时此刻，公爵大人正孤独地坐在阴冷的城堡里。面对此番景象，他悔恨交加——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那第一张出卖自己权力的保证书上盖手印。现在已经追悔莫及了。那些满手保证书的市民已经不再把公爵大人放在眼里。他们都是充分享有新权力的自由民了，这些权力来之不易，是通过数十代人的持续努力而取得的。

火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