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又一次为今生今世大加赞誉。他们努力从古老而迷人的希腊、罗马和埃及文明中汲取养分。他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光荣，自豪地宣称这是人类文明的复兴。

文艺复兴与政治或宗教无关，它牵涉的是人的心灵。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教会依然顺从如子，对国王、皇帝、公爵也仍然默默服从。

巨大转变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态度上。他们开始改变他们的服饰，修饰他们的语言，在风格大变的房屋里面过起一种焕然一新的生活。

以前他们总是把全副心思都花在对永恒生命的祈求上。现在他们开始转变思想，尝试在尘世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堂。果然，他们在这一方面成就斐然。

我曾不时地提醒你，执着于具体准确的历史纪年是有危险的。人们对历史年代的认识经常停留在表面上。在这些人眼里，中世纪完全是愚昧的黑暗时代，然后时钟咔嗒一响，文艺复兴准时出现，在一夜之间用知识的火炬把城市和宫殿照得通透明亮。

对于历史事实而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这么一道明确的时间界限。历史学家几乎都同意把13世纪归属于中世纪时代，但它真的充满了黑暗与盲目吗？绝对不是这样的。13世纪的人类活动已经相当活跃，一些强大的独立国家正在崛起，许多繁荣的商业中心也正在蓬勃发展。哥特式大教堂开始树起了纤细灵动的塔尖，俯视着城堡和市政厅的屋顶。欧洲世界充满了盎然生机。市政厅里挤满了乡绅，他们通过财富积蓄起力量，并意识到应该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权力，因此他们与原来的封建领主争权夺利。国王在他的顾问的协助下乘机从中大捞油水，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利益。

夜幕降临城市，街道上昏昏沉沉，人们暂且把有关政治、经济的话题都搁置了起来。夜色迷离当中，行吟诗人和歌手陆续出场，向着美丽的贵妇人展开歌喉，吟唱起各种神话传奇、浪漫逸事和英雄战绩。与此同时，积极进取的青年人争相拥入大学，这就涉及另一个故事了。

中世纪人身上具备一种国际精神。我这么说你可能有些不太明白，待我慢慢道来。我们现代人身上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使用着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上着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的大学。除非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一门只有国外某个地方才有的高度专业的学科，我们才有可能去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然后赶赴慕尼黑、马德里或莫斯科去请教当地专家。但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把自己叫作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当被问及来历时，他们通常这么回答：“我是谢菲尔德的公民，我是波尔多的公民，我是热那亚的公民。”这些地区的人属于同一个教会，相互间会有一种同胞的感情。并且，当时有点文化的人都会说拉丁语，这样一门国际性语言使他们很少像我们现在这样经常碰到语言障碍。语言障碍是个很麻烦的东西，许多小国就是因为存在语言障碍而错过了发展的机遇。在这方面，我愿意举一个伊拉斯谟的例子。伊拉斯谟为人宽厚风趣，他一生写了大量的著作，全部写于16世纪。他出生在荷兰的一个小村庄，可他的书全是用拉丁文写的，因而其读者遍布全世界。我们假设他能够活到今天，那恐怕他只能用荷兰文来写了，这样的话，全世界最多只有五六百万人可以读懂他的书。如果他的出版商想把他的书卖到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那就非得把他的书翻译成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不可。这样做不仅麻烦，而且花销巨大，出版商可不愿做这样的事情。

中世纪的实验室

而六百年前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时候大多数的欧洲人仍然不会读书写字。少数能用鹅毛笔书写的人可以被归属于一个国际文人集团。这是一个覆盖全欧洲的文人集团，一切来自国界、语言或国籍方面的限制在此都不存在。各国的大学就是这个集团的基地。我们现代的大学都如军事要塞一样院墙林立，而那时候的大学却是没有围墙的。只要有几个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起，就可以出现一所大学。这是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现代社会很不一样的地方。现代大学的建设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钱人突然想为他所在的城市做点慈善事业，或者某个宗教教派想要正确引导他的忠诚信众，或者国家对医生、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突然有了大量需求，这才有可能去建立大学。于是，投资方把建设所需的资金打进新学校的账户里，然后就可以利用这笔钱来兴建学校的所有馆舍，包括教学楼、图书馆、教师公寓、学生宿舍，等等。最后公开招聘教师、招考学生，这所大学就可以正常运作了。

可中世纪却全然不是这样的。某一天会有一位智慧博学的人自语道：“看看吧，我发现了一个多么伟大的真理啊，我得赶紧把我的发现传给年轻人。”于是他约请了几个年轻人，热情地向他们讲解他的新思想，其情形有点像现代的街头演说家。如果他讲得妙趣横生，那么就会有许多人聚拢来倾听。如果他讲得单调而无甚新意，大家就耸耸肩膀走人。慢慢地，某位大师的智慧话语开始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定期前来听讲。有些虚心好学者会带上笔记本、墨水和鹅毛笔，把听到的重要内容一一记录下来。突然有一天下雨了，老师和学生们只好转移到某个废弃的地下室，或者索性到老师家里。老师就坐在椅子上高谈阔论，学生一脸严肃地坐在前面听讲。大学其实就起源于这样的小团体。“university（大学）”一词在中世纪的意思就是指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团体。只要有老师就有一切，在哪里上课并不是问题所在。

举一个公元9世纪的例子。那不勒斯有座小城叫萨勒诺，那里有许多很优秀的医生。这些医生吸引了大批立志行医的年轻人前来求教，然后就产生了著名的萨勒诺大学（它存在了一千年时间，直到1817年才被关闭），把从希波克拉底流传下来的医术广泛传授给世人（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是古代希腊最伟大的医生）。

再举一例。法国布列塔尼有一位名叫阿伯拉尔的年轻教士，从12世纪初期开始，他就在巴黎宣讲他的神学和逻辑学。很快他就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热血青年赶来巴黎求学。马上又有一些对阿伯拉尔的思想持有异议的教士出来与之辩论。没过多久，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甚至遥远的瑞典和匈牙利的学生都汇聚到巴黎来，参与这些热烈的争辩和讨论。于是在塞纳河中某个小岛的古老教堂旁边，举世闻名的巴黎大学诞生了。

意大利博洛尼亚有一位名叫格拉提安的教士，他编了一本基督教会的律法教科书。教科书在欧洲流传开后，各地的年轻教士和世俗人士都慕名而来，想亲耳听格拉提安为他们讲解。这些人为了与刻薄的房东、店主和女管家相对抗，结成了一个相互提供信息和帮助的团体，后来这一团体就发展成了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

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巴黎大学内部发生了某种争端，一些不甘寄人篱下的师生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泰晤士河畔的小镇牛津安心教学，这就诞生了著名的牛津大学。相同情况也出现在了博洛尼亚大学，这是在1222年，一批寻求独立自主的师生把教学地点搬到了帕都亚，使这个城市也拥有了可以引以为豪的大学。这种情况还广泛发生在西班牙的瓦拉多里同波兰的克拉科夫、法国的普瓦提埃同德国的罗斯托克之间。

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于在大学里听到代数、几何等精密学科，而对早期大学里所讲的荒诞内容觉得不可理解。但这并不是问题的要点所在。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中世纪（特别是在13世纪早期）并不是毫无生气的黑暗时代。那时的年轻人同样热情洋溢，会在好奇心驱使下害羞地提出他们对世界的疑问。正是这种燃烧的激情催生了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在中世纪的舞台幕布缓缓落下之前，一个孤独的身影在上面依稀穿过。我想你不仅仅要知道他的名字，还得了解关于他更多的事情。这就是但丁，他出生于1265年，是佛罗伦萨阿利格里家族一个律师的儿子，他从小就在这座世代居住的城市里长大。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大画家乔托正在圣十字教堂的四周墙壁上刻画圣方济各的动人事迹。后来但丁到了上学的时候，他经常在城里看到斑斑血迹，这是古尔夫党（教皇派）和吉伯林党（皇帝派）之间的暴力冲突留下的。

但丁

忧心忡忡的但丁远远望着阿尔卑斯山的对面，渴望北方的强大皇帝能够到意大利来整顿局势，恢复社会秩序。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告破灭。

1302年，皇帝的势力被赶出了佛罗伦萨。从那个时候直到在拉文纳荒城中孤单逝去的1321年，但丁都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其唯一的生活来源出自其保护人的恩赐。这些人也经常被后人所提起，但这全都是因为他们在这位伟大诗人落难的时候给予了帮助。经历了多年的流亡与磨难，但丁觉得非常有必要为自己当年的政治行为作一种辩护。另外，当年还居住在故乡的时候，但丁曾为了能看到他所倾心的姑娘贝尔特丽齐·波提娜丽，而在阿诺河畔成天徘徊等待。但令人痛心的是，后来贝尔特丽齐嫁给了别人，并且在“皇帝派”事件发生以前就去世了。

但丁的政治理想早就已经破灭了。当年他曾经一腔热血地致力于故乡的政治建设，却被人在法庭上指控为侵吞公款，腐败的法庭判他流放，如果再敢回到佛罗伦萨，就把他活活烧死。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告慰自己的良心，但丁通过诗歌语言创造了一个幻想世界，叙述了他的流亡身世，揭露了意大利上流阶层的贪婪和自私。

他的长篇诗歌是这么开头的：1300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他在森林里迷路了，这时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只豹子、一头狮子和一匹狼。危难时刻古罗马诗人、哲学家维吉尔身穿白衣出现在他的身旁。这原来是圣母马利亚和他逝去的初恋情人贝尔特丽齐在天堂里得知了但丁遇难的消息，然后才派了维吉尔下来救他。维吉尔带着但丁从炼狱和地狱的通道往外走。他们走到了地狱的最底层，看见魔鬼撒旦被永远地冰封在那里。撒旦周围满是邪恶的罪人、叛徒和欺世盗名之辈。而在走进地狱最底层之前，但丁还看到了佛罗伦萨的许多大人物，其中不但有境遇悲惨的骑士和高利贷者，还有同样遭遇悲惨的皇帝和教皇。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百科全书一般详细记载着13世纪时人们的行为、思想、危难以及希望。而那个多年以前流浪在绝望之中的佛罗伦萨孤影，则始终在这幅画卷之中隐隐浮现。

然后，死亡将这位中世纪的忧郁诗人带回到上帝身边，而生命向着文艺复兴的先驱敞开了大门。这就是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他出生在意大利一个叫阿莱佐的小镇上，是一个公证员的儿子。

彼特拉克的父亲的命运和但丁有些相似，同样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流放到外地，因此彼特拉克并没有出生在佛罗伦萨。在彼特拉克十五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法国蒙彼利埃学习法律，希望他以后子承父业做个律师。然而年幼的彼特拉克对律师这个行业毫无兴趣，甚至对法律深恶痛绝。在世界上所有的事业中，他只愿意选择做学者或者诗人。最终他凭借着坚强的意志，成功实现了人生的目标。早年他曾到处旅行，在佛兰德、莱茵河畔的修道院、巴黎、列日和罗马等地抄写古代文献。积累了大量的文化知识之后，他到宁静的沃克鲁斯山区隐居起来，埋头于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他的深湛学问和优美诗歌马上使他驰名全欧，几乎在同时，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国王都盛情邀请他去讲学。他欣然应邀前往，途中经过了罗马。罗马人对彼特拉克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因为他曾经把大量被遗忘的古代罗马文献重新发掘出来。罗马人向来喜欢把“至高无上的荣誉”授给别人，于是彼特拉克就在古代罗马帝国的广场上被一群欢呼雀跃的罗马人册封为“桂冠诗人”。

从此，彼特拉克的一生中充满了赞誉。他把人们最喜闻乐见的事物一一记述下来。那时的人们早已对沉闷的宗教争论感到了厌倦。当可怜的但丁自得其乐畅行在阴郁的地狱中时，彼特拉克却放开歌喉热情洋溢地颂扬着爱情，赞美着自然，呼唤着太阳，从不提及阴暗的东西。如果他大驾光临某座城市，城里所有的人都会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出城迎接他。当然，如果他能够与年轻的故事大王薄伽丘携手同来，那就再完美不过了。作为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热情好问，善于接受新事物，并经常去图书馆埋头发掘久已被遗忘的维吉尔、奥维德、卢克莱修以及其他古代拉丁诗人的创作手稿。他们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虔诚地信仰耶稣，但如果只是因为注定要死去就整天满脸忧愁、衣衫褴褛，那就太没必要了。生命如此美好，为什么不去尽情享受？你要问我讨证据吗？那么请你拿把铁铲挖开脚下土地自己看看。你看到什么了？精美的雕塑、雅致的花瓶、宏伟的古建筑遗迹……这一切都是历史上那个伟大帝国留给后世的光辉遗产。他们曾经在漫长的一千多年时间里统治着整个文明世界。从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像上我们看到，这些人曾经是那么健壮、那么富裕、那么俊朗。尽管这些异教徒永远不可能进入天堂，最多在炼狱里耐心忍受，就如同但丁在不久前看到的那样。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古代罗马的快乐生活不就已经有如天堂一般了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既然如此，就请尽情释放你的欢欣和愉悦吧。

总之，当时诸多意大利小城的大街小巷里就洋溢着这样一种时代精神。

你对现代社会的“自行车热”或者“汽车热”应该有所耳闻吧？就在不久以前，有人发明了第一辆自行车。人们几十万年以来一直依靠步行来缓慢而费力地移动。现在有了自行车，就可以既轻松又快速地抵达颇为遥远的目的地了，人们因此兴奋得发狂。最近又有一个天才工程师制造了第一辆汽车。人们连踩脚踏板的活都被省去了，只需要舒服地往上一坐，马达和汽油就会拉动你飞速行驶。于是世人的梦想又变成了拥有自己的汽车。大街上人人都在谈论劳斯莱斯、福特、计油器、里程表和汽油。许多探险家跑到遥远而未知的国家去开采石油资源。苏门答腊和刚果的热带雨林为我们带来了橡胶。石油和橡胶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许多人为了争夺它们而大打出手。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在为汽车疯狂，许多正在学话的小孩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却已经能够叫响“汽车”了。

而在遥远的14世纪，意大利人在地底下发现了壮丽的古代罗马遗迹，也同样深深为之疯狂。这种疯狂很快就传染给了欧洲其他地区的人们。如果有人发现了一部未知的古代手稿，全城都会为之休假狂欢。如果有人编著了一本语法书，会同今天的火花塞发明人一样声名远播。还有那些致力于“人性”“人道”研究的人文主义学者（不同于神学家们把全副精力用在讨论“神性”“天道”之上）也同样得到了巨大的声誉。即便是那些征服了食人岛的探险家，也会被当作英雄一样地赞美和崇拜。

一次政治事件对这场知识复兴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为研究古代哲学家和作家创造了有利条件。土耳其人再次进攻欧洲，使古罗马帝国的残部君士坦丁堡陷入危险之中。1393年，东罗马皇帝曼纽尔·巴里奥洛格派遣伊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去向西欧人求取援助。西欧人的援军是永远都不可能去的。东正教徒受到上帝的惩罚正是罗马天主教会希望看到的，在罗马人看来，东正教徒是希腊世界的邪恶异端，是他们自己招来了报应。不过尽管西欧人并不关心拜占庭人的命运，但对古希腊人却很有兴趣。他们早就知道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城是古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五个世纪之后建立的。欧洲人现在突然很想研读亚里士多德、荷马以及柏拉图的原著，因此希腊语成了他们的首要兴趣。他们萌生了强烈的学习欲望，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课本、语法教材和老师。正在这时，克利索罗拉斯要来的消息传到了佛罗伦萨的政府官员耳中，他们赶紧向他发出邀请：“我们的市民对希腊语具有强烈的热情，您是否有兴趣来给予赐教呢？”克利索罗拉斯欣然答应。就这样他变成了西欧第一位希腊语教授，为数百名热情的学生耐心讲解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为了早日学会希腊语，同索福克勒斯与荷马直接对话，很多年轻学生历经千难万险（包括乞讨）赶往阿诺河畔的佛罗伦萨城，并在肮脏不堪的马厩或者在破旧狭窄的阁楼里留宿。

而在这个时候，大学里那些守旧的经院学者仍然抱着过时的知识观念，为学生讲解古老的神学和逻辑学，阐发《圣经·旧约》的微言大义，研读阿拉伯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写成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是惊慌，后来就愤怒起来：年轻的学生竟然不去正规大学学习，却兴冲冲赶去听什么“人文主义者”的“文艺复兴”怪论，这还怎么得了。

经院学者气愤地赶到市政府去讨说法。但对于那些人们无甚兴趣的古老话题，你动用蛮力强迫大家去听是不会有效果的。经院学者面临着无可挽回的失败命运。当然，他们也有过几次很偶然的胜利。他们联合了那些不能与人同乐的宗教狂热分子一起斗争。新旧势力在文艺复兴中心佛罗伦萨展开激烈冲突。中世纪阵营以一个多明我会的僧侣为首。这个一脸苦相、痛恨一切美好新事物的家伙每天在圣马利亚大教堂怒吼，警告大家不要得罪上帝。“忏悔吧！”他厉声叫喊，“忏悔你们亵渎了上帝！忏悔你们深陷于物欲！”他似乎已经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看到了上帝的长剑。他热衷于向孩子布道，防止他们重走父亲的堕落之路。他组建了一支为上帝效力的童子军，甚至极端地宣称自己是上帝派来的先知。心生惧意的市民已经不再像运动开始时那么狂热，他们开始忏悔那种邪恶的对于美与欢乐的热爱。他们一边高唱赞美上帝的诗篇，跳着颇不圣洁的舞蹈（舞蹈正是美丽而欢乐的），一边把书籍、雕塑和绘画作品搬到集市上堆成堆，然后由那位多明我会僧侣萨沃纳罗拉放火把这堆珍贵的文化结晶烧成灰烬。

人们直到这些文化制品的灰烬冷却以后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们居然在这个宗教狂徒的唆使下把自己最热爱的东西亲手摧毁了。他们马上翻脸，把他关押起来。萨沃纳罗拉在监牢中饱受刑罚，但他始终都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有罪。他只是一个想让自己和大家都过上圣洁生活的正直的人。他不能容忍那些站在他的信仰对面的人，一旦发现罪恶的存在，就刻不容缓地将它消灭。他对教会极端忠诚，在他看来，那种对异教徒的书本知识和美丽艺术品的热爱实在是罪大恶极。然而此时此刻，萨沃纳罗拉已经是孤家寡人了。那个他可以为之光荣为之战斗的时代已经远去。罗马教皇丝毫没有搭救他的意思。不仅如此，教皇竟然还默许了他的那些“忠实的佛罗伦萨子民”把萨沃纳罗拉绞死在绞刑架上，并焚烧了他的尸体。

这样的悲惨结局恐怕是无以避免的。萨沃纳罗拉如果有幸生在11世纪，无疑将会成为伟人。但是生在15世纪，他的事业必然要遭受失败。在这个不一般的时代里，连教皇都成了人文主义者，梵蒂冈则彻底蜕变成收藏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伟大艺术作品的博物馆，中世纪真的是穷途末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