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墙上的钟摆，总是有规律地前后交替摆动，而人类进步的步伐有时也仿佛如此。你看，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文艺充满着热情，对宗教则不闻不问；可是，在随后的宗教改革中，人们又丢下了文艺，重新燃起了宗教的激情。

“宗教改革”一词，听起来肯定不会陌生，它能让人联想到历史上许多无畏的清教徒。他们坚信“宗教信仰自由”，并且为了实现理想而远渡重洋。岁月推移变迁，宗教改革如今已经成了“思想自由”的近义词（尤其在新教国家），马丁·路德也被尊为进步的先锋。但是，我们书写这部历史不能一味地赞美那些让人尊敬的先辈，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历史书写。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曾经说过，历史研究的关键是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这样，看待历史的眼光才能公正而客观。

好坏绝对分明的事情，在我们的历史上是鲜有的，纯粹的黑、白两色不可能构建起我们的世界。历史学家如果足够坦诚的话，就应该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然而实际上，由于我们无法避免的个人喜好，真正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尽力而为，不要让个人偏见过多地干涉我们的历史书写。

仅以我个人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生长的地方新教特色非常明显，因此在十二岁之前，我从未见过天主教徒。所以，后来我在遇到他们的时候就会觉得不舒服，甚至还会有些害怕。我听人说起过一些关于新教徒被迫害的事情，说是什么艾尔巴公爵想要消灭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的异端，结果使得成千上万的新教徒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残酷地绞死、烧死，甚至肢解。这些事情在我看来，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而且也许不久会卷土重来。可能在另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我会在睡梦中遭遇不幸，可怜而瘦小的身体会被人扔出窗外，就好像是高贵的科利尼将军所经历的遭遇一样。

很多年以后，我生活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在那段日子里，我惊讶地发现，那里的人竟然比我的邻居更加快乐、宽容，而且也相当的聪明。这一发现让我开始相信，在宗教改革中天主教徒们也有着他们合理的一面。

当然，16、17世纪那些善良的人们，是不会以我现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问题的。他们确确实实地经历过了那场混乱的宗教改革，并且坚信真理在自己这边。这是一个你死我活、不容置疑的问题，生存是人们本能的、无可厚非的选择。

1500年，这个年份非常好记。查理五世就降生在这一年。通过历史的考证，我们知道，中世纪混乱的封建割据局面后来被高度集权化的几个国家取而代之。后来，查理又成为这几个国家之中最为伟大的君王。不过在1500年，他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查理的出身非同一般，他是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孙子，又是哈布斯堡王室的马克西米利安（中世纪最后一位骑士）和玛丽（“勇敢者”查理的女儿，“勇敢者”查理就是勃艮第大公，他获得了对法战争的胜利，却被一个瑞士农民所杀）的孙子。这使得查理在孩提时代，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片领土，包括他在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舅舅、堂表兄弟、姑妈阿姨的全部领土，外加这些人在亚洲、非洲、美洲的所有殖民地。命运女神仿佛在开查理的玩笑，把他降生在根特的佛德兰伯爵的城堡中，而这个城堡在不久前曾被德国人当作监狱。更加让人觉得奇妙的是，身为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帝王，查理接受的却是佛德兰的教育。

查理的父亲去世很早（据说他是被毒死的，但已不可考），母亲因此变得精神失常（她带着丈夫的棺材四处旅行），所以小查理是由姑妈玛格丽特管教的。查理长大后，不得不接管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百来个或大或小的奇异民族的统治权。但是，小时候接受的佛德兰教育，使得他一直忠实于天主教，反对任何宗教偏见。从小到大，查理一直都很散漫。可是命运偏偏不放过他，把他安排在正处于宗教狂热的乱世。他一辈子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间奔走，来去匆匆，毫无安宁可言。他热爱和平与安宁，却一生没有离开过战争。在五十五岁之际，他对人类的厌恶和憎恨达到了承受的极限。于是，他抛弃了一切俗务。三年后，他就在绝望和疲惫中撒手人寰。

关于皇帝查理，我们就说这些吧。接下来就是教会，它是当时社会的第二大势力，那么它的故事又如何呢？在中世纪早期，教会的任务就是努力地征服异教徒。可是也正是从那时起，教会就在逐步发生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教会已变得相当的富有，教皇也不再是贫寒的基督徒的牧羊人。教皇的住所是富丽奢华的宫殿，身边簇拥的是一大群的艺术家、音乐家和知名文人。他的教堂、礼拜堂布置华丽，满挂着崭新的圣像，仿佛古希腊的神祇。他关注艺术品的时间要远远多于教务：他用在教务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十分之九，他都花费在了非常安闲舒适的事情上了，比如古罗马雕塑、新出土的古希腊花瓶、新夏宫的设计、新剧的首演等。对于教皇的行为举止，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们争相效仿，而他们又为主教树立了榜样。只有乡村牧师们依然恪尽职守，他们远离邪恶的世俗世界，远离异教徒对美与享乐的热爱，他们也同样远离修道院。因为，修道院里的僧侣们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些古老的谨守简朴的誓言，只要不出乱子，他们就尽情享受耳目之娱。

最后则是普通百姓。相对于过去而言，他们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生活富裕，住房舒适，孩子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城市干净漂亮。他们手中拥有火枪，可以和欺压者对抗，这使得他们终于摆脱了数百年来压在他们身上的重税。到这里，宗教改革的主角们都已登场了。

接下来，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文艺复兴对欧洲的影响。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经历了文艺复兴以后，宗教狂热会再度爆发。文艺复兴始于意大利，后来波及法国。文艺复兴在西班牙没有激起什么波澜，这是因为西班牙人在与摩尔人的五百年战争中，日渐变得心胸狭窄，并对宗教极度狂热。文艺复兴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它的性质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发生了变化。

欧洲南北两地气候差异很大，这使得北欧人与南欧人的生活习性相去甚远。意大利阳光充足，人们喜欢户外活动，喜欢纵酒高歌，享受生活。而北欧的德国、荷兰、英国、瑞典的气候则比较阴冷，人们更愿意待在舒适温暖的小屋内，不苟言笑，态度严肃，他们会经常关心自己的灵魂，不会拿神圣的东西开玩笑。因此，北欧人只关注文艺复兴中的“人文”部分，比如书籍、古代作家的研究、语法以及教科书等。而对于全面回归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号召，他们却不敢去响应，而这恰恰是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的主要成就。

然而，教皇和红衣主教的担任者，几乎全都是意大利人。教会被他们变成了俱乐部，人们在此可以毫无顾忌地大谈特谈艺术、音乐或者戏剧，而信仰问题却很少被涉及。于是，严肃认真的北方世界与随意乐天的南方国家有了分裂的罅隙，而且日益加剧。可是，没有人想到，这会给教会带来危险。

还有一些次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宗教改革运动会在德国爆发，而不是瑞典或者英国。德国人向来不喜欢罗马，日耳曼皇帝与教皇之间积怨颇深，争吵也是无休无止。至于欧洲的其他国家，国王通常能够强有力地控制政权，并能够保护子民免遭教士的盘剥。而在德国，皇帝毫无实权，大小王公良莠不齐，善良规矩的市民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很容易受到主教或者教士的欺凌，财富被大量搜刮。教士用这些钱修建豪华的教堂，以便向教皇献媚（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特别喜欢装饰奢华的教堂）。德国人觉得吃了亏，对此极其不满。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很少被人提及。德国是印刷机的故乡，因而书籍在北欧价格低廉。《圣经》本来是手抄本，一直由教士垄断着解释权。而现在它成了家用图书，人们只要懂得拉丁文，就可以自己阅读《圣经》。这本来是违背教规的。可是后来人们通过阅读发现，教士告诉他们的东西，有很多与《圣经》中的记载不符。这使人们产生了怀疑，并开始提出问题。而问题又必须被正当地解答，否则就会引起麻烦。

矛盾逐步激化，北方的人文主义者们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向僧侣发动了进攻。由于他们的内心还存有对教皇的敬畏，因此他们不敢直接攻击教皇本人。于是，最初的攻击目标，就是那些修道院里懒惰、无知的僧侣。

令人惊奇的是，这场运动的领袖竟然是教会忠诚的子民。他叫杰拉德·杰拉德松，荷兰鹿特丹人，大家通常也称他为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伊拉斯谟出身贫寒，曾经在德文特的拉丁学校（就是坎普滕的托马斯修士的母校）接受教育，并成为教士。后来，他离开了一度居住的修道院，周游欧洲各地，并将旅途见闻记录在册。再后来，伊拉斯谟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在现代社会，他大概会被称为社论作家）。他的《蒙昧者书简》中那些风趣幽默的匿名信，给世人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书中采用一种奇特的德语-拉丁语的打油诗形式，揭露了普遍存在于中世纪晚期僧侣中的无知与自负。伊拉斯谟学识渊博而严谨，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认真校对了希腊文的《圣经·新约》，然后将其翻译成拉丁文，这是第一本可靠的拉丁文版《圣经·新约》。但是，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相仿，他相信“微笑说明真相”的写作方式是强有力的。

1500年，伊拉斯谟拜访了托马斯·摩尔爵士。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完成了《愚人颂》。此书妙趣横生，以最锐利的武器——幽默来抨击僧侣及其追随者，成了16世纪最为畅销的著作，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使欧洲各国人民开始关注伊拉斯谟的所有宗教改革著作。他在那些书中，揭露教会的弊端，呼吁改革，号召人们都来协助他完成基督信仰的伟大复兴。

路德翻译《圣经》

这些计划宏大而美妙，可是却一无所成。伊拉斯谟过于理性而且宽容，无法满足大多数教会敌人的要求。于是，他们只好继续等待，希望一位天性更为强硬的领袖的出现。

他来了，名为马丁·路德。路德出生在德国北部的乡村，才智超群，勇敢大胆。他接受过高等教育，取得了埃尔富特大学颁发的艺术学硕士学位，进入一家多明我派修道院修行，最后成为威登堡神学院的大学教授，开始向不太热情的农夫们解释《圣经》。空闲之余，他开始研究《旧约》和《新约》的原文。很快，他就发现，教皇和主教们所说的与耶稣基督本人的训诫竟然有着天壤之别。

1511年，路德因公出访罗马。这时，博尔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他曾经为了子女聚敛起大量财物）去世，尤利乌斯二世接任了教皇一职。此人品行端正，只是非常热衷于征战和兴修土木。此人态度虔诚，但是在严肃的德国神学家路德看来却不以为然。他失望之余，返回了威登堡。可是，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

尤利乌斯教皇临终之时，托付他的继任者扩建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教堂非常宏大，尚未完成就需要维修。然而，教会的府库早已被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挥霍一空，到了1513年利奥十世接任之时，教廷事实上已经濒临破产。于是，为了筹集资金，他想到了一个古老的方法——出售“赎罪券”。赎罪券其实就是一张羊皮纸，不过要花钱才能得到，据说它能使拥有者缩短他在炼狱里的时间。根据中世纪晚期的教义，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教会既然能够宽恕那些死前真心忏悔的罪人，那么当然也可以缩短灵魂在炼狱里的时间。

赎罪券必须花钱购买，这实在很不幸，但却是教廷创收的捷径。而且对于那些特别穷的人，它又是可以免费领取的。

1517年，在德国的萨克森地区，赎罪券的销售权在一个多明我会修士的手中。这位修士名叫约翰·特泽尔，算得上是一位急功近利的推销员。他敛财心切，强迫式的销售手法激怒了那里虔诚的信徒们。诚实的路德在盛怒之余，做了一个鲁莽的举动。1517年10月31日，路德来到萨克森宫廷教堂的大门前，将他写的九十五条声明张贴在上面。声明用拉丁文写成，猛烈地抨击了销售赎罪券的行径。路德不是革命者，毫无引发暴乱的念头，他只是反对销售赎罪券这一做法，并希望他的神职同事们能明白他的态度。这原本是神职人员与教授之间的私事，不是要世人去认识教会的过错。

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注宗教事务。对于任何事情的讨论，都会立刻导致严重的思想震荡。不出两个月，萨克森的九十五条声明几乎无人不知，整个欧洲到处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它。每个人都必须选择立场，每个神职人员都必须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廷终于嗅到了不安的味道，于是急令这位威登堡神学院教授前往罗马，以便向他们表达他的观点。路德想起了胡斯的教训，明智地选择了拒绝。作为藐视教廷威严的处罚，罗马教会将他的教籍革除。可是，在无数的支持者面前，路德亲手焚毁了教皇的敕令。从那一刻起，路德和教皇就不可能再言和了。

路德成了领袖，领导着众多不满于罗马教会的基督徒，尽管这并非出于他的意愿。一些德意志爱国者，比如乌里奇·冯·胡登，甚至赶去保护路德。威登堡、埃尔富特、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也公开声明，如果当局逮捕路德，他们一定誓死保护他。甚至连萨克森选帝侯也向热血的青年们保证，只要路德在萨克森的土地上，他就不允许任何人对他造成伤害。

这些事情发生在1520年。查理五世那时已经年满二十岁。身为半个世界的统治者，他不得不与教皇互相协助。于是，他决定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召开一次宗教大会，并命令路德出席，要求他在会议上解释自己的越轨行为。此时的路德已经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他毅然前往。但是在沃尔姆斯，路德拒绝收回他所写的或者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他把良心虔诚地献给了上帝，置生死于度外。

沃尔姆斯会议经过长期的讨论，最终将路德定为神人共愤的罪人，并禁止任何德国人给他提供食宿，或者阅读他所写的任何书籍，而这位伟大的改革者的生命却毫无危险。在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看来，沃尔姆斯敕令是一份不公正的可恶文件。为了安全起见，路德被藏匿到萨克森选帝侯在威登堡的城堡里。在那里，他仍然不懈地对抗着教廷的权威，并将《旧约》和《新约》译成德语，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亲自接触上帝的话语。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宗教改革已不再仅仅涉及宗教和信仰了。社会动荡不安，有很多人便趁势兴风作浪：憎恶现代大教堂建筑之美的人，开始攻击甚至摧毁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理解；穷困潦倒的骑士们想夺回曾失去的，占领了原来属于修道院的土地；心怀不满的王公们则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饥民们在鼓动家的狂热的带领下攻进城堡，像十字军战士一般大肆劫掠。

帝国真的发生了暴乱。有的王公成了新教徒（就是路德所谓的“抗议教廷者”），对统治区内的天主教徒进行残酷的迫害。而另一些王公们依然信仰天主教，于是大肆绞杀自己的新教子民。1526年，为了解决子民的教派归属问题，斯帕尔会议规定“臣民们必须信奉其领主所属的教派”。这使德意志联邦的上千个小公国相互敌视，从而阻碍了德国数百年的正常发展。

1546年2月，路德逝世。遗体被安葬的教堂，就是二十九年前他反对销售赎罪券的地方。岁月还没有迈过三十个春秋，那个漠视宗教、追求俗世欢乐的文艺复兴世界，就已经完全被不是争吵就是辩论的宗教改革世界取而代之。多年来统一的宗教帝国在瞬间土崩瓦解。为了发扬一些神学教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拼得你死我活，整个西欧世界都沦为了战场。可是在现代人看来，这些神学教义就如同古代伊特鲁里亚的神秘铭文一般让人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