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在日耳曼北部荒地迅速崛起。

普鲁士的历史就相当于欧洲边疆地区的变迁史。9世纪时，地中海沿岸古老的文明中心，被伟大的查理曼大帝迁移到了荒凉的西北欧地区；欧洲的边界线被他的法兰克士兵逐步向东推移。他们征服了异教的斯拉夫人和立陶宛人（当时居住在波罗的海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平原上），夺取了许多土地。但是，法兰克人不太经营这些边远地区，就如美国对待那些尚未成为独立州的西部地区一样。

为了抵御萨克森野蛮部落的袭击，查理曼大帝亲手在东部边境建立了勃兰登堡。定居于此的一支斯拉夫人——文德人是10世纪时被征服的，他们原来的集市布兰纳堡就是后来勃兰登堡的中心，“勃兰登堡”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在11至14世纪期间，有许多的贵族世家在这里充当皇家总督。最后在15世纪的时候，霍亨索伦家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从此，这个原本荒凉的边疆省份，逐步成长为现代世界最高效的帝国之一。

刚被欧美力量逼迫退位的霍亨索伦家族原本来自德国南部地区，出身卑微。12世纪，霍亨索伦家族中一个名为腓特烈的人，凭借一桩幸运的婚姻，登上了勃兰登堡总督一职。此后，他的子孙们充分把握一切有利时机，极力扩充自己家族的势力。经过几个世纪见缝插针的发展，霍亨索伦家族终于荣登尊贵的选帝侯，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了成为德意志皇帝的机会。宗教改革期间，他们支持新政。到了17世纪早期，霍亨索伦家族已经成为北德意志最强势的王公之一。

三十年战争期间，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疯狂地劫掠勃兰登堡与普鲁士。但经过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的精明治理，战争的损失很快被弥补。一个高效率的国家很快就建立了，国内所有的经济力量与智慧头脑都被充分利用。

在现代普鲁士，个人意志要完全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这样一个国家的创立者是腓特烈大帝之父——腓特烈·威廉一世。他是一位普鲁士军官，勤恳而节俭，钟爱酒吧故事和浓烈的荷兰烟草，憎恶一切繁文缛节（特别是法国的）。尽忠职守是他的唯一信念。他严于律己，绝不宽容任何手下的软弱行为。他与儿子腓特烈的关系很不融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父亲性情粗鲁，儿子却感情细腻，喜欢法式礼仪，热爱文学、哲学、音乐。性格的迥异使冲突不可避免。腓特烈想要逃往英国，中途被抓回，然后送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并被强迫亲眼看到好友被斩首。惩罚还没结束，年轻的王子被送到外省的某个城堡，在那里认真学习他未来必需的治国之道。事实证明这是因祸得福。腓特烈在1740年正式登基之时，对于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从一个穷人家孩子的出生证明，到复杂的年度预算——都已了然在胸。

腓特烈曾经著过书，其中有一本《反马基雅维利》。在书中，他极力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信念。马基雅维利是古代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他曾经教导他的王侯学生们：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撒谎或欺骗的手段也是可以采用的。而在腓特烈的书中，他认为理想的君主应该首先是人民的公仆，是像路易十四那样的开明君主。而在现实中，腓特烈尽管每天工作长达二十小时，却不容许任何人给他提建议。他的大臣们没有实权，只不过是些高级书记员罢了。他把普鲁士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完全按照他的个人意志进行管理，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干涉国家利益的行为。

1740年，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为了维护独生女玛丽亚·特雷莎的合法地位，查理六世生前曾在一张羊皮纸上签署了一项庄严的条约。但是老查理的遗体刚刚被安葬进哈布斯堡的皇陵，腓特烈的大军就开向了奥地利边境，占领了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普鲁士依据一些古老而可疑的继承权对外声称，这片土地，甚至中欧的一切土地，本来就属于他们。数次激烈交锋之后，腓特烈最终吞并了整个西里西亚。有好几次，腓特烈眼看就要被击败了，但结果他还是站稳了脚跟，成功击退了奥地利军队的所有反击。

这个迅速崛起的强国马上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目光。在18世纪，德意志民族被宗教战争击垮，本来已经不再被任何人重视。腓特烈凭着与彼得大帝相似的迅捷努力，使他人的态度由轻视转为敬畏。普鲁士的国务有条不紊，臣民们根本无须抱怨；国库逐年丰厚，再也没有出现过赤字；酷刑一律被废除，司法体系得到改善；有优质的道路、学校、工厂；有一个敬业且忠诚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一切使人们觉得自己值得为国家做任何事情。

在这种情形出现之前的数个世纪，德国的土地一直是法国人、奥地利人、瑞典人、丹麦人和波兰人争权夺利的战场。如今，普鲁士崛起了，德国人激动不已，重新找回了自信。这一切都应该感谢腓特烈大帝的英明神武。腓特烈长着鹰钩鼻，旧军装上烟味不断，总是喜欢对邻居们作着有趣而尖锐的评论。他写了《反马基雅维利》一书，可实际上却一直在玩着谎话连篇的外交游戏。1786年，他的大限到来。他没有子侄，朋友们却全都离他而去，临终前身边只有一个仆人和忠实的老狗。他爱狗胜过人类，在他看来，狗永远不会忘恩负义，会永远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