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国家是如何积累财富的。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在16、17世纪，当今世界的国家是怎样以各自互不相同的起源方式发展而来的。也许是某个国王的苦心策划，也许完全出于偶然，也有可能是特殊地理环境的恩赐。但无论如何，这些国家一经创建，就全都精心经营内部事务，极力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金钱。在中世纪，国家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没有可供仰仗的国库，国王的收入只能来自王室领地，大小官吏则自给自足。而在现代国家，情况则变得错综复杂。骑士消失了，国家只能雇用政府官员。无论是陆军、海军还是国内的行政管理，其花费都动辄数百万。问题是，到哪儿去弄这笔钱？

在中世纪，金银是非常罕见的。我曾经说过，那时的普通人一辈子都很难见到一枚金币，即使是大城市的居民也只是对银币习以为常。发现美洲大陆后，秘鲁的金银矿藏得以开采，金银稀缺的局面才有所改变。地中海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西洋沿岸的崛起。意大利古老的“商业城市”丧失了贸易上的重要作用，新的“商业国家”兴起。金银也不再是稀罕的物品。

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贵重金属如潮水般地涌入欧洲。16世纪的一批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一套“国富论”。依他们之见，这套理论完全正确，会给他们的国家带来最大利益。他们提出，金银是实际财富，哪个国家的国库和银行里拥有最多的金银储备，哪个国家就最富有。而金钱的富足就意味着可以拥有强大的军队，因此，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强大的国家，可以统治全世界。

这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人们对它丝毫没有怀疑，正如早期的基督徒深信奇迹，当今的美国人坚信关税。重商主义的实际运作过程可以简化如下：为了最大化地增加金银储备，一个国家必须争取最大额的出口贸易顺差。一旦你对邻国的出口量超过了邻国对你的出口量，你就会赢利，而邻国则只能支付给你黄金。这一理论导致的结果是，17世纪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了如下的经济政策：

1.竭力获取尽可能多的贵重金属；

2.鼓励优先发展对外贸易；

3.鼓励发展原材料加工制造业，以便出口；

4.鼓励人口繁殖，因为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是农业社会无法提供的；

5.国家监督这一过程，必要时加以干涉。

在16、17世纪的人看来，贸易是非自然的、无规律的——自然力的产物不管人们如何干预，总有原则可循。因而，人们总是想要借助政府法规、指令和财政援助来指挥这些商业活动。

16世纪时，查理五世采用了“重商主义”政策（当时这种理论还比较新鲜），并把它介绍给自己的各个领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随之效仿，法国的波旁王朝，尤其是路易十四也热情倡导。他的财政大臣柯尔伯——重商主义的急先锋，备受人们景仰，甚至成了全欧洲的领航明灯。

克伦威尔时期的对外政策，忠实地遵循了重商主义。实际上，它完全是针对英国的劲敌荷兰而制定的。因为在当时，荷兰船主们承运着欧洲各国的商品，并且主张自由贸易，这使得英国必须不惜代价地消灭它。

根据这种理论，我们不难想象，海外殖民地为此会遭遇怎样的灾难。重商主义政策下的殖民地，纯粹是黄金、白银和香料的贮藏库，仅仅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而不断开采。亚、美、非的贵重金属，热带国家的原材料，全部都被宗主国所垄断。而且，任何外来者的干涉都是绝对禁止的，殖民地不允许与宗主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有商业往来。

重商主义无疑促进了国家制造工业的发展壮大。为了便于贸易往来，它们还修河开路，大力发展了交通运输业。此外，工人们全面地掌握了技能。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而地主与贵族的势力却被削弱。

另一方面，它带来的灾难也是无比巨大的。殖民地原住居民遭到最无情、最无耻的剥削，宗主国的公民则面临更可怕的社会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每个国家都成为军营。统一的人类世界遭到分割，每一小块领土都紧盯住自己的直接利益；同时竭力削弱他国，夺取他们的财富。财富逐步变得万能，“发财致富”是普通公民的最大美德。然而，经济理论也会经常变化，就像外科手术和女性时装一样。到了19世纪，重商主义终于被人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至少，据我所知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