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传遍了全世界。

在本章的开头，笔者想先解释一下“革命”这个词。记得俄罗斯的一位大作家曾说（俄罗斯人对革命很在行）：“革命就是‘在短时间内迅速推翻一个数世纪以来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连最激进的改革者也不敢略加挞伐的旧制度’。革命的目的就是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宗教、政治和经济基础。”

18世纪法国古老的文明正在腐朽之际，一场革命就此爆发了。

回顾当时法国的现状，国王在路易十四时代代表着一切，甚至包括国家本身。那些为国家效忠的贵族则只是宫廷生活的点缀，他们被解除了任何职责。法国政府开支非常大，只能依靠税收来填补。但是，由于贵族和教士们不肯纳税，政府就把沉重的税务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

法国农民的生活境遇每况愈下，他们只能住在阴暗潮湿的茅屋里，还要受到冷酷而且无能的当地官员的压榨。对他们来说，辛勤劳作换来的只是更多的赋税，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当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图景：法国国王身穿无比华丽的衣裳，极度悠闲地走在宏伟的王宫大殿之中，周围则围着一批穿着同样奢华的阿谀奉承的贵族大臣。宫廷维持如此奢靡浮华的生活依赖于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其时农民们的悲惨生活已与牲畜无异。虽然这幅图画让我们感觉有些不快，但是现实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所谓“天朝旧制”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的。

且看法国是如何将贵族的生活艺术推向巅峰的。一群与法国的贵族阶层有着密切关系的有钱的中产阶级（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个富有的银行家女儿嫁给某个穷困的男爵的儿子），加上一批全法国最富有闲情逸致的宫廷人物，把所有的时间全部花费在无聊的闲谈和空想当中，而绝不是在为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殚精竭虑。

不幸的是，这种无聊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如同时装潮流一样，立刻在虚情假意的社交界广泛蔓延，他们开始对所谓的“淳朴的农居生活”产生了兴趣。令人可笑的是，在法国及其殖民地的绝对拥有者和最权威的领导者——路易十四和他的王后的引导下，朝臣们把自己打扮成马夫和挤奶女工的模样，虚伪地模仿古希腊牧羊人，过起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乡村生活”。路易十四完全沉浸于这种无聊而矫揉造作的生活，整日围绕他的是弄臣们荒唐可笑的舞蹈、宫廷乐师演奏的滑稽的小步舞曲，以及宫廷理发师设计的繁复发型。最后，路易十四索性将这种无趣推向极致，为远离那个更加喧嚣的城市，他在巴黎郊外建造了恢宏壮观的凡尔赛宫。宫殿里的人们整天漫无边际地谈论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无聊话题，他们的短视无知就好像挨饿的人眼里只有面包一样。

伏尔泰的出现就像一枚批判的炸弹投向了法兰西日益腐朽落后的旧制度里，一时间整个法国为之欢呼。当他的戏剧上演时，场面无比火爆，观众只能买站票观看演出。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令他的法国同胞如痴如醉，当他充满伤感地描绘着原始先民幸福生活的美妙场景时，当他郑重地呼吁“重返主权在民，而国王只是人民公仆的时代”时，所有的人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在孟德斯鸠出版的《波斯人信札》一书中，他通过描述两个波斯旅行者来揭示法国社会黑白颠倒的现状，并且无情地嘲笑了上至国王、下至最低级的糕点师傅的法国宫廷。这本书很快连印四版，广为流传。当他的后一部著作《论法的精神》出版时，他已经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男爵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以英国优秀的政治制度作比，宣扬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要求取消法国现行的君主专制。

受巴黎出版商莱布雷顿邀请，狄德罗、达朗贝尔、杜尔哥等人将合作编写《百科全书》。当消息宣布的那一刻，法国人的反响相当强烈。等到二十二年后这本令所有人翘首以待的“囊括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百科全书》最终完成时，法国民众的反应已经超出了警察所能控制的范围。

说到这里，笔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阅读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或是观看相关的戏剧电影过程中，常人可能会以为，所谓的大革命只是巴黎贫民窟的一群骚动的民众所为。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中产阶级少数几个智慧人物才是革命舞台的真正领导者和鼓动者。他们将那些埋没于贫民窟的人民视为革命的生力军和合作者。他们启发人民的革命思想，把人民送上了革命的舞台。

为了便于讲述，我们把法国大革命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1789年至1791年，革命民众首度引进君主立宪制。但是由于法国国王的愚蠢和缺乏诚意，以及形势发展的难以掌控，这一最初的试验没有成功。

第二阶段，1792年至1799年，法国尝试民主政府制度，出现了法兰西共和国。但是，这次努力又失败了。社会常年的动荡不安，使人们对许多改革缺乏足够的耐心，社会问题又始终悬而未决，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充满杀戮的法国大革命。

当时法国的国库里已经没有钱了，而且还负有四十亿法郎的庞大债务，国王路易也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了，可是政府不可能再增加新的税收了。于是国王路易，这位集聪明的锁匠、能干的猎手和愚蠢无知的政治家于一身的人任命杜尔哥为财政大臣。六十多岁的安纳·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即罗纳男爵，出身当时正走向没落的贵族阶层，做过外省总督，还是一个优秀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不无遗憾的是，杜尔哥尽管已尽了力，可还是无法挽回败势。最致命的是，杜尔哥自知无法再在悲惨的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了，便向此前从未缴纳过赋税的贵族和教士伸手。这项措施立即使杜尔哥成为凡尔赛宫最让人怨恨的人，也使他成为王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敌人，因为王后讨厌别人在她面前说“节俭”一词。杜尔哥的结局可想而知，他获得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理论教授”的绰号，并于1776年被迫辞职。

一位讲求实际的“生意人”接替了“理论教授”的职位。这个工作务实的人是瑞士人，名叫内克，他从事谷物投机生意，还是一家国际商行的合伙人。为了给他的女儿谋取高位，他那位雄心勃勃的妻子在他们发家之后便把他推进了政界。果然，他们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瑞士驻巴黎大使德·斯塔尔男爵，在19世纪早期的文坛风光无限。

就像他的前任杜尔哥那样，内克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份工作中。但是新的财政大臣的日子也不好过。1781年，国王派遣军队去北美大陆，帮助当地殖民者反抗英国的统治，结果这次远征的费用远远超出预支。国王要求内克提供急需资金，但是认真的财政大臣非但没有给钱，反而苦口婆心地劝说国王“节俭”，并且提交了一份国王根本看不明白的法国财政报告。无奈，内克终以“工作无能”被解职。

接替“教授”和“生意人”的是一个乐天派，这个人宣称，只要人们相信他的财政政策，他一定会让所有人得到回报。他便是查理·亚历山大·德·卡龙。这个人唯利是图，一心追求功名利禄，靠着自己的不择手段获得了产业并取得成功。他本来就知道国库亏空，但是为了不得罪权贵们，他想出了一招很老套的办法：借新债还旧债。事实证明，自古以来这套办法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法国政府又增加了八亿法郎的国债。但是，他似乎对此并不担心，总是保持着微笑，并在国王与他美丽的王后的每项要求上签字。要知道，王后从小在维也纳就已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

后来情况变得更加危急，就连一向忠实于国王的巴黎议会也不得不采取措施了。那年法国粮食收成非常不好，农村饥荒和灾难流行，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整个法国就要陷入混乱不可治的局面了。可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卡龙还想再借八千万法郎的外债。国王也对这种混乱局面无动于衷，更别提想出好的补救办法了。这时候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召开三级会议，听取人民的意见了。可是三级会议自1614年取消之后，已经好久没有开过了。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之下，最终三级会议还是召开了，但是路易十六显然对会议缺乏诚意，他只不过是敷衍一下罢了。

1787年，路易十六象征性地召开了一个所谓的知名人士会议，企图以此平息众怒。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只不过是把全国的贵族老爷们集合起来，讨论在不触犯自身特权的前提下做点什么工作。试想，那些贵族集团怎么可能为了另一阶层人民的利益而甘愿放弃自己的特权？会议的结果是，参加会议的一百二十七位知名人士断然拒绝牺牲自己的利益。街头的民众愤怒了，他们要求国王重新任命内克为财政大臣，但是知名人士会议不同意。于是，街头的民众发动了可怕的暴动，他们砸玻璃，破坏公共设施，场面非常野蛮。随着知名人士被吓得逃走，卡龙也很快被解职，代替他的是能力平平的主教龙梅尼·德·布莱恩。受到人民暴动的威胁，路易十六最后不得不含糊地允诺“尽快”召开三级会议，但此时的国王已经很难平息民众的愤怒了。

路易十六

法国已经有一百年没有遇到如此寒冷的冬天了。庄稼有的毁于洪灾，有的冻死在地里。在普罗旺斯省，橄榄树都快灭绝了。面对全国一千八百万饥民，私人慈善机构的援助根本于事无补，到处都有哄抢面包的暴乱事件。要是在二十年前，人们或许会相信军队可以镇压暴乱，可是如今，随着新的哲学思想的深入人心，人们发现，枪杆不可能对付饥饿。同样来自人民的士兵怎么可能百分之百效忠国王呢？因此，国王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局势，拯救早已失去的民心，然而路易还是不能下定决心。

环顾外省，“没有代表权，拒不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口号二十五年前北美殖民者也曾喊出过。追随新思想的人们相继建立了许多独立的小共和国，法兰西面临着全面瘫痪。也许是为了平息众怒，挽回人民对国王的信心，政府突然取消了旧有的极其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这好比一股墨水狂潮迅速冲毁了整个法国，有两千种各式小册子一下子出版了。人们可以相互批判，不论他们地位的高低。龙梅尼·德·布莱恩受到评论冲击被迫下台，紧急之下内克重任财政大臣，试图平息这场全国性的骚乱。当巴黎股市上涨三成的时候，人民也暂时停止了骚动。值得期待的是，1789年5月将重新召开三级会议，全法兰西最杰出的人物将联合起来帮助政府解决所有难题，帮助人们重建健康幸福的家园。

历史证明，集体智慧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因为在许多关键时刻，它往往会限制个人的能力。内克从未紧紧抓住政府的权力，而是让一切顺其自然。于是，针对如何改造旧王国，又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警察的势力变得微不足道。在职业煽动家的唆使下，巴黎郊区的人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开始扮演起在此后大动荡岁月里将要隆重扮演的角色——革命的真正领袖。当合法的途径无法达到最终目的时，他们就会动用野蛮和暴力的手段。

为了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内克同意他们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席位比教士或贵族多一倍。就此，西耶斯神甫曾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何为第三等级》。他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第三等级——中产阶级的另一称谓，应该代表一切。过去中产阶级什么也不是，现在则希望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这表达了当时大多数人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愿望。

选举在混乱不堪的状态下开始进行。三百零八名教士、二百八十五名贵族和六百二十一名第三等级的代表打理好自己的行李，浩浩荡荡地前往凡尔赛宫。第三等级额外需要携带的行李是被称为“陈情表”的长卷报告，里面详细记载了人民的种种不满和要求。一切准备就绪，拯救法国的最后一幕即将上演。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如期召开。国王的心情很差。教士和贵族坚决不愿放弃他们的任何一项特权。按照国王的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各自讨论他们的要求。但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不愿接受这一安排。为表示抗议，6月20日，他们在一个网球场——为举行这个集会而匆忙布置整理的会场，庄严宣誓：坚决要求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在一起开会。国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

三级会议开始讨论法兰西王国的国家体制。国王起初对此很生气，他宣称绝对不改变君权。但之后，国王突然外出打猎去了，把国事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待到打猎回来，他又让步了。这位法兰西国王总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当人民争吵着提出要求“A”时，国王除了斥责往往什么也不答应。马上，穷人吵嚷着包围了国王的宫殿，于是他被迫妥协，答应了人民的要求。但这时人民提出的要求已经是“A+B”了。当国王最终迫于无奈在文件上署名，同意他可爱的人民的要求时，人民的要求又变成了“A+B+C”，并威胁说如果国王不答应，他们就会血洗王室。就这样，国王顺着人民要求的字母进阶表，一路走上了断头台。

断头台

国王的不幸之处在于，他的行动总是比形势落后一个字母。但是他从未认识到这一点，就算他的头颅被搁在断头台上时，他依然无法理解。国王觉得自己万分委屈，他倾尽自己有限的能力爱护自己可爱的臣民，可他得到的回报却是如此下场。

我们常常说，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也许我们可以假设路易十六是个冷酷无情、权欲熏心的人，那么他还不至于落此下场。然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即便国王拥有拿破仑般强大的力量，他的一生也很可能被他美丽的妻子断送。王后玛丽·安东奈特是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雷莎的女儿，她从小在最专制的中世纪宫廷里长大，兼备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年轻姑娘的所有美德与恶习。

在混乱的局势下，王后决定策划一个反革命方案。突然间，财政大臣内克被解职，皇家军队开往巴黎。这个消息如同一枚炸弹投入民众中间，1789年7月14日，疯狂的人民袭击了巴士底狱——这个遭人憎恨的君主专制的象征。在此情况下，很多贵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危险，仓皇逃往国外。只有国王还和往常一样，对国事置之不理。巴士底狱被攻陷的那天，他正在打猎，据说那天他因为猎得了几头驯鹿，心情非常好。

8月4日，国民大会开始行使职权。在巴黎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大会废除了王室、贵族及教士的所有特权。8月27日，他们颁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这就是法国第一部宪法的那个著名的前言。此时此刻，对国王来说已是大难临头，但是国王在仍有可能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民众普遍担心，国王会再次密谋，试图扑灭这次革命暴动。于是，10月5日巴黎爆发了第二次暴动。暴乱一直波及郊外的凡尔赛宫，直到人们将国王带回巴黎的宫殿，暴乱才最终平息。人们希望能随时监视国王，生怕他与维也纳、马德里及欧洲其他王室亲戚们进行秘密联系。

巴士底狱

在第三等级领袖米拉波的领导下，国民大会开始整顿混乱局面。米拉波本是贵族，但是还没等把国王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他就于1791年4月2日去世了。路易终于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了，6月21日他密谋出逃。不幸的是，国民自卫军凭着硬币上的头像认出了国王，在瓦莱纳村附近将他截住，并送回巴黎。

1791年9月，法国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国民大会的成员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791年10月1日，立法会议召开，继续国民大会的工作。在这群新的会议代表中，有许多激进的革命党人，其中最激进的是雅各宾派（因他们常在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聚会而得名）。这些大多属于职业阶层的年轻人喜欢发表激进的演说，因为报纸的原因，这些演说被传播到柏林、维也纳，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觉得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营救他们法兰西的好兄弟、好姐妹的性命。尽管当时他们正忙于瓜分波兰（波兰由于整个国家的混乱，正成为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但他们还是派了一支军队来法国拯救路易十六。

可以说，整个法国都笼罩在一种恐怖的阴霾之中。民众多年累积的饥饿与痛苦的仇恨达到了顶峰，他们袭击了国王居住的杜伊勒宫。不过，对王室忠心耿耿的瑞士卫队还是竭力保护他们的国王，但正当疯狂的人潮要退去时，性格软弱的路易却下令“停止射击”。结果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那些浸淫于鲜血、喧嚣和廉价的烈酒的暴动的民众将瑞士卫兵杀得一个不剩。随后，他们闯入王宫，在国会的议会大厅里抓住了路易，把他当作一名囚犯，关进了坦普尔老城堡。

恐慌继续歇斯底里地在法国蔓延，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野兽一般。1792年9月的第一周，疯狂的民众又冲进监狱，把关在那里的所有囚犯都杀了。可对于这样凶残的杀戮行为，政府竟无力干涉。丹东领导的雅各宾派意识到，这场危机决定着革命的成败，他们只能采取最野蛮的极端行为。

1792年9月21日，新成立的国民公会召开，成员几乎全部来自激进的革命派。路易被正式指控为最高叛国罪，在国民公会前接受审判。结果他罪名成立，并以三百六十一票对三百六十票的表决结果判处他死刑，而那决定路易命运的一票据说是他的表兄奥尔良公爵投的。1793年1月21日，路易保持着一贯的从容和傲慢，走上断头台。恐怕他至死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流血与骚乱。他不可能知道原因，因为他从来都不屑请教。

革命的暴力持续进行，雅各宾派又将矛头转向国民大会中一个比较温和的派别——吉伦特派，此派因成员大部分来自南部的吉伦特地区而得名。在一个新成立的专门革命法庭上，二十一名为首的吉伦特派人被判处死刑，其余成员被迫自杀。其实，这些都是忠厚善良的人，只是他们过于理性和温和的政治观点，无法为那个恐怖的时代所容。

1793年10月，雅各宾派宣布废除宪法，以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为首的一个小型公共安全委员会接管了政府的权力。基督信仰与旧的历法也被取消，托马斯·潘恩在美国革命战争期间曾大力宣扬过的“理性时代”终于到来，伴随而来的还有“恐怖统治”。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恐怖统治”以平均每天七八十人的速度屠戮着温和的、激进的、中立的人们。

尽管法国民众推翻了国王的专制统治，但是他们却迎来了一个少数人的暴政。这些暴力的人以杀死所有与他们观点相左的人来显示他们的民主狂热和崇拜。整个法兰西变成了一个屠宰场，每个人都生活在极度的恐慌之中。曾经的国民大会的一些成员意识到，如果任由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他们将终有一天走上断头台。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反抗已经将自己大部分革命同事处死的罗伯斯庇尔。这位“唯一真正的民主派”自杀未遂，被人们草草地包扎好受伤的下颚，拖上了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结束了，全巴黎的市民都忘情地欢呼起来。

不过，由于法兰西面临的危险局面，政府仍然被控制在少数几个强有力的人物手中，直到革命的诸多敌人被彻底逐出法国领土。此外，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革命军队继续在莱茵、意大利、比利时、埃及等地浴血奋战。他们击败了大革命的所有敌人后，五人督政府成立，并统治了法国四年之久，直到大权落到一个名为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将军手里。1799年，拿破仑开始担任法国“第一执政”。此后十四年，古老的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政治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