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炽热情绪是自然发生的显而易见的事件，它带来全新的希望、未经考验的危险，以及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欧洲坚持到底的毅力的确值得我们同情和钦佩：没有从状况不变和处于逆境的经验中获得宝贵的教训，每次失败以后还是再接再厉产生同样的信心，连续6个世代一头向敞开在前面的悬崖冲下去，不管这些人处于何种情况，都要用绝望的冒险，占有或光复离家2000英里外的那块墓石，来赌他们在公众和私人方面的运道。克莱蒙宗教会议以后2个世纪的时间里，每年的春季和夏季都会产生一股新的迁徙活动，朝圣的武士要去保卫圣地。但是7次重大的军备活动或称十字军东征，是为一些正在逼近或最近发生的灾难所激发。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出于教皇的权威和国王的榜样。等到神圣的雄辩家登高一呼，燃起宗教的狂热情绪，理性的解说寂静无声。在这些人当中，伯纳德这位僧侣或圣徒或许居有最崇高的地位。大约在第一次占领耶路撒冷前8年，他出生在勃艮第一个贵族家庭中，23岁时献身于斯托的修道院，然后带着原始教会的炽热情绪接受圣职任命。过了2年，他带领这座修道院三分之一的修士，前往香槟的克莱尔沃山谷，一直到去世都在自己创建的社区中，安于修道院院长这个谦卑的职位。

在一个理性和明智的时代，为了废除精神上的英雄人物所获得的荣誉，以过度自由和善恶不分的方式加以否认和排斥。那些最卑贱的人物运用心灵的力量来凸显自己的不同凡响，至少比信徒和门徒更为优越。在迷信的族群之中，他们得到的奖赏有很多人在争夺。然而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行动，伯纳德始终高高在上，俯视他的对手和竞争者。他的著作绝不缺少机智和雄辩，似乎还保留着许多与圣人的身份相协调的理性和仁慈。他在世俗生活中只分得七分之一的私人继承产业。克莱尔沃的院长基于守贫和苦修的誓言，弃除尘世的诱惑，拒绝教会的职位，成为欧洲发布神谕的代言人，以及160座修道院的创立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出使徒的谴责，让君主和教皇为之胆战心惊，法兰西、英格兰和米兰对于教会的分裂问题，都咨询和遵从他的意见和判断。

英诺森三世用感恩之心报答对他亏欠的情分，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三世是圣者伯纳德的朋友和门生。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文告中，他就像上帝的传教士和先知那样光芒四射，呼吁全国人民要去保卫圣墓。他在韦泽雷的议会上当着国王的面发表演说，路易七世和贵族从他的手里接过十字架。克莱尔沃修院院长专程前去说服康拉德皇帝，这样一个冷漠的民族听不懂他说的话，但还是被他那充满狂暴热情的声调和姿态所感动。他的行程从君士坦斯到科隆，凭着口若悬河的辩才和虔诚炽热的信心，引起极大的反响。伯纳德赞誉自己减少了欧洲的人口，很肯定地表示有很多市镇和城堡已经空无人烟，在留下的人员当中，一个男子要安慰7个寡妇寂寞的芳心。

盲从的宗教狂热分子要推举他为主将，但是隐士彼得的下场他很清楚。虽然他保证十字军人员会蒙受神的恩惠，但为审慎起见他还是婉拒了军事指挥的职位，因为无论胜败都会玷污他的声誉。然而等到重大的灾难事件发生以后，克莱尔沃的院长受到异口同声的指责，说他是一个伪先知，为公众和个人带来悲伤和不幸。他的敌人欣喜若狂，而朋友感到羞愧，他提出道歉的时机过于迟缓，用语无法令人满意。他认为服从教皇的指示并没有过错，详述天意的神秘道路难以测知，把不幸归咎于朝圣者自己的罪孽，同时很谦逊地暗示他的传道得到预兆和奇迹的认可。要是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他的论点就是决定性因素。虔诚的门徒在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群众大会中提出诉求，列举在一天之内为此事而发生的20到30件奇迹。这些特异的奇闻就目前来说，只要走出克莱尔沃地区就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对盲者、跛子和病人来说，超自然的治疗是神所赐予的恩惠，我们不可能分得很清楚，这到底是出于意外、幻觉、欺骗还是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