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詹姆斯完成奢华旅行、从昏暗的霍利鲁德来到伦敦的时候，民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为詹姆斯一世。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和平地实现了王位继承，而且这个继承人还是名男性，具有可延续性。另一方面，詹姆斯有学问，尽管可能是个书呆子，心地也善良，不像是个暴君，也似乎愿意继续伊丽莎白时代的统治形式。虽然，将在美洲兴起的自由和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詹姆斯准许的宪章；而后来的查理二世也在马萨诸塞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不幸的是——这不仅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不幸，可能也是英格兰的不幸——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宪政危机在他们的统治期间爆发了，而他们不是能够驾驭斗争或引导国家走出风暴的那类人。

詹姆斯一世从来没有在英格兰生活过，对英格兰人的性格和愿望几乎没什么了解；而他的儿子，虽然生活在英格兰，但所知更少。詹姆斯一到伦敦，麻烦就接踵而来。但在介绍详情前，我们先要知道斯图亚特血脉中一直延续着的恶瘤——君权神授的信念，这个恶瘤将会毒害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詹姆斯相信他对其国民负有义务，但他同时还坚信要由他自己来决定什么才是最好的，并认为要由他自己来为国民制定法律。他认为国王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助手”，所以国王的法律和秩序也该像上帝的启示录那样被毫无保留地接受。国王不应该受议会或法律的约束，而应该凌驾于议会和法律之上。这样的信念必然与民众对不断增长的自治的渴望产生激烈的冲突。詹姆斯在将自己视为上帝并极其鄙视其国民的同时，还被自己极端的虚荣自负所蒙蔽，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最为重要的，詹姆斯还不像伊丽莎白那样圆滑、老练。伊丽莎白即使在选择继承人时，也还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她的权力与地位的影响。跟她的父亲亨利八世一样，伊丽莎白总是清楚如何在保持住国民的善意与忠诚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宽容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詹姆斯就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性。在他登基前，没有人表示要忠诚于他或其家族，民众只是出于对都铎王室的情感而接受了詹姆斯。事实上，苏格兰人并不受英格兰人欢迎，而詹姆斯国王与民众间的新“婚姻”也只是出于便利而非真爱。所以，民众虽然接受了詹姆斯并表示了好感，但詹姆斯仍然要小心谨慎。

新国王保留了伊丽莎白时期的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爵士的职务。新国王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西班牙议和，并将主战派的领袖之一沃尔特·罗利关入伦敦塔——罗利本来是被认为犯了叛国罪并要判处死刑的。基于宗教原因，这个和约不受普通民众欢迎，商人阶层也出于商业原因不喜欢。由于签订了和约，对于英格兰人来说，西班牙的船只及其海外殖民地就不再是合法的攻击对象了，也就无利可图了。

在伊丽莎白时代，即便是在政府和欧洲处于非交战状态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而言——诸如德雷克等人的“越界行为”或是横跨大西洋，都在某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首肯并获得了一定的支持；而在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这种支持就再也没有了。

尽管还有人在继续发动像伊丽莎白时代那样的海上战争，但由于他们是非法的、行为没有得到承认，他们也就堕落为纯粹的强盗和海盗了。而且，詹姆斯并不认为英格兰的命运是在海上，因而极其忽视海军。鉴于这些事实，即詹姆斯与伊丽莎白迥然不同的态度，英格兰的水兵对新王朝没有丝毫的忠诚。这就对这个国家正在改变的生活中一个最强大的趋势构成了阻碍，更谈不上促进这一趋势的发展了。

另一个趋势就是对新教那不断增强的忠诚与热爱，其中很多又是献给清教的。这样，要么是对国家教会之外的信徒表现出更大的宽容，要么是扩充国家教会并将这些清教徒也纳入国家教会。

现在，詹姆斯就有了这么个机会来进行决断。千人请愿书——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当初是设想让一千个清教教士签名——被送到了詹姆斯面前，要求国王在不将他们完全独立出去的情况下，免除他们在教堂里必须穿白色法衣的责任以及参与、举行其他宗教仪式的义务。

一些大主教和清教教士被召集在汉普顿宫开会商谈这件事，这个会议由詹姆斯一世主持。对英格兰了解不多但深谙苏格兰的国王，深怕在英格兰的教会管理中发展出长老会的形式。在会议期间，他作了“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的著名陈述，并愤怒地说，那些不严格遵守由主教和教会制定的规章的教士，将会被他“赶出英格兰”。不久，就有大约三百人被驱赶。显然，英格兰再也不能容忍意见分歧，甚至是教会内部或外部的小事上的分歧也不行。

从此，政府的控制，或者说是教会的直接控制，成为分散民众激情的头等重要之事。

国王自己也卷入了与罗马天主教的纠纷中。

1604年，他将神父驱逐出伦敦；1605年，他再次对天主教徒征收罚金——他之前曾经取消了这个罚金。对此不满的天主教徒，在罗伯特·盖茨比（Robert Catesby）的领导下，密谋在国王及其两个儿子出席议会时，炸掉议会大厦。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负责在地下室安置火药桶，一切准备就绪。

1605年11月5日，当这个阴谋泄露的时候，所有参与人都被逮捕并处死。

不过，国王越来越不受欢迎。他那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计划也招致诸多不满。他计划的不仅仅是两个王权的结合，而是要将所有苏格兰人英格兰化，并在两国之间实现自由贸易。他和议会也因为金钱问题争吵不断。他还因为试图改变爱尔兰的首领与其部落间的传统关系，因为无视爱尔兰人的土地法而使得他们对他的不满升级。当奥尼尔和奥唐尼尔两个部落的首领逃亡至西班牙时，詹姆斯没收了不属于他们但属于他们家族的六个郡，并让大量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移居去那里。当爱尔兰的麻烦需要国王拿出更多的钱来解决时，国王早就山穷水尽了。

当时，国王对葡萄干征收进口税，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小的税源。但这个案例却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将它看作在下个世纪的革命前英格兰和美洲殖民地之间的争论的一部分。商人约翰·贝特否认国王有权征税，认为只有议会才有合法征税的权利。

在财税法庭上，法官裁定这种税是为了控制贸易，完全不同于纯粹的敛财。当国王完全控制了对外关系后，这种税就会成为特权的一部分。虽然詹姆斯立刻利用这个裁决，在不求助于议会的情况下增加了收入，但这还远远不够。

这其中有各种原因。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亨利八世将从教会没收的土地慷慨地转送或是低价转让给了个人。此外，国王面临的那些问题里，就包括了物价的大幅上涨。这个通胀压力是普遍存在的，所有私人收入的购买力都下降了，国王收入的购买力也同样下降。抛开他们的性格不论，斯图亚特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与议会的纠纷、对法国的依赖以及很多我们将会提到的问题——的关键，其实就是财政困难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们自己无疑要负上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但不是全部。

1611年，詹姆斯非常气愤并下定决心要解决财政问题，于是他开始和议会商讨解决办法。而在这之后，他就解散了议会并有持续三年不再召开议会。

在1614年那届所谓的“愚蠢的议会”中，詹姆斯也没有获得更多成功。由于议会要求他恢复那些在1604年被驱逐的教士的身份并承诺作出某些改革，否则就不答应给予钱款，所以他再次解散这次议会。与此同时，宫廷里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不断加剧，国王拒绝召开议会并通过各种方式敛财。他甚至还创造了准男爵这个新爵位：任何人只要三年都上缴一千英镑就能获得这个爵位。

他还售卖贵族爵位和官职。

1620年，新的财政大臣支付两万英镑就得到了其职位。

为了供养白金汉和其他宠臣而授给他们的各类垄断特许权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詹姆斯不仅没有做任何能够受民众欢迎的事情，而且恰恰相反，他还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特权。考虑到总是有国民指指点点说国王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他干脆在1616年提出，“国王要做的一件合法且恰当的事情就是，让每个法庭都管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而且国王的另一个职责就是要保证法官不能违反君王制定的法律。

此外，欧洲大陆上那些将会导致三十年战争的事件也使得他采纳了支持西班牙的政策，因为他需要借此来保护他的女婿在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而且他还计划让他的儿子查理迎娶西班牙国王的女儿。不过，这两项政策对英格兰来说却是大灾难。此外，其他一些事情也使得国王更加不受欢迎。如，埃塞克斯伯爵夫人为了与詹姆斯的宠臣罗伯特·卡尔结婚而与埃塞克斯伯爵离婚。试图阻止伯爵夫人的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被谋杀了。后来，罗伯特·卡尔和他的新夫人因为投毒害死奥弗伯里而被判有罪，但詹姆斯赦免了他们，由此导致民众对王室的尊敬大大降低。这时，詹姆斯也尝试用更独裁的方式来维持统治。

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被解职也引起了很大不满。柯克在维护习惯法上所做的工作比其他法官加起来都要多，而他被解职的原因是他和国王意见不合。

最后到了不得不召集议会的时候了，议会最终于1621年召开。

议会首先着手解决的是各类权力滥用问题，其中就包括要求国王收回那些有利于白金汉的垄断权。下议院接着攻击了已经成为大法官的弗朗西斯·培根。支持垄断的培根被发现在判决前收受贿赂，他因此被解职、处罚金并监禁。下议院进而向国王请愿，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娶一位新教徒，并表示他们宁愿打仗也不愿意让国王的儿子娶西班牙人。国王则认为自己没让下议院讨论而且下议院也无权讨论这个问题。而下议院则认为他们有权讨论所有公共问题，并将这种强硬表态体现在会议记录中。詹姆斯撕毁了那一段记录并解散了他的第三次议会，而这次议会也没有答应给予他任何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国王与议会斗争的另一面。议会，绝不可能代表整个国家——这要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伟大的民主改革之后才能实现。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代，这实际上是个财阀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议会也只是为其成员的私人利益服务。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国王特权和议会特权之间的竞争，而广大普通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这个斗争圈子。他们在都铎王朝的家长式管理下兴旺发达，也很乐意接受这种管理方式。

不幸的是，斯图亚特王室不会像都铎王室那样，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他们将自己与过于尊重法律的议会的争吵视为个人恩怨，而非国家事务；这样他们也就一直未能拓宽其统治基础。如果他们能够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角来看待宪政问题，并依靠平民大众的支持来抑制越来越贪婪的上层阶级，就像之前的国王在与贵族们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那样，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议会的壮大其实是件好事，后来的很多危机和麻烦也就能够避免。不过，这些都只是假设。在当时的英格兰，其实有两种专制统治，那就是国王的专制统治和议会的专制统治。不过，这两种专制统治都无法以惯常的英格兰方式将人们带上惯常的英格兰发展之路，它们只会将英格兰人民带上一条充满残酷斗争的血腥之路。

詹姆斯的外交政策也像其国内政策一样，以彻底失败告终。

除了那些惧怕他的人的一些“自愿”捐款以外，詹姆斯根本没钱来支持他的女婿，他们最后也失去了巴拉丁奈特。抱着查理娶了西班牙公主后西班牙可能会帮忙夺回巴拉丁奈特的希望，年轻的查理和詹姆斯的宠臣白金汉亲自到马德里去求婚并协商相关事宜。

在当时马德里这个大背景下，神学家们的讨论、政客和廷臣的阴谋诡计以及两个年轻人的胡作非为，都快构成一部精彩纷呈的滑稽剧了。最终的结果似乎也很明显：查理不可能娶到西班牙公主，而西班牙也不会帮助查理的姐夫夺回巴拉丁奈特。

查理和白金汉这两个年轻的“外交官”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英格兰。不过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们倒是没那么惹人讨厌了，因为他们搞砸了一个民众讨厌的计划。白金汉回国后就获得了公爵头衔，而气败坏急的查理则强烈希望能够通过战争击败西班牙。很快，英格兰和法国就查理与法国公主亨莉雅妲·玛利亚（HenriettaMaria）的婚事展开了谈判。尽管查理和詹姆斯都曾向1624年的议会承诺过：即使查理娶了一个天主教徒，也不会让英格兰对天主教徒开放，但斯图亚特家族那典型的表里不一和不可信赖再次表露无遗。在法国国王的坚持下，詹姆斯和查理都同意英格兰人可以自由信奉天主教。

1624年末，一支一万二千人组成的英格兰军队被派往巴拉丁奈特，但法国国王拒绝让他们从法国过境。于是，他们不得不绕道荷兰。不久，缺钱少物的他们，在还没见到敌人——除了查理新岳父外——前就已经死掉了四分之三。自马德里之行后就成为查理的最亲密宠臣的白金汉公爵，发誓要在全国征收重税。他很快就会攀到权力之巅，因为查理将在几个月后（即1625年3月）登基。

骨瘦如柴、步履维艰、嘴流口水、狂傲自负的詹姆斯一世最终被疾病击垮，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位君王就这样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