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的政策的推行主要依赖两个人：托马斯·温特沃斯和威廉·劳德大主教。前者被派往爱尔兰任总督，在那里实施了冷酷无情的政策，1639年回到英格兰后获得了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头衔，并成为国王的首席顾问。劳德大主教也信奉那被称为“绝对专横的政策”，并让国王成为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人士的敌人；也正是他希望强化教会的纪律和权力。他还要求禁止所有教会之外的讲道，教会内部的仪式也被修改了，并且完全违背了清教徒的信念。清教徒和不信奉英格兰国教的新教徒遭到迫害。而星室法庭和最高法院简直为所欲为，直至它们为人民所唾弃、仇恨。

劳德关于教会和教士的权力观简直就是中世纪的观念，他甚至还让宗教法庭判罚了大量普通教徒——只因为他所谓的罪行。

英格兰人反对教权主义之路可谓漫长且艰辛，而如今却似乎又要重新来一遍。劳德的教会观与查理的宪政观臭味相投，各地牧师的宣讲也在支持国王的特权及其君权神授观念。对清教徒的迫害火速升级，而对天主教徒的宽容则显著扩大——这部分是因为王后的影响，部分是因为劳德的倾向。我们也将会花点时间提及这两项教会政策在海外的重要发展。

与此同时，将持续二十年的商业不景气和不确定性也开始显现，人们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所有事情——商业、与国王关于宪政的争吵、新的宗教迫害——都让英格兰各个阶层中很多优秀的人士觉得前途渺茫、黯淡无光；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移民，他们希望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重建英格兰族群。在查理解散议会后的大约十二年里，估计有六万五千人移居新大陆，其中超过两万七千人定居在新大陆的各个殖民地，而大约有三万八千人则生活在一些岛屿上，如圣基茨岛、百慕大群岛、巴巴多斯岛、安提瓜岛、圣卡西亚岛、圣尼维斯岛等。

尽管并非出于本意，但事实上查理和劳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英帝国横跨大西洋的真正创始人。移民得以毫无限制地移居海外，而这些新的领地如新英格兰和美洲的很多其他地方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舒缓了民众对故国或旧居住地的不满。

英格兰不仅对移居毫无限制，而且相关特许状也很容易获得且条款宽泛，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也不会漂洋过海去迫害殖民者。

其中最重要的特许状之一就是授给由卓越的清教徒控制的马萨诸塞湾公司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担心政治局势持续恶化而把新大陆当作避难所，其中包括沃里克伯爵、伦敦塔里的囚犯汉普顿、皮姆、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等人。

这些人对新英格兰和西印度群岛都感兴趣。尽管新英格兰的人口有那么一段时间内要少于西印度群岛上的人口，但它在将来的重要性，对其自身历史及其帝国而言，却要大得多。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特许状实际上是给予贸易公司的一般特许状，但与众不同的是，这个特许状被应用到了殖民上。通过贸易公司成员们的一系列诠释，这个特许状不再是一份贸易特许状，而是一个自治社区的成文宪法。

由于迫害或是宗教分歧，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如罗德岛、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纽黑文（纽黑文后来还与康涅狄格合并了）逐渐发展起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马萨诸塞的分支。

所有这些地方的教会组织彼此独立，而这些移民的特性、边疆生活的环境以及远离英格兰的控制等，都有助于他们创建一个民主、独立的国家。无论如何，殖民特许状赋予了他们通过选举来组成下议院。关于这点也已经在弗吉尼亚公司的案例中介绍过了。马里兰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授给马里兰殖民地的特许状在有些方面并不一般，但它建立起了与英格兰的达勒姆所享特许相似的伯爵领地。这个地方被授予巴尔的摩勋爵，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因而天主教徒可以在那里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也算是这个时期的异常现象，国王和劳德正在国内镇压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同时又在将民选政府和宗教宽容的模式撒向正在快速发展的帝国其他角落。

他们也许已经意识到了将这些出于某种原因而对英格兰心怀不满的人转移到海外的价值所在，而事实上，此事的影响也的确相当巨大。不过，无论如何，谁想造反都很难。虽然查理没有军队，但另一方面，拥有大量封臣、能够反对他的大诸侯也不存在了。

如今的英格兰人已经习惯了国内的安宁，并习惯于用议会的和平手段来发泄不满——其实主要就是通过拒绝给国王拨款这种方式，直到获得补偿为止。英格兰人也不习惯通过秘密组织来解决问题，因此，如果没有议会，那就意味着没有领导。而如果国王不需要金钱，他可能就不会召集议会，那么个人独裁和教会就会插手国家事务。尽管这种行为会激起深深不满，但仍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查理一世在苏格兰自掘坟墓。虽然苏格兰已经有了一个议会，但重要性不明显，查理因而认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苏格兰实现个人独裁。不过，他忘了一点：在英格兰是国家统治教会，而在苏格兰很大程度上则是教会统治国家。在英格兰，查理已经因为攻击国家而唤醒了民众，现在他则因为攻击苏格兰人的教会而唤醒了苏格兰人。此外，一旦被唤醒，苏格兰人可要比英格兰人更容易诉诸战争。尽管封建制度基本上已经被消除，但苏格兰人的氏族生活依然保留，而且他们还能够召集军队的领袖并能够迅速对敌人发起攻击——而这正是爱好和平与贸易的英格兰所缺乏的。

苏格兰也有大主教，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国王的人，而民众则强烈地信奉加尔文教派和长老会。如果国王不加干预，那么事情可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因为贵族和大主教共同致力于维持秩序。

但昏头昏脑的查理决定在1637年将英格兰《公祷书》的修订版强加于苏格兰教会，并提拔了一些大主教担任要职。

教士立刻被唤醒，贵族也站到了教士那边，他们因教中要职落在大主教手里而气愤，并深恐劳德会命令他们归还他们从教会那获得的土地。爱丁堡随之发生暴乱。第二年年初，苏格兰全境签署了一份盟约：他们不接受查理强加的新仪式，而要延用之前的旧仪式。在那一年，国王试图妥协，甚至撤销了要求使用新《公祷书》的命令，并作出了其他让步。

11月，他们在格拉斯哥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他们无视国王特派员的命令，拒绝解散军队，要求罢免所有大主教并建立长老制。从他们无视国王要求解散军队的命令来看，他们实际上相当于罢免了国王。查理没有向议会要钱，他带着一小支他所能集结的军队朝北方进发，但他甚至都没法让这支军队团结起来。当在爱丁堡的全体代表大会和议会确认废除主教制度时，他开始为下一次攻击作准备。不过，这就必须要有钱才行。于是，从爱尔兰回来的斯特拉福德伯爵建议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召开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