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8月，新国王乔治一世顺利登基。他对英格兰宪政发展的影响，与其说是来自其所拥有的品质，倒不如说是来自其所欠缺的东西。乔治一世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享乐，他薄情寡义、贪得无厌，丝毫没有平衡能力，只会在其小小的德意志领地里表现出严肃。他对英格兰这个国家及其政府也没什么认识。而之所以挑选他当国王，完全是因为只有选择他才能满足英格兰人的渴望，因为议会规定君主必须信奉新教，而且要尽量杜绝未来的继承纠纷。乔治一世的妻子，由于被怀疑与他人通奸，被他下令终身监禁，于是他也就没有带王后入主英格兰。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毫不吸引人的德意志情妇，一个太瘦一个太胖，伦敦人风趣地称她们为“五月柱”和“大象”。

乔治一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不会说英语。开始时，乔治一世还总是参与枢密院的会议，但在练习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无法让大臣们听懂他那蹩脚的拉丁语，最后只好放弃。而随着乔治的放弃，首相的权力和威望都大大提升，而国王的很多重要权力也随之转移到内阁手中，并最终由下议院控制。现代形式的内阁政府也就由此快速形成——尽管1760年继位的乔治三世试图夺回其前辈所失去的特权。

把汉诺威家族带到英格兰的是辉格党人，而之前占据领导地位的托利党人则和詹姆斯二世党人勾结并阴谋造反。新国王也很自然地让辉格党人组成枢密院，并驱逐所有托利党人。从此时开始，辉格党长时间占据支配地位。不过，总体来说，辉格党还不如托利党受欢迎，尤其是考虑到国王自己就不受欢迎，也无法赢得国民的喜爱或尊敬。因此，辉格党在与其对手竞争时格外小心谨慎。辉格党采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控告托利党人牛津勋爵、博林布鲁克和奥蒙德。其中后两个政治家逃到法国，并被判以叛国罪；而牛津勋爵则在伦敦塔关了两年后被释放。不过，辉格党人过于粗暴地使用其手中的权力，也加剧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反感与反抗，并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辉格党人的另一个举动就显得英明许多。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提到的那样，很长时间以来，借助于治安法官和不领薪的乡绅的努力，伦敦的中央权力一直有下放到地方的趋势。与由中央政府付薪并实施控制的科层制相比，治安法官和乡绅可以说是开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机制。绝大部分乡绅都是托利党人，而担心引起不满的辉格党也不敢用本党成员来替代那么多地方的乡绅。这样，虽然“辉格党寡头政治”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但乡村却很大程度上依然在托利党的控制之下。这也相当有效地降低了辉格党寡头政治走向集权的可能性。

在1715年和1716年，英格兰的很多托利党人和苏格兰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勾结，谋划发动叛乱；1716年1月，觊觎王位的斯图亚特人在苏格兰海岸登陆。不过，这个王位觊觎者及其叛军指挥都过于无能，因而不得不返回法国；不仅如此，这个毫无进取心的王子甚至还给忠诚的苏格兰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尽管如此，辉格党还是不敢直面即将在1718年举行的大选。为了继续占有现在的职位，他们通过了《七年法》，将每届议会的任期延长到七年，因而获得了四年的延期。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宪法规定。

不过，国王也并没有行使其否决权还签署了法案。国王的否决权也就从此永远地从英国的政体中消失了。

部分是由于个人的嫉妒和野心，部分是由于对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及国内政策存在分歧，辉格党的领袖们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分裂。不久将长期主政的沃波尔，不得不接受了比其预期低得多的一个职位。大战之后的这段和平时期，与往常一样，也开创了一个投机倒把盛行的时代。人们对于任何能够想到的生意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而公司的股价也能够在股票市场上漫天飞涨。

这与1929年的美国极其相似。尤其是南海公司的股票，从一百英镑升到了一千英镑。而当股票崩盘的时候，数以千计的人们都因此破产。这激起了人们对内阁的强烈愤怒，一名内阁成员也因而被关入伦敦塔，有一人自杀，还有两人死于意外。这次危机无疑是相当严重的。沃波尔也因此被起用，以为政府和国家解困，因为他是少数几个之前警示过股市即将崩盘的人。他也从此开始了持续二十一年的执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