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招抚红胡子的计划，其实早就在袁世凯的支持之下，成为事实。

早在四月间，坂西就在朝阳密招红胡子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所部，编成“正义军”三营。袁世凯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却命驻守辽西维持中立的冯玉昆秘密支援，所以“正义军”的身分很微妙，既是日军的傭兵，又是官军的旁支。

其实日本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经安东进入奉天的陆军，已有十个师团之多，番号是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以及近卫师团，陆续编为四个军，首先编成的是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分布在九连城、凤凰城一带。

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奥保巩率领，在旅顺东北的不冻港貔子窝登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占领普兰店，拒辽阳的俄军南下，一路直趋西南的金州，意在绝旅顺、大连的后路。

第三军司令官名叫乃木希典，专攻旅顺。别遣陆军中将野津道贯，自大东沟以西，哨子河口的孤山登陆，沿大路北进，克岫岩，与第一军合力攻占海城东南的析木城。而奥保巩以第一师团守金州，亲师第二、四两师团沿南满铁路逆击，进熊岳、破盖平，复败俄军于大石桥，于是营口、牛庄亦不复能守。整个辽东半岛，大致都归于日军的掌握了。

设立满洲总司令部即在此时，由儿玉策划，以第一军为右翼，出辽阳东北；第四军为左翼，西辽阳西北；而第二军为正面，三路齐进，攻占辽阳，日本兵死了一万七千多。

不过，这个胜仗不全是日本人自己的功劳，“正义军”亦颇有牵制之功。不过，俄军虽败，实力未损，俄国的远东军司令官克鲁巴特金，估量辽阳难守，一面抵御，一面全师而退，此时重新部署，以三个军团反攻辽阳，一个军团出辽阳东南，一个军团为预备队。其中出辽阳东南这一着最狠，企图是在绝日军的归路，包围聚歼。

这一来，日军自非出尽全力不可。因此，坂西跟袁世凯商量，要求格外支援。袁世凯便派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段芝责，随同坂西，到辽阳相机处理，同时冯玉昆亦奉到密令，要在暗中尽可能援助日军。

到得辽阳，商定派遣冯玉昆属下的队官，为日军充当间谍，哨探军情，入选有孟恩远、王怀庆、刘梦兰等等，约莫十来个人，虽都行伍出身，但受过新法军事训练，要他们去看俄军马、步、炮、工各营的情况，不致茫无所识。只是，笔下却没有一个人拿得起来的，刺探有所得，不能写报告回来，于事何补？

正好段芝贵的父亲，巡抚营统带段有恒，从沈阳以西的新民，到辽阳来看因公出关的儿子，知道了这一层难处，便向段芝贵说：“我带的一个马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他于这个差使倒合适。”

原来这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家贫有大志，十四岁那年，投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当学兵，操课勤务之暇，用功苦读，居然在光绪二十二年，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二十七名进学，便是“宰相根苗”的秀才了。

不想第二年在家闯祸，得罪了当地巨绅，不但被革了秀才，还被通缉。迫不得已，航海到天津，投效聂士成武卫前军，因为体质太弱，只补上一个杂役的名字。不久，庚子乱起，聂士成殉国，武卫全军溃散，吴佩孚辗转到了开平，考入武备学堂，其后武备学堂迁至保定，吴佩孚自觉年将而立，还受年纪与自己相仿，甚至比还来的小的教官呵斥，情所难堪。

因而，吴佩孚辗转投入段有恒部下，充当一名马弁。段有恒亦每以能有一名如斯养卒的秀才供驱遣为得意之事，兼以吴佩孚通文墨，到那里都方便，所以出入相随，渐成亲信。

有此一段渊源，自堪信任，段芝贵亦乐得仰承亲心，加以提拔，派在参谋处差遣，月支薪水五十大洋。

于是吴佩孚偕同孟恩达等人，或者肩挑担子，扮成小贩，或者牵猴携羊，装成变把戏的，分头接近俄军的营区，阵地，打探动静。

不久，书面报告源源而至。众人出力，一人执笔，负责这部分联络工作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以及坂西，只知道吴佩孚一个人的名字，看他报告详尽间或附以地图，亦颇得要领，决定要提拔此人了。

※ ※ ※

段芝贵从辽阳回到天津，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袁世凯，报告此行经过。

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辕，已毁于庚子之乱，新址本来准备作为皇帝阅兵的行宫，戊戌政变，阅兵之礼不举，袁世凯估计皇帝亦永不会再到天津，因而奏请改为北洋大臣行辕。东面余屋，作为督练公所，将星云集，但没有几个人能见到袁世凯，即使是段芝贵，亦必得先经通报准许，方能进入袁世凯的签押房。

西面一带房屋，饶有花木之胜，是幕府所在，盛况已与李鸿章开府时不远，候补道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都是两榜出身。翰林则除了北洋旧人于式枚以外，还有傅增湘、严修，此外还有好些“钦赐进士出身”的学生，总计二十多人，济济一堂，是袁世凯最阔的一堂“摆设”。

至于袁世凯最信任的一位幕宾，行辈最低，是个苏州人，名叫张一麟，是上年癸卯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出身，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为袁世凯罗致入幕，月送束修六十两银子。

幕府的身分，向例与东道主相等，所以北洋的幕府，往往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到处有人逢迎，肥马轻裘，轻易可致，很少有人着重那戋戋鹤俸。唯有张一麟不同，每天将自己分内之事做完，关在书房里用功，看的书不拘一格，大致以实用为主。好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私下见过袁世凯一次，更不要说有所干求，因而提起北洋的“张师爷”来，都有肃然起敬之色。渐渐地袁世凯也发觉了，信任有加，举办新政的许多章程条款，以及奏折，大都托付了张一麟。

这天段芝贵入谒，袁世凯本已吩咐“请进来”！但以张一麟恰好应邀而至，便又关照且慢，待与张一麟谈完了再说。

“仲仁，”袁世凯唤着他的别号说：“今天有件事奉托。我知道你很忙，应酬笔墨，不该再劳你的神，想想还是拜托大笔为妙。”

“是的。”张一麟问道：“不知道是何应酬笔墨。”

“张香帅七十整寿，该送寿屏，想托你做一篇‘四六’。”

张一麟面有难色。象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身分，这篇寿屏该写成十六幅，两三千字的“四六”，那怕獭祭成章，也得好几天工夫。在他来说，抽出一整天的闲暇都难，何况好几天。

“仲仁，你勉为其难吧！”

听得府主这么说，张一麟只好答一声：“我勉力而赴就是。”

“拜托，拜托！”袁世凯说：“脱稿以后，亦不必送我看了，看了我亦不懂。请你直接交给张逊之去写吧！”

张逊之是直隶官报局的总办，素有善书之名，张一麟点点头说：“是的！”说完略等一下，如果袁世凯没有话，便待告辞。

“仲仁，请你再坐一坐，有件事顺便料理一下。”说着，袁世凯向听差吩咐：“请何总办。”

这何总办是督练公所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字春江，山东平阴县人，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但到差不久，跟张一麟两不相识。只是何宗莲觉得能在总督的签押房中，安坐自如，来头一定不小，所以向袁世凯行完礼后，亦向张一麟点一点头，表示敬意。

“这步兵操典，你怎么说？”袁世凯一面问，一面从案头取过厚厚的一部稿本，里面夹着许多参差不齐的签条。

“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以后，经过仔细推敲，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原签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

“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袁世凯沉下脸来说：“你们知道原签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仁先生！”

何宗莲大窘，急忙转身拱手，连声喊道：“老夫子，老夫子！”歉疚之情，溢于言表。

“不敢，不敢！”张一麟亦起身还礼，“这部稿子，是大帅交代，我不能不办。不过虽有改正，无非文字上的润饰，于原义并无出入。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你听见没有？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开了教训：“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好好向张先生请教。”

“是！是！”何宗莲双手将稿子接过来，“叭嗒”一声，碰响了皮靴跟，接着转身问张一麟：“不知道老夫子什么时候有空？”

“那就难说。不过，我不大出门，你随时请过来，我们谈谈。”

“是！我下午去拜访老夫子。”

“好，我候驾。”

于是何宗莲又转身问：“大帅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新军应该举行一次大操，你倒不妨先筹划起来看。”

“是！”

停了一会，袁世凯不再有话，何宗莲便捧着步兵操典的手稿退了出去。张一麟等他背影消失，向袁世凯劝说：“大帅的词色似乎太严厉了。”

“没有法子！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自贻伊戚的一天。”

“武的不能压倒文的”，这句话给张一麟的启发很深，觉得袁世凯能有今天，也许就得力于这一点。

※ ※ ※

对于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袁世凯问得很详细，当然最关心的是战局的结果，究竟是日本胜，还是俄国占上风，或者不胜不败，归结于和局。

“陆军方面，大致日本胜的把握。”段芝贵说：“俄军反攻辽阳，死了四万人，损失很重。不过，日军亦是筋疲力竭了。如今两军隔一条浑河在休息，大局要看旅顺的俄军支持得住支持不住。”

“照你看呢？”

“很难说。旅顺的防御工事太好了，地险而兵精，日本第三军已经发动过三次总攻击，敢死队一波接一波，乃木希典的儿子在里面，可是徒劳无功。”

“喔，”袁世凯很注意地问：“乃木的儿子亦是敢死队？”

“是的。”

“结果呢？”

“当然阵亡了。”

袁世凯点点头，脸色沉毅，“照我看，乃木一定可以攻下旅顺。”他问：“如今日军距旅顺多远？”

“最接近旅顺的一个阵地，五、六里，现在正在攻老虎沟。

照日本人说，如果能把老虎沟攻下来，形势就会改变。”

听得这话，袁世凯起身去看悬在壁上的“旅顺要塞兵要图”，找到了老虎沟，看到下注“二○三高地”的字样，方始明白。

“是了！日军吃在仰攻，‘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若能占领二○三高地，对港湾成鸟瞰之势，俄军残余的军舰，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了。”袁世凯停了一下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什么忙？”

“打旅顺，帮不上忙。”

“陆军方面呢？”

“也要看机会。反正攻沈阳，总有可以帮他们的地方。”

袁世凯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凝神望着东三省的地图，好一会始开口：“我当初不主张中立，应该帮日本打俄国，如果听了我的话，现在情形就大不同了。”

“请……。”段芝贵说：“请大帅教导。”

“这跟赌钱一样，日本做庄家，我们搭多少股子在里头，现在就可以计算如何分红了。如今我们帮日本，好比赌场里的混混，看庄家手风顺，在旁边打打扇，递递毛巾把子，说两句凑趣的话。等庄家站起身来，随便抓一把钱给你吃红，还得跟他道声谢。若是合伙做庄家，当然坐下来细算赢帐，这情形大不同了。”

“是！听大帅的譬喻，完全明白了。”段芝贵又说：“前一阵，不是张香帅有个折子，主张西联英、东联日，似乎可以补救。”

“太晚了！没有用处。”袁世凯说：“只望日本打败了俄国，能把东三省还给中国，已是上上大吉。”

听得这话，段芝贵踏上两步，低声问道：“听说东三省要设总督，而且已经内定了，大帅，可有这话？”

袁世凯知道有此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内召，即为未来东三省总督的人选。这是瞿鸿玑的打算，因为他们同治十年辛未一榜，没有什么象样的人材，而下一科甲戌却颇有几位出色的人物，已死的如赵舒翘，现存的如吏部尚书张百熙、云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锡良、兵部侍郎胡襢芬等人，都各有表现。

汉军正蓝旗人的赵尔巽亦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的政声还不错，所以瞿鸿玑想拉他一把。内召以后，先派署户部尚书，一切筹议东三省设总督之事，常派赵尔巽参与，为他未来的出处作张本。

这些情形，袁世凯觉得不必告诉段芝贵，只问一句：“你是听谁说的？”

“在东三省听旗人谈起。”段芝贵说：“倘若真有这话，大帅倒不可不稍稍留意。”

“喔！”袁世凯抬眼望着，等他说下去。

“东三省地大物博，富庶得很，我这趟去了才知道。如果总督、巡抚是自己人，将来筹饷就方便得多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波澜大起，但表面上不现声色，“我知道了。”他用告诫的语气说：“这话，你不必跟人去谈！事情还早得很，不必急！”

意思是说，缓缓图之。段芝贵心里也起了一个念头，一时还无法分辨，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妄想？只很兴奋的答说：“是，是！我知道事情的轻重。”

※ ※ ※

慈禧太后的七十万寿，静悄悄地过去了。五十中法之战，六十中日之战，两番盛大筹办的庆典，临事而废，满以为七十岁可以好好热闹一下，谁知道又有日俄之战！幸而战事发生的早，四月里就下了上谕，停止庆祝，倘或一切都预备好了，突传警信，那就更扫兴了。

“大概我这一辈子就不用想过整生日了！”慈禧太后向荣寿公主说：“天下也真有那么巧的事。”

“这大概是老天爷特意的安排，把这一份热闹留着到八十万寿再补。”

“八十？”慈禧太后有些伤感，“就活到那个岁数，眼花了，牙齿也掉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做人也没有什么滋味。”

“老佛爷一点都不显老！倒是……。”荣寿公主突然住口，本想拿皇帝来相比，话到口边才发觉不妥，把它硬截住了。

这一说勾起了慈禧太后的心事。从回銮途中，在开封逐“大阿哥”傅儁出宫那时候起，她就在考虑储位的归属。到得载沣做了荣禄的女婿，算是有了指望，但成婚已经两年，竟无喜信岂不叫人着急？”

这样想着，不由得问了出来：“载沣的媳妇，不是有病吧？

荣寿公主对此突如其来的一问，无从作答，想一想只能率直回对：“没有听说。”

“怎么到现在都一点儿没有消息，该找个好妇科大夫给她看一看。”

原来是关切醇王福晋何以至今不孕？荣寿公主随即答说：“奴才也问过她，她说算命的看相都说她的子嗣得很晚。”

“晚到什么时候呢？”

荣寿公主体会得出她的心境，盼望载沣得子之心，较寻常人家老太太抱孙之心，不知殷切多少倍。便安慰她说：“决不会太晚。少年夫妇，身子亦都很好，不应该没有喜信。”

“就是这话喽！”慈禧太后说：“我想总有道理在内，应该多找几个大夫看看。”

“是！奴才传旨给她。”荣寿公主想了一下，不经意的说：“皇上近来的精神，似乎又不如前了。李德立的本事有限，服他的方子，好象全无用处。”

“你的意思说，也应该在外面找大夫？”

荣寿公主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要有薛福辰那样的人就好了。”

薛福辰当年曾为慈禧太后治愈骨蒸重症，他本来是直隶的候补道，出于李鸿章的专折保荐，慈禧太后迟疑地说：“如果降旨命各省保荐名医，外头又不知道会造什么谣言？”“是！”荣寿公主看她意思并不反对宫外召医，便即说道：

“老佛书何妨问一问军机？”

“嗯！”慈禧太后点点头，“我知道了。”

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在单独召见奕劻时，忽然想到此事，提了起来，奕劻回奏：“奴才前年的一场病很重，是袁世凯荐了一个西医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此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在那儿？”

“这个西医叫屈永秋，广东人，天津医学馆出身，医道很好。不过，西医用的药，跟中医不同。”奕劻答说：“这屈永秋现在是袁世凯那里的医官。”

“中西医药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是好医生。你告诉袁世凯，让那姓屈的，来替皇上看。”

奕劻不敢怠慢，当天就用电报亲自告知袁世凯。语焉不详，只说赶快派屈永秋进京，为皇帝诊脉。等袁世凯问他，如何？奕劻却又答说，只是精神委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象。

这就奇怪了！袁世凯猜疑满腹，不知奕劻为何有此突兀的通知？皇帝既然没有明显的病象，何以突然召医，而召的是西医？心想得找个人来参赞一下才好。

北洋幕府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但象这类事故，需找工于心计的人来研究。想一想，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士琦，字杏城，是杨士骧的胞弟，也是袁世凯未来的儿女亲家，现任商部左丞，派在上海管理电报局。因公北上，在天津小作勾留，此人素有智囊之称，正宜请教。

听罢缘由，杨士琦开口说道：“四哥，你听说过没有，荐医有三不荐？”

“没有听说过。”

谁也没有听说过，是杨士琦临时杜撰的。他一面想，一面说：“医生不好不荐；交情不够不荐；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袁世凯想了一下问道：“前面的两不荐，都容易明白，何以谓之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病人无足轻重，死也好，活也好，没有人关心，荐了医生去，未见得受重视，却又何苦来哉？再说，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唯有病家重视病人，料量医药，才会十分经心，倘是无足轻重的病人，煮药调护，漫不经心，虽有名医，何能奏功？”

“啊！啊！杏城，你看得真透彻！”

“四哥，”杨士琦放低了声音说：“上次南郊大典，我有执事，在天坛站班，皇上步行上坛，我看得清清楚楚，连靴子都是破的。这倒想，开出方子来，如有贵重药在里面，谁能担保御药房一定会按方子照抓不误？”

“这很难说。”

“那就是了！虽说西药和中药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动了手脚，不按方子配，屈永秋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还用说？”袁世凯皱眉了，“看来以回谢为妙。”

“是的。”杨士琦又说：“这件事千万做不得！医而有功，老太后未见得高兴，医而无功，甚至出了‘大事’，四哥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袁世凯憬然而悟，悚然而惊！有戊戌告密这一段不易磨灭的往事在，谁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不忠之臣，如果皇帝因为经屈永秋的诊治而病起变化，以至大渐，大家都会疑心他有弑君的逆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嫌疑。

“高明之至！”袁世凯的主意打定了，不过要推掉这件事，亦不是一句话的事。“杏城，”他说，“庆王是奉懿旨交办，不管其中是何作用，我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辞。请你再替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不能说屈永秋的医道，并不如外间所传，这成了砸他的招牌。不如屈永秋自己也病了。”

“好！就这么办！”

于是，袁世凯将屈永秋找了来，亲自将这件事告诉他，问他的意见如何？

屈永秋倒是跃跃欲试，口中答说：“请大帅吩咐。”而脸上却有掩不住的兴奋。

“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臂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会带兵，你看日本跟俄国这个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

“俄国的败象已成，沈阳一仗，俄国败得很惨，旅顺已经让日本沉了几艘兵舰在港口封锁住了。日本的第三军由金州往南打，离旅顺只有几里路。臣听说旅顺的俄国司令官，在夏天就要投降，他部下的将校不答应，所以又拖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战争很快就可以有结果了？”

“是！”袁世凯紧接着说：“就怕俄国皇帝不服输。臣有谍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往东调过来了。只怕还要狠狠打一仗。”

“他们在海面上发狠，倒还罢了，陆军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大打特打，真正是‘城门失火，残及池鱼’，想想都窝囊。”“皇太后、皇上明鉴！”袁世凯说：“关外百姓虽吃了苦，换来的好处也很大，将来俄国打败，自然不退兵也得退了，这于中国的益处极大。”

“你看，”慈禧太后很关心地，“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俄国人去了，日本人又霸占咱们的地方？”

“皇太后的睿虑极是！臣就为了怕日本人将来霸占不走，所以下了功夫，暗中帮日本人的忙。如今放交情给他，也就是拿面子拘住他们，将来教他说不出蛮不讲理的话。”

“嗯，嗯！这是不错的！不过，你也得顾到咱们中立的身分，别惹火烧身。”

“是！”袁世凯答说：“此所以自己发愤图强最要紧！唯有自己的兵力够，能守得辽西，不但俄国人不敢过来，日本人也不敢小看中国。”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新建陆军，已经有三镇了，还够用不？”

“以中国幅员之大，三镇兵守北方都不够。”袁世凯说：

“臣打算再编一镇。”

“那就是第四镇？”

“番号还没有定，等臣跟庆亲王商量以后奏闻请旨。”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一镇兵，已经有了吗？”

“是！臣打算拿武卫右军编成第四镇。”

“武卫右军不是你从前带的队伍吗？”

“是！”

“你打算派谁当统制官？”

“臣拟保荐段祺瑞充任统制官。他是在德国学炮兵的，为人勇毅深沉，操守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武将的操守最要紧，不然不能约束士兵，纪律一坏，百姓看见就怕，那里还能打胜仗。庚子那年，一路到山西，再到陕西，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队伍。从前荣禄常说你会练兵，讲究纪律，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去办。新建陆军不光是阵法武艺要练得好，更要把旗营、绿营、湘军、淮军的暮气腐败，切切实实扫一扫！”

“是！皇太后对中国旧式军队的毛病，烛照无遗，臣蒙皇太后、皇上栽培，天高地厚之恩，感激莫名。如今厉行新政，发愤图强，臣必当尽心竭力，勉力图报。”说着，袁世凯“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皇上有什么要问袁世凯的？”

这天皇帝精神比较好，想起有件事可以问一问，以补慈禧太后垂询之不足。“有个严修在你幕府里吧？”

“是！”袁世凯答说：“在臣衙门总办学务处。”

“这个人怎么样？”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九年的翰林，又应经济特科中式，一向对教育最热心，是袁世凯在直隶办学堂，自以为可以匹敌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大加揄扬，说他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直隶学堂办得很多。可是，听说学生并不踊跃，你得告诉严修，要想法子劝学才好。”

听得这话，触及袁世凯的痒处，将自己要说的话，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致违忤慈禧太后的意旨，而必为皇帝所乐闻，大可说得。

想停当了，毫不含糊地回奏：“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窃以为劝学之道，最有效不过明诏废除科举。”

“你这话，”皇帝微感诧异，“跟以前所奏不符啊！”

袁世凯在去年张之洞会同吏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荣庆定学制时，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建议分科递减，废除科举。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乡试开始，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光绪三十八年壬子科减尽。九年中，各省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应可见效，而科举既停，读书人只有从学校中讨出身，则筹办经费与投考学生，一定两皆踊跃。

这个分科递减的渐进之法，张之洞深表同意，所以袁世凯请他领衔会奏。事实上亦唯有探花及第的张之洞，才够资格说这话。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若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昌言废除科举，则必招来无数嬉笑怒骂的讥评，变成自取其辱。

就这样，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王文韶，说到废科举，认为从此将失尽天下士心，而且亦必然埋没真才，所以痛哭流涕地以去就力争。其次是瞿鸿玑，亦颇不以此举为然。无奈负海内清望，作为士林魁首的张之洞极力主张，结果还是如此“量为变通”地下了明诏。只是为恐激起反感，不但上谕中加强抚慰的语气，办法中亦仍留下许多迁就之处。而因为如此，大家都还存观望之心，认为八股可废，科举是决不可废的。

如今听得皇帝指责，袁世凯自亦有话分辩：“臣的原奏，本就说过，‘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无真实之学问’，至于分科递减，是不得已之计。自上年十一月颁诏，将近一年工夫，臣虚心体察，方知科举一日不停，士子都有侥幸中式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伏惟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颁赐明诏，毅然废除科举，国家才有富强之望。”

这番慷慨陈奏，皇帝颇为动容，无奈他作不了主，所以保持沉默，让慈禧太后去作裁决。

“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象崇绮，心地仍旧不大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人，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我看，”慈禧太后很婉转地说：“还得缓一缓，看一看，慢慢商量着再说。”

“是！”袁世凯很见机地，“臣亦是一时之见，未必全对。皇太后唯恐废科举影响民心士气，臣当细心考查，另行奏闻。”

“对了！你一方面多考查考查，一方面跟张之洞他们好好商量。”

“是！”

等了一会，慈禧太后再无别话，皇帝便说：“袁世凯，你跪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