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始有争执了，所争的是几条铁路。

依照中俄密约，双方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一条铁路，自俄国的赤塔向东南伸展经哈尔滨至海参崴，实现了俄国前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连接滨海省与俄国中部交通的愿望。

这条铁路全长二千八百里，俄国称之为“中东铁路”，中国则或名“东省铁路”，或名“东清铁路”。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与俄国勾结，利用中俄密约，布置了一个类似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先由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而俄国公使则向李鸿章暗示，基于条约互助之义，愿为代索胶州湾。李鸿章此时虽到过“通都大邑”，而且也会打几句“痞子腔”，但毕竟还是“乡愚”，不知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议。明明是一个吊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鸿章，看出去是一面圆圆的气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头出去透气，就此上了圈套。

当时是翁同龢当政。书生昧于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张荫桓相助，看出李鸿章要上大当，所以一面奏皇帝饬庆王奕劻告李鸿章求助于俄，同时急电驻俄公使，用极委婉的措词向俄国政府说：“中国不愿俄国因而与德国失欢，请俄国暂时不必派海军来华”；一面由张荫桓及荫昌向德国交涉，亦即是情商，不占胶州，另作补报。

中德会议不下十次之多，德国始终不肯让步，而俄国则以急人之急的侠义姿态，出兵到了旅顺、大连。此来是为“助拳”，当然要求地主供应一切。由于李鸿章的坚持，特派负镇守山海关之责的宋庆，供应俄国海军一切“应用物件”，并拨二百万银子修筑旅顺炮台。不久，声明“暂泊”的俄国，竟开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鸿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摆脱，已办不到了。

结果丢了胶州湾，也丢了旅顺、大连！英国与日本已有结盟的意向，见此光景，为了抵制俄、德，更为了本身的利益，英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威海卫，而以承认闽海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三国干辽之一的法国岂甘落后？要求租借广州湾。意大利来凑热闹，要求租借三门湾。一时列强瓜分之说，竟有见诸事实之势。

事急，总理大臣全体集会，帝师翁同龢慷慨陈言，主张开放各口岸，许各国屯船之处，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而中国则不坏各国商务。

这样，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这虽是书生之见，却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但所有的总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为左右手的张荫桓在内，无不保持沉默，据说张荫桓此时已等于出卖了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接受俄国代表贿赂的期约，如果帮助俄国实现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万两银子的酬劳。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天，继二月初四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合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之后，三月初六复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署理公使巴布罗夫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允俄国建南满铁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而恭亲王奕劻自此病情转剧，终于不起，薨于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又四天，手拟定国是诏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凯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生了“戊戌政变”。这个“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害惨了皇帝与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鸿章与见利忘义的张荫桓亦没有落得好下场，变成害人而又害己。

※ ※ ※

南满铁路正式名称叫做“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是由哈尔滨开始，向南直通旅顺，纵贯吉林、奉天，苏俄的势力，因此而能到达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约成立，俄国将从长春至旅顺这一段，约有一千五百里，割让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历经名城沃土，日本视作击败俄国最大的一项战利品，认为其中有许多生发，所以在会议中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

袁世凯想了一下，提出相对的条件：“如果中国不能造跟南满平行的铁路，日本亦应如此。否则，一样有损利益。而且所谓‘平行’，亦应该有个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论。”

“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经营一条铁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于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于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复，等于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这又是袁世凯失策了！如果说，当初造安奉铁路专供日本军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获胜，理当将此路赠与中国，作为酬劳。或者至少由中国贴补建路的工料费用，收回自行处置。至不济也可提出合办的要求，日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袁世凯一向好用权术，以为你说“改造”，我便用无须改造来驳你，尔虞我诈，针锋相对，岂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这个当，索性挑明说道：“奉天与安东之间，早有通铁路的必要了！以前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过，未有结果，军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条轻便铁路，除军事以外，对地方商务振兴很有益处，应该造成一条永久性的铁路。因此，这次实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与外务部接过头，话就不容易说了。袁世凯不知其事，瞿鸿玑亦记不起有这交涉，唐绍仪到外务部的日子不多，更为茫然。因而袁世凯竟无以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却不放松，小村与内田轮番鼓吹，筑成这条铁路如何与中国有利。最后只好许他改造，只是有个条件，路轨的宽度应与关内外铁路相同，不能照南满路尺寸，表示将来可以收回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满铁路的支线。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吃亏的地方。但比起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情况，却有霄渊之别，所以不常出席的庆王奕劻，经常出席的瞿鸿玑，都认为议约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差强人意了。

其中有个随员，却忍不住有一肚子话说。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润田，祖父两代都在曾国藩所创设的江南制造局供职，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够自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

毕业之时，正好新设商部，有许多商事法需要拟订，并决定借鉴于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揽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中日北京会议的随员，多在外务部及商部调充，曹汝霖因为学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选。小村的发言，他不须经舌人传译，语气吞吐迎拒之间，了解较深，每每为当事人误解对方的真意，该争的地方不争，不该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虚耗工夫而着急。他在会中无权发言，亦无法递个条子去提示纠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润干燥发痒的喉头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会，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会以后，除了瞿鸿玑径回公馆，其余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凯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应该提出的文件及次日会议应该注意的要点，这天居于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绍仪问道：“唐大人，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要请唐大人指教。小村本来已经同意，得日本同意后，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后来唐大人提出主权的主张，小村立即改口，光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不及其他，作为定议。那时，唐大人为什么不驳他？”

话说到一半，低头在吃饭的袁世凯，倏然抬眼，但他很机警，知道唐绍仪要受窘了！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立刻又低下头去，假装进食，其实一口饭在口中缓缓嚼咽，侧着耳朵在细听他跟曹汝霖的问答。

唐绍仪有些恼羞成怒了，“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腔，大声答说，“我提出主权的主张，是扼要的话。他既承认我的主权，自然不能单独行动，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见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没好脸色给他看，微微冷笑着偏过脸去。这顿晚饭吃得便有点不欢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刚刚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凯的名片来见，说是：“大帅请曹老爷在今天开议之前，早点请到北洋公所，大帅想跟曹老爷谈谈。”

开议是下午三点钟，曹汝霖两点钟就到了。一到便请入签押房，袁世凯起身迎接，就请他在书桌对面落坐。

“润田兄贵处是……？”

由此一句开始，袁世凯细问了曹汝霖的家世、学历，在日本几年，何时到部，是何职司，最后提到昨天饭桌上的事。

“昨天听润田兄向少川质疑，实在佩服！”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于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穴，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须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这是什么道理？”

“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铁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于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致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于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经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勋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后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 ※ ※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 ※ ※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总得一个整数。”

“一千？”李盛铎说：“似乎少了点。”

“是的，一千太少了，总得一万银子。”

李盛铎想了一会说：“这总好商量，你就快去办吧！”

于是熊希龄兴冲冲去找杨度。他住在东京饭田町，由他担任会长的“东京留学生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大门上。既是会址，自不免有会员往来，不便密谈，所以熊希龄将他约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复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实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玑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玑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

“喔，陶斋，你倒说来我听听。”

“我是一条苦肉计，此刻不必细说。四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责任内阁制实行，你愿意不愿意入阁？”

“这……。”袁世凯沉吟着。

“曾湘乡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大老也没有几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牢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意会到此，袁世凯自不免怦怦心动。

“陶斋，你还是先说说，是怎么一条苦肉计？”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在北洋，这条苦肉计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端方说道：“反正要入阁的，就无所谓了，我想复命时这么回奏：立宪规模，宜仿日本。至于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抚，集权中枢，庶几无外重内轻之嫌，方为长治久安之计。”

“这话也没有什么说不得。督抚有权无权，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准定照此回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