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殷海光晚年，孤独绝望。但学生们爱戴他，老友们想宽解他。有一次，傅乐成委婉地对他说起两人当年在西南联大曾经说过的“旋转乾坤”之类的豪语，殷海光半晌无语，最后闭目摇头说：“如今已是智竭力穷了。”

王芸生晚年最为痛心的，是他在60年代写下的《１９２６至１９４９年的旧大公报》。这个文件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员催促成章，这是他的长篇悔过书。他说，这是他“自掘坟墓”。

胡绳晚年自述：“吾十有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

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

在总结一生长寿之道时，施蛰存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算没有死。”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纪录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参与社会变革。

张远山曾有短暂的教书生涯，有一天上课时，他给学生提问说，请举出一次人生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