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以便附庸风雅。然而，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焉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