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李斯不肯做出头鸟，但肯做出头鸟的还是大有人在。先有大夫陈忠以太后之事进谏嬴政。可想而知，为了这次进谏，陈忠定然精心准备了一大篇讲稿，义正辞严，雄辩滔滔，可谓志在必得。不料嬴政根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直接命人剥去他的衣裳，置其身于蒺藜之上，捶而杀之，陈其尸于阙下。嬴政下令曰：“复有欲以太后事来谏者，视此！”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有陈忠的例子摆在眼前，试问还有谁人胆敢以身试法？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一个陈忠倒下了，N个陈忠却站了起来。朝中大臣，有如飞蛾扑火，纷纷冒死来谏。嬴政也毫不含糊，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绝不手软。

这一杀，从嬴政九年九月直杀到嬴政十年三月，前后死者二十七人，尸积成堆，天下震怖。这二十七人中，虽以吕不韦和太后的拥趸居多，但也不乏有确系忧国忧君、秉公直谏者。二十七人，数目非小，前赴而后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必死而竟死之，不可谓不悲壮，不可谓不惨烈。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叹息久长。而居于幕后的吕不韦和太后，感受更为深切，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官员们，一个个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也不禁悲从心来，彷徨无策。

所谓的死谏、尸谏，于此前的历史中也偶有出现，然而如此大规模、有组织的死谏，直到此时才算是开了先河。

礼云：“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显然，在礼记中，死谏是既不鼓励，也不提倡的。死谏，作为人臣的最后选择，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关于这一行为的评价，却可以公者见公，私者见私。

自其公者言之，为人臣者，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所看到的是坚持信念的光辉形象，是虽死不辞的凛然气节。但自其私者言之，却又是在要挟人主，置其于进退两难，杀则有不仁不义之谤，不杀则等于自承错误，威风扫地。而死谏者这边，谏成则天下耸动、人人敬叹，失败也不妨落得个诤臣烈士、磊落英名。

拥有这么一大批不惜以性命为赌注，也要匡正人主之失的大臣，嬴政是觉得欣慰还是愤怒呢？他是从公的角度还是私的角度来审视评判这次死谏事件的呢？关于这些，史书上不曾记载，今天更加无法得知。但随着时间推移，对为臣之道的要求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南宋朝，岳飞对宋高宗赵构说道：“使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自平。”（值得注意的是，岳飞这话不宜从字面上去理解，其中使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此为不可不察。）换而言之，事出重大紧急，为人臣之礼，虽死谏可以。

姑且不论为太后赵姬而死谏是否值得。令人困惑的是，陈忠等人不是没想过进谏的后果，却依然义无返顾，勇往直前。为什么？从数学的角度来解释，进谏之后，死或不死，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当然，死的概率相当之高，但不死的概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我们知道，在掷骰子时，连续开大的次数越多，则下一把开小的几率越高。同理，嬴政杀的进谏者越多，则下一个进谏者被杀的几率越低，生还的几率越高。后来的进谏者或许便有着类似赌徒的心态，绝不放弃，继续下注，说不定下一把就全赢回来了呢？于是越输越多。是故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当然，以概率来解释这次轰动天下的死谏事件，无疑是荒谬和不厚道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忠等人视死如归，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