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师，我尊敬您是从事教育领导力研究的学者。但我想您的实际经验很少。抱歉请您讲座前我找您要过简历，知道您心理学系毕业就在大学教授管理学。现实生活中的管理跟您所教授的那种，可能完全不同。现实永远不会按照教科书一样按照规定情节发展，但有时候，它又超越教科书所展示的底线。

“让我们回到那个轰轰烈烈的拯救学校的运动，回到我们把全校师生动员起来的日子，我们克服了人员之间的矛盾，共同为生存而搏击，主动出招，在应对难题过程中变得更加具有战斗力。虽然在坚持自救的校长和试图寻找上级支持的书记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大家都知道，只有学校自身的完善，自救和拯救才能到来。因此，各种矛盾在这样的竞争激烈时刻全面减弱了，书记虽然仍然指点着他自己的团队做着外部努力，但也乐于支持内部改造的诸种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领导班子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作为负责人事和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自然主要领导人事处和科研处。我把两个处室的办公相互协调，对选定的七名教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了解，并期待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的创新力全部发挥出来。

“吴老师，我是个中文系出身的教师。在这样的工科学校中只是讲讲语言和写作的公共课，能当上副校长，纯粹得益于我多年不断地丰富自己。终身学习是这个时代的人生存的必要能力。您写作的有关教育领导的书我全都读过，还有世界各大学校长年会的一些访谈和发言，我也常常认真领会。不但如此，由于主管科研和人事，我还会阅读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的传记，阅读贝尔实验室、罗马俱乐部等组织的发展历程。对科研工作者的一些专门访谈，我也会抽时间关注。

“我记得杨振宁仍然在美国长岛的时候，曾经作为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教授接受过电视台访问，他当时说他做的每一项创造性工作，其实核心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天！一旦你对某个题目感兴趣，有了思路，在三天中灵感将带着你走到最远的地方。在三天里他会形成一个问题的答案，并对这种推测性的答案进行计算验证。科学工作者很相信他们的直觉，而他们的估算能力也很强，三天时间便能看到一个路径是否光明。如果三天做不出成果或被验证为彻底错误，他会转到其他思路。其实，在管理学中也有所谓的80/20原则。人们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情中的80%，是用20%的时间完成的。现在，我们有信心在一个较短的时间中为我们选定的创新专家创造出最好的工作条件。我们通过快速访谈、接触，甚至简单的心理测验给他们寻找最合适的助手，让他们的学术活力能恰到好处地传达给同事甚至学生。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期待能像滚雪球一样地把团队带大。举个例子。在工程制造专业我们给一位专家选定量子力学、扫描成像、材料科学等三个不同方向的助手，这使他多年期待完成的一项突破性的立体成型技术很快实现。您知道，所谓立体成型，就是今天所说的3D打印。这个技术到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才逐渐成熟。而我们至少比国际先进水平要早上10年。我们的另一个教师，是马哲教研室的。你不能相信吧，这个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竟然能成为我们未来竞争力的首选带头人之一。天体物理行当的人多数其实是数学家，只有他们在纸上分析出宇宙的隐秘才转而去寻找观测数据进行证明。选定他到我们这个大学来教书，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强调素质教育运动的时候被请来教天体物理的，但由于我们这个学校是工科为主，多数学生只选跟未来工作接近的课程，他常年工作量不满，只好靠开设自然辩证法必修课为生。不过，在业余时间里，他仍然醉心白洞和蛀洞物理的研究且在学界小有名气，只是过去囿于我们学校的工科性质，他的成就很少被广泛认知。现在，在彻底放开不再管上级怎么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能给他们条件，说不定真能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成果。

“以科研带动学校的发展，不是说我们放弃对学生的培养。教学仍然是高校教师的主业，但我们必须改革课程。除了基础课以外，我们把大量的专业课从大课堂讲授改为研究型的课题小组课堂。学校里WORKSHOP（工作坊）和SEMINAR（讨论课）流行。学生成长也变得出奇的迅速。一些围绕带头人的本科学生，竟然逐渐进入到他们的团队之中，成了科研的得力助手甚至学术主力，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

“书记在外面拉关系的团队四处碰壁，为了掩盖他的窘态，他转而把团队从上级主管单位转向企业，争取横向联合和土地创收，这倒为我们在同类大学中获取了更多资源。不瞒您说，我们真的搞到了数学家要求的100万人民币。由于只有他才真正懂得购买什么样的软件，所以，我们把用钱的决策权也交给了他。

“但这一切，却为我们酿成了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