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后各朝代，笞刑与杖刑一般都有五等之别，笞刑从十下到五十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杖刑从六十至一百，也是每加十下加一等。比较特别的是辽代和元代。辽代没有笞刑，只有杖刑，其杖刑分六等，从五十至三百，每五十下加一等。元代笞杖的数目则更为独特。其笞刑分六等，杖刑分五等，笞杖数自七到五十七，每十下加一等，杖刑数从六十七到一百零七，十下加一等。为什么减十为七呢？据说是元世祖忽必烈为行宽缓之政，减轻刑罚，对前朝的笞杖数目“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此每等减了三下。其实，元代笞由五等变为六等，笞刑除最低等外，其余每一等都比宋代增加了七下。因此后来有大臣上奏，认为：“国朝之制，笞杖十减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又加十也。”但他的意见并未被采。清代的笞、杖均折合为板，在执行时实行折减计算。《清史稿·刑法志》记载：清初，沿袭明制，笞、杖以五折十，注入本刑各条。康熙朝《现行则例》改为四折除零。雍正三年之律，乃依例各于本律注明板数。《大清律例》规定：“杖刑五：杖重于笞，用大竹板。六十除零折二十板，七十除零折二十五板，八十除零折三十板，九十除零折三十五板，一百折四十板。”

法律对笞杖数量的限制是为了防止这种貌似轻微的刑罚变成“内实杀人”的重刑，但不受限制的皇权又岂能受法律的约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本是历届帝王的真实写照。武则天时期，法律的数量限定就被突破，当时出现了没有明确次数的“一顿杖”“重杖一顿”等决杖形式。唐玄宗年间，这类决杖更是普遍，这种没有数量限制的笞杖之法，让执行之人得以轻重其手，欲活则活之，欲毙则毙之。有鉴于此，唐代宗宝应元年，下诏：“凡制敕‘与一顿杖’者，其数止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者，皆止六十。”不幸的是，到了唐德宗年间，这种数量约束很快就被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