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秦汉，流放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秦始皇在前代流放刑的基础上制定了迁徙刑。《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了几个关于适用迁徙刑的案例。其一是某盗贼窃取“不盈二百二十以下到一钱，迁之”，小偷偷了不满220钱，就可以被判处迁徙刑。其二是：“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论可（何）也？当（迁）之”，国家的官员不好好干活，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也可以判迁徙之刑。《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还有一个关于不孝的案件：有个因为犯罪被剥夺官爵的人甲（士伍）因为儿子不孝顺，请求官府将其子断足，然后流放到蜀郡边远县份，并叫他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点，官府答应了该士伍的请求。该案可算是开对不孝加以治罪的先河。在此后许多朝代，子孙如果不孝，只要不服教诲且有触犯情节，父母都可请求官府将其流放，这些忤逆不孝的子孙常由内地发配到云、贵两省，而且一般不许赦免，除非遇到特旨恩赦，并经父母等亲属同意，才有释放的可能，重返故里。

此外，在秦朝，对于统治有危险性的人物除了斩杀，另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其迁徙到边远地区。当时最著名的被判迁徙的“反革命集团”与长信侯嫪毐有关。相传嫪毐与秦太后有私情，被封为长信侯威权日盛，并与太后私下密谋，拟俟嬴政死后，即将两人的私生子立为嗣王，后来此事被发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九年（前238）长信侯嫪毐作乱而觉，后兵败被抓，嬴政将其以及主要党羽五马分尸，车裂而死，并灭其族。嫪毐的门客，有些罪轻的被判三年劳役（鬼薪），还有些被剥夺爵位并被流放到了蜀地，“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相传是始皇生父的文信侯吕不韦也因嫪毐案被牵连，被罢去相国之职，后被迁往蜀地，于是成就了《吕氏春秋》这部伟大作品的诞生，所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也算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一个注脚吧。由于当时的四川过于荒凉偏僻，加上年纪大了，又被亲子驱逐，吕不韦难免急火攻心，两年以后就撒手西去。

吕不韦死后，他的门客偷偷地将他葬了。嬴政得知此事后下令：门客中有临丧哀哭的，如果是三晋地区的人，要被驱逐出境，离开秦国；如果是秦国人且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就要削夺官爵并处迁徙刑；俸禄在五百石以下而没有临丧哭吊的，也要迁徙，但可保留官籍。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仇恨，不知是否与其身世有关，也许正是因为害怕自己的秘密为人所知，所以急于与吕不韦划清界限，以示自己血统清白。据说当时嬴政曾咬牙切齿地指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至于嬴政生母秦太后，最初也被流放雍城，但后来被人劝说，“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意，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嬴政从政治角度考虑，害怕其他诸侯会因此说三道四，背叛秦国，影响统一大业，于是将母亲接回咸阳，复居甘泉宫。

上述事例说明，迁徙刑在秦代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刑种，但它仍与后世作为主刑之一的流刑有一定区别。首先，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记载来看，秦代迁徙刑的适用对象大都属于对轻罪的处罚，如盗窃。其次，秦代迁徙刑的目的及量刑标准并不十分明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民的性质，因而迁徙地往往是选择国家最需要开发的地区，如四川。

两汉时期，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局面逐渐趋于稳定，迁徙刑也进一步发育成熟，但它仍然是一种权宜之策，并未纳入正式的刑罚体系。这一时期凡因罪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的称“徙边”或“流徙”。与秦代相比，此期的流放刑的位置逐渐接近后世的流刑，即已渐次升级为死刑之下的“减死罪一等”，广泛适用于上层官吏及其家属。据《汉书》西汉元、成二帝以后“减死罪一等”屡见史载，如元帝京房、张博案。该案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因官员泄密而被处刑的案件，当然它更多的还是带有政治斗争的特点。

京房是当时的大学者，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易经》，一时名满天下，淮阳王的舅父张博对他非常仰慕，于是跟随他学习《易经》，并把女儿许配给京房。京房每次朝见，回家之后，都把跟元帝之间问答的话告诉张博。后被政敌石显得知此事，于是指控京房泄漏朝廷机密（术语叫“漏泄省中语”）跟张博通谋，诽谤治国措施。于是京房跟张博同时下狱，绑赴街市斩首，两人的妻子因为“减死罪一等”而放逐到边塞。

到了东汉时期，封建统治者本着“以全人命”的原则将“减死罪一等”运用于一般的死囚特赦，东汉后期又将迁徙与劳役刑结合起来执行，如东汉桓帝时马融、灵帝时蔡邕及其家属等皆受此刑，这些都表明了迁徙刑向仅次于死刑的重刑过渡。

马融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和今天的很多学者一样，出仕之心太重，涉足官场这趟浑水，却不谙为官之道，得罪了大将军梁冀，梁冀诬陷马融贪污，马融遂被免官并流放朔方，当然他后来得到赦免，还升了官，享年88岁。

另一位遭殃的学者蔡邕，相比马融，运气就差多了。蔡邕是东汉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蔡文姬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女子就是他的女儿。蔡邕在灵帝时官拜郎中，负责校勘书籍，却因弹劾宦官而被流放，地点和马融一样，也是朔方。献帝时董卓强迫他出仕为侍御史，官左中郎将。董卓被诛后，蔡邕为王允所捕，死于狱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汉代的迁徙刑时有适用，但它更多的还是保留着《尚书·舜典》中“流宥五刑”的代刑痕迹，它并未列入国家法定的常用刑，常常是依据皇帝的敕令变通适用，因此它还是一种临时性、例外性的措施，并非作为五刑之一的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