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赎刑开始大量适用，《尚书·吕刑》说：“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罪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金作赎刑。”这就是著名的“罪疑惟轻”，五刑皆可用赎刑，罚锾就是罚铜，刑罚越重，赎价越高。但赎刑只限于疑罪，只有那些无确凿证据，很难能定罪判刑的案件，才可以铜赎罪。

春秋时期的赎刑主要是罚甲兵之刑。《国语·齐语》对此有过记载：齐桓公问管仲，齐国的甲兵不足，该如何是好？管仲说：“轻过而移诸甲兵。”意思是用甲兵赎罪，对其过错轻以处之。具体做法是：“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宥间罪。”这里的“间罪”也是指证据不充分的疑罪，对其以赎刑宽宥之，其中重罪是本该判大辟之刑，轻罪是本该判劓、刖之刑，而小罪是不列入五刑的其他犯罪。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建议，薄刑罚，厚甲兵，最终成就了一番霸业。

当时，诸侯国连年交战，战争期间被抓的达官贵人有时也可以甲兵或金钱的方式赎回，比如《左传·宣公二年》载：“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有时，诸侯国还鼓励民间向他国赎人，鲁国当时就有法律规定，“赎人臣妾于诸侯，皆取金于府”。只要能将这些被抓的贵人赎回，政府可以报销赎金，鼓励民众赎人报国。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到他国经商，响应国家号召，赎了一个同胞回来，但事后却谢绝了国家支付的赎金。按理说这是好事，但孔子却非常生气，批评他说：“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受教顺可施后世，非独以适身之行也。今国之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金，则不复赎人。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矣。”意思是赎人后按照法律接受应得的奖金，会鼓励人向善，向诸侯赎人，但是不接受奖金，这就会导致以后不会再有人替鲁国人赎身了。

相反孔子对子贡同学子路救人后欣然接受了别人送给他的牛，大加赞赏，认为“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子路的行为会让“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而子贡的行为恰恰相反。孔子的思路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相符合的，法律应坚持人性本恶，对人不应有过高的要求，拾金不昧虽然高尚，但却不太现实，反而拾金有酬才能真正劝人向善。

当然，上面所说的赎俘虏的规定，并非常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赎刑。

秦朝的赎刑制度有新的发展，过去学者们往往认为，“秦严法令，故无赎罪之刑”。但从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朝的赎刑制度非常广泛。从赎耐、赎黥、赎刑、赎鬼薪鋈足、赎迁到赎死，都可赎减。罪人不仅可以用金钱赎刑，还可以用劳役抵赎，也就是“居作”。秦律规定，“日居八钱”，一日的劳役可以折八钱，如果国家供给饭食，则“日居六钱”。

当然，秦朝的赎刑制度有一定限制，并非任何人都可赎减，只有拥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地位的人才可赎减。秦代定爵二十等，有爵者才可取赎，无爵者必须服刑。

同时，秦律创设了一种新的刑种——罚赀，这应该是最早的罚金制度，它与赎刑的区别在于，赎刑是以金钱或劳役抵罪，而罚赀本身就是一种刑罚，是以罚金或罚徭役作为刑罚本身的内容。秦律的罚赀有好几种：一是赀布。布是秦的货币之一，赀布其实就是罚钱；二是赀财物，它包括赀甲、赀盾；还有一种是赀徭，罚罪人服劳役。

西汉赎刑制度因循秦制，只是范围有所缩小，一般只限于禁锢坐赃二事，主要针对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官员使用，《汉书·功臣志》载：“民间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赃罪”，禁锢是指限制人做官的惩罚，西汉初年曾规定，商人、入赘之人不准做官，犯罪的官吏不准重新做官；坐赃则指官吏利用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

但在实践中，这种规定屡被突破，赎刑一度成为国家敛财的手段，据《汉书·惠记》记载：“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赎死买爵三十级即可。应劭注曰：“一级值钱二千钱，凡为六万”，花六万钱就可赎死罪。汉文帝时，为发展农业，劝人务农，大臣晁错提出著名的“贵粟之道”，“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也就是说百姓向国家缴纳的粮食多，就可以得到爵位，或可以免除自己应受的刑罚。交粟多者得爵，是为“赏”，交粟多者免刑，是为“罚”。此举虽可富国，但实开卖官鬻爵之先河。

汉武帝时，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于是大量适用赎刑，浩侯王恢“坐使酒家矫制害当死赎罪免”；延和四年，嗣候多卯“坐与归义赵王将兵进反虏到弘农擅弃兵还，赎罪免。”同时将帅出征失利，按律当斩，也在此时被大量适用赎刑，同时武帝还大幅度提高赎命价格，“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命价从先前的六万钱涨到了五十万。司马迁正是因为无力交纳高昂的赎命费，“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只能“伏法就诛”，受宫刑之耻。武帝期间赎刑的泛滥，以至于后人评说“西汉赎罪之法，始于孝武”。

总之，汉朝的赎刑已发展得相当完备，根据罪人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赎刑方法，并且根据本刑不同，赎金亦有等差，具体有赎钱、入谷、入缣、顾山、居住等形式。汉朝的赎刑另一个特点就是罚金与赎刑完全分开，不再混淆。对于轻微的犯罪可以直接处罚金。

《史记·长释之传》载，有人无意中惊了文帝的马，文帝怒而欲杀之，廷尉张释之引令文说：“此人犯跸，当罚金。”当时的汉令的确规定：“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文帝没有办法，只得按张释之意见办理。又如汉律规定：“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受所监治送财物罚金二斤”，“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等。

魏晋时期，赎刑仍与罚金并列。魏明帝时《魏律》有赎刑十一等、罚金六等；晋律承继魏律，“定死罪赎金二斤”，五岁刑至二岁刑逐级以四两递减，即五岁刑一斤十二两，四岁一斤八两，三岁一斤四两，二岁一斤。当时的赎刑主要是针对徒刑（年刑）而言，同时，罪人还可以绢赎罪，计算标准是一月一绢，故五岁刑，入绢六十匹，四岁刑四十八匹，三岁刑三十六匹，二岁刑入绢二十四匹。老人小孩和妇女可以减半赎之。晋律称罚金为“杂抵罪”，也为五等：分别是罚十二两、八两、四两、二两、一两。如民间私自酿酒者，处罚金八两。又《南齐书·徐孝嗣传》记载：“孝嗣登殿不著靺，为治书御史蔡准所奏，罚金二两。”可见，判罚金者所犯皆为小过。

梁、陈律赎刑与晋制相仿，但全用绢代金。北朝齐周，亦用绢代替，到隋朝改用铜赎，这主要是因为金之珍贵量少，在赎刑大量采用的当时，用金赎刑显然不太现实，因此统治者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

较之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赎刑的限制较多，它主要是作为恤刑手段来运用，一般只针对非恶意犯罪，通常死罪不得赎免。如北齐律规定：“合赎者，谓流内官及爵秩比视，老小阉痴并过失之属。”随着赎刑制度的发展，赎刑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变成一种独立的财产刑，因此赎刑与罚金也就合二为一，罚金不复存在，南北朝时期，北朝诸律皆未规定罚金，有赎无罚，这一变化保留至清末。

到了隋唐时期，赎刑制度发展的更为全面，赎刑制度法律化、制度化，成为后世朝代赎刑制度的典范，具体说来，隋唐的赎刑有以下三大突出特点。

其一，正式将身份特权关系引入赎刑。

法律规定了一系列与身份特权相关的赎减制度。赎刑主要针对有身份者，这在秦汉就有萌芽，两晋南北朝法律也有类似规定，只是在隋唐时期才得以制度化和系统化。

隋《开皇律》规定：九品官“以上犯者，听赎。应赎者，皆以铜代绢。赎铜一斤为一负，负十为殿。笞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年则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赎铜八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二千里则百矣。二死皆赎铜百二十斤。”隋朝五刑皆可赎，从笞刑到死刑共有十九等，但只有九品官（相当于今天的科级干部）以上的罪犯才可赎免。

同时，官品越高，可赎减的额度也越大，《隋律》规定：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各加一年当。《唐律》也有同样规定：五刑均可准予收赎，依本刑之轻重，赎铜从一斤至一百二十斤不等，共十九等。《唐律·名例二·应议请减》规定：“应议、请、减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其中七品以上官的近亲属（祖父母、父母、妻子、子、孙），五品以上官员的妾室可以用钱赎罪。

其二，赎刑只针对罪行较轻的行为。

隋唐两朝，皆规定“十恶”之罪不得赎免，赎刑一般适用于流罪以下，赎死刑仅适用于疑罪，一般只有过失等轻罪才可适用赎刑。

唐律规定有五种流刑不适用赎刑：一是加役流，这主要是由唐初断趾之刑转化而来的流罪；二是反逆缘坐流，即因谋反而株连的流放者；三是子孙犯过失流，即因为意外杀害祖父母、父母者；四是不孝流，即闻父母丧，匿不举丧，或者参与告发祖父母、父母，或者诅咒祖父母、父母等不孝顺的行为；五是会赦犹流者，即犯死罪被赦死从流者。另外，过失杀伤尊亲属，故意斗殴，男夫犯盗、妇人犯奸等罪行，虽判徒刑，也不能赎免。

其三，恤刑手段制度化。

赎刑恤刑之功用，早已有之。从汉武帝开始，女子犯罪，除伤害罪外，罪人都可放归，出钱雇人服役；《晋律》也规定：“其年老小笃癃及女徒，皆收赎。”这种体恤弱者，慎刑恤罚的原则，在隋唐发展完备，开始制度化。此后历朝，对老、幼、疾、妇女皆有赎刑之规定。

《唐律》在此方面可谓集大成者。《唐律》规定：年纪在七十岁以上，或者十五岁以下的，或者残疾人（废疾：痴哑、腰脊折，一肢废）犯流罪以下都可用赎刑；年纪在八十以上，或者十岁以下的，或者患重病（笃疾：恶病，两肢废、两目盲），犯反、逆、杀人、盗窃、故意伤害等罪本应该判处死刑的，经过皇帝批准也可用赎刑。这些规定直到今天都有借鉴意义。

宋、元、明、清各朝基本延续了隋唐的规定，其中尤以明朝赎刑制度最为发达与烦琐。

明之赎刑不限身份，不限刑级，不限钱财且对同一刑罚有多种赎法供罪犯选择。

明代的赎刑有两种。一是律赎，即“律行收赎”，这是法典明文规定的赎刑，这种赎刑非常严格，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司法官员无敢损益；二是例赎，即“例得收赎”，这是依照成例收赎，这种赎刑没有严格的规定，经常是因时权宜，先后互异，标准不一。

律赎者称“收赎律钞”，例赎者称“赎罪例钞”。

对律赎者，司法官员必须依律行事，只要囚犯具备法律规定的赎刑标准，就必须赎免，《大明律》规定：“应收赎而决配，各依出入人罪，减故失一等。”不按律规，应赎而不赎者，法官要受刑事处罚。

对例赎者，司法官员主要依据各朝成例，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大。明代赎刑的方式很多，如纳铜、纳钞、纳银、纳米、纳草、纳豆、纳马、运炭、运砖、运水、做工、输做等，多根据官方需要因事制宜权宜变更，如宣德年间，曾让罪囚发天寿山为皇家种树。

罪犯是否判赎刑以及判何种赎刑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其经济实力，根据是否具备赎刑的经济能力，明朝将罪囚分为“有力”“稍有力”或“无力”，但这含混的标准让很多法官为了增加赎刑收入，将“无力者”判为“有力”，也有些人为了逃避经济负担，寄希望于在充军或徒刑途中逃跑者，“有力者”也谎称“无力”。

为了约束司法官员权力，明弘治十三年（1500）修订《问刑条例》，对“例赎”加以制度化。正式定“例赎”的方式为“在京”和“在外”。京罪囚“有力者”可纳米、纳草、纳豆、纳马、运炭、运砖、运水，“无力者”可做工，并可折银赎罪。在外罪囚分“有力”“稍有力”或“无力”三种，“有力者”纳米谷，“稍有力者”按照做工的具体数目折合银两赎罪，“无力者”可以摆站、撩哨赎罪。

为了保证赎刑的履行，明朝还创设了“担保”“追比”和“监追”制度。如果罪犯经济困难，一时无法立即交纳赎刑财物，可先采取“担保”的方式催缴，如果罪囚逃走，可以追究保人的责任。如《世宗实录》载：“男子徒罪以上，或赃数太多及妇人重刑、逃脱者许囚禁，其余罪可收赎，听令保外自便。”

明人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一篇《陆五汉强留合色鞋》的故事，中间就有“担保”赎刑的记载：陆五汉在其母陆婆、邻人张荩的协助下，骗奸良家女子潘寿儿，奸情败漏，遂杀潘寿儿父母潘用夫妇。陆五汉所犯罪属“十恶”，不许赎，判斩罪。陆婆说诱良家女子，依律问徒。张荩亦问徒罪，但可召保纳赎。若罪囚在担保期限内不能足额交纳财物，有司可以催逼罪囚交纳，称为“追比”。“追比”一般为三次，负责追比之差役也要承担责任，“追纸赎三限不完者，先令（差役）赔完”，以督促差役严厉“追比”罪囚本人。如果“追比”还是不行，那就有可能采取最严厉的“监追”方式，即将罪囚羁押，催促其完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