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家们正坐在书房里推想精神现象时，一些医生和物理学家们却选择了一条殊然不同的道路，以达到掌握心理学知识这同一个目的。一些雄心勃勃的科学家，如哈维、牛顿和普里斯特利等，都亲自动手，并借助仪器收集信息，特别是有关神经和精神过程的物理起因。这些物理主义心理学的开路先锋，都成了今日神经生理学者的开山鼻祖；他们的世界观导致了如今对构成精神现象的基本元件神经元的分子学转换研究。

魔术师——治病者：梅斯梅尔

可是，有些物理主义者最多只能算是准科学家，还有一些只是伪科学家。可是，哪怕是后者，也得算作我们的研究对象，因为他们针对某些精神现象的理论尽管被后世所否定，但当时却引导其他人寻找并发现了对这些现象有效的解释。

弗兰茨·安东·梅斯梅尔医生（1734-1815）就属于这种情况。在18世纪7O年代，当德国先天论者和英国联想主义者们还在依靠沉思默想了解心理学的时候，作为医生的梅斯梅尔却已经在使用磁石治病，其理论依据为，如果人体的磁力场得到较正，心灵和身体上的疾病就可以被医好。

这种理论是纯粹的胡言乱语，可在当时，依靠这种理论形成的治疗办法却产生了戏剧性的疗效，有一阵子，梅斯梅尔医生在维也纳红极一时，接着又在大革命前的巴黎出尽风头。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当时在巴黎的情形。这是1778年，在凡多姆宫的一个大厅里，灯光昏暗、明镜高悬，满屋子巴洛克怪诞气息。十来位衣饰簇新、着装优雅的女士和先生们围坐在一个橡木大桶边上，每人都手握一根从木桶里伸出来的铁棒，木桶里面装满磁铁屑和一些化学品。隔壁房间里传来玻璃敲打乐器送出来的阵阵低婉的呜呜声，不一会儿，乐声缓缓消失，房门开大了一些，走出来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他步履沉重而庄严，一身紫袍随风轻飘，手握一根权杖一样的铁棒。这就是创造奇迹的梅斯梅尔医生。

梅斯梅尔一脸严峻，阴森可怖，他生着一张下颌宽大的脸，很长的大嘴巴，还有高挑突出的眉毛。他一出现，病人们立刻呆若木鸡，浑身震颤。梅斯梅尔医生紧盯住其中一位男士，然后一声令下：“入睡！”这男士的眼睛就闭上了，他的头也无力地垂在胸前，其他的病人都直端粗气。现在，梅斯梅尔医生紧盯住一位妇女，用铁棒缓缓地指着她，她浑身发抖，大叫起来，因为一股麻刺感通遍了她的全身。随着梅斯梅尔沿着圆圈继续往前进行下去，病人的反应也越来越激烈。最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尖叫起来，双臂扑腾，然后晕厥。助手们会把他们带到急症室加以处理，使其平静，直到恢复。这之后，许多到场的病人，他们所患的病各色各样，从忧郁到瘫痪不等，都感觉到病症全消，甚至当场医好。难怪梅斯梅尔尽管收费不菲，可求医者依然趋之若鹜，车马喧阗。

虽然在今天看来，梅斯梅尔的行医好像是在瞎胡闹，是骗人的把戏，他自己最后也未得善报，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梅斯梅尔当时的确是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其中的道理的，他是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医疗结果的。梅斯梅尔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个贫穷家庭——他父亲是位扩林员，母亲是位锁匠的女儿——可是，他通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教育系统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他原指望当牧师的，后来改想当律师，最终还是觉得做医生好。32岁的时候，他在维也纳拿到了医学学位，所幸的是，他的教授们不知道他的博士论文《论行星的影响》，是从牛顿的一位同事的作品中抄袭而来的。尽管论文题目是这样的，可内容却不是有关占星学的。论文提出，牛顿的“万有引力”与人体身心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这篇论文属于梅斯梅尔本人的一部分中，他把这种理论按照牛顿随口说过的一句话而推进一步，提出人体内部存在一种不可见的体液，这种体液能够根据行星引力而发生对应行为。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梅斯梅尔说，都取决于身体的“动物引力”与行星引力是否处于和谐状态。

得到博士学位两年后，梅斯梅尔娶了一位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富有的维也纳寡妇，因而获得了进入维也纳社会的入场券。因为不再需要全天行医，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上。当本杰明·福兰克林发明玻璃敲打乐器的时候，梅斯梅尔作为一位相当有天赋的业余音乐师购买了一台，而且很快成为行家里手，演奏如飞。他和妻子都是热切的音乐爱好者，经常看见里奥波德·莫扎特及其家人，而12岁的沃尔夫冈的第一部歌剧《巴斯蒂安夫妇》就是在梅斯梅尔家的花园里演出第一场的。

梅斯梅尔一边欣赏着这些赏心悦目之事，一边也成了一位医学和心理学开路人。1773年，一位27岁的少妇来拜访他，因为她患了一种病，其他的医生都治不好。梅斯梅尔也治不好她的病，不过，他突然想起以前与一位名叫马克斯米连·黑尔的耶稣会士的谈话，这位牧师对他说，用磁石有可能会影响到人体。梅斯梅尔买了一套磁石，这位妇人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摆弄起磁石来，一块接一块地往她向上不同的部位贴。她开始发抖，不一会儿就浑身痉挛起来——梅斯梅尔认为这就是“危象”——等她醒过来时，她说症状轻松了许多。进一步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后，她的病症全部消失了。（今天，她的病将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神经症，她康复的原因是暗示的结果。）

梅斯梅尔现在看到磁力与他自己的动物引力之间的联系了。他认为，人体里面满是这种磁力，而不是引力体液，而且他认为，最终形成的力场可能会错位，致使疾病发生，通过治疗进行重新对位可能会恢复健康。他以前称作“动物引力”的东西，现在改称“动物磁力”。病人的危象，他解释为是一种障碍对人体磁液流动的突破，以及接下来的“和谐”恢复。

梅斯梅尔开始治疗其他病人了，他告诉他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以面对一些反应，包括这种危象本身。他们都不由自主地作出了反应，与所预期的一样。很快，维也纳报纸登满了梅斯梅尔医生的医疗事迹。有一阵子，马克斯米连·黑尔公开宣称这个疗法是他的，而不是梅斯梅尔的，因而爆发了一场恶辩。梅斯梅尔大胆地宣称，他在几年以前的博士论文中早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对真理的歪曲），因而赢了这场争执，并确立了自己作为这种现象的发现人的身份。

梅斯梅尔为了广播声名，在好多城市举办了听众甚多的演讲和表演。但是，在维也纳，他公开炫耀其疗法的张扬举动激怒了城里的一些名医。这些医生的名声于1777年又因为梅斯梅尔宣称治好了某位名叫玛丽娅·特里莎·冯帕拉迪斯的病人而蒙诟。玛丽娅是位盲人钢琴家，莫扎特为她创作了K．456降B调钢琴协奏曲。她3岁那年即失明，18岁那年来看梅斯梅尔。他宣称，在他的治疗下，她重新获得了部分视力，但只有他在场时才有视力，别的证人都不行。也许，她的失明是心理影响所致，而他也的确能够对她产生影响，可是，1778年，她的父母终止了治疗，维也纳医生们称梅斯梅尔为江湖医生。梅斯梅尔突然间弃家出走，什么都不要了，包括他上了年岁的妻子，一气逃窜到了巴黎。

在这座起伏不定、时尚如潮的都市里，梅斯梅尔凭借自我提拔的天才很快获取了巨大的声名，不久又弄得声败名裂。开始，他为单个病人看病，可是，随着业务增大，他发现集体处理病人更容易赚钱。他使用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发明的木桶法，即橡木桶，里面有用铁棒配好的磁液。由于他还可以通过碰触、手势，或者长时间紧盯住病人的办法影响病人，他开始想到，磁铁和铁屑都不是最基本的东西，他自己的身体一定就是一块不同寻常的大磁铁，具有直接传递看不见的磁液的能量。

这种办法很快被称作“梅斯梅尔疗法”，它成了最后的疗救希望。人们蜂拥而至，来到梅斯梅尔的诊所里，助手们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学习，其弟子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写作了至少两百多篇小册子和著作，专门介绍这种疗法。可是，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和其它正规医疗机构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江湖骗子，而且公开发表看法。可是，如果梅斯梅尔明白自己是个骗子，他就不会像当时那样奋力反驳。1784年，他通过与官场的关系，诱导国王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杰出的医生和学者们组成，包括化学家拉瓦谢和美国大使本杰明·福兰克林，委员会专门调查他的疗法是否属实。

委员会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包括一项在当代心理学中很常见的实验。他们告诉一些受试者说，他们将通过一扇关闭的门进行磁疗，可是，实际上不给他们上磁。这些受哄骗的受试者像真正受到磁疗时一样准确地报告说自己感到了磁疗。对这些证据进行分析后，委员会正确地报告说，梅斯梅尔的磁液根本不存在，但他们也错误地报告说，磁力治疗的效果仅只是“想象”而已。自此以后，梅斯梅尔氏疗法的名声江河日下，这场医疗运动也分裂成了彼此争辩不休的几个宗派。梅斯梅尔最后离开了名望尽失的伤心地，他生命的最后30年是在瑞士度过的，处于相对的隐居之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梅斯梅尔疗法仍然保持为一种准魔术和完全被误解的现象，一些纯粹的江湖骗子如阿拉桑德罗·迪卡格里奥斯特罗（一个名叫吉约塞普·巴尔萨莫的江湖骗子的化名）、杂耍表演人和一些冒险的外行及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非正规医生都试着玩过这一把戏。大部分梅斯梅尔氏疗法的实践者都慢慢抛弃了磁石的使用——梅斯梅尔本人也曾朝这个方向努力过——他们说，可以通过仪式和召唤、眼部接触和其它一些步骤实现磁液的传递。事实上，这些方法的确也能引起神情恍惚的现象和“危象”，并可以减轻某些症状。

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梅斯梅尔氏疗法也得到了一些尊敬，因为一位医生约翰·艾略斯登用它来治疗神经病，外科医生W·S·瓦德也通过梅斯梅尔氏疗法使病人进入了催眠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锯掉了他的大腿。詹姆斯·布雷德是位苏格兰医生，他用梅斯梅尔疗法进行了一些实验后说，它主要的效果不是因为磁力的流动而产生的，而是病人的易受情绪感染所致，事实上，他认为这种疗法是一种心理过程。布雷德称它作“神经催眠法”（抽出希腊语neuron代表“神经”，hypnos代表“睡眠”），这个词不久就在日常使用中变成了“hypmosis（催眠法）”，以后至今就一直这么用了。

在中世纪的法国，有位名叫圣奥古斯特·里埃波特的乡村医生抛弃了催眠法中所有近乎魔术和神秘仪式的装饰。他让病人看着自己的眼睛，他一边不断地暗示说，病人马上就要睡着了。当病人进人恍惚状态时，这位医生就告诉他说，他的症状将会消失，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症状果真就消失了。到19世纪60年代，里埃波特的名声已经远走高飞，超出他的家乡法兰西了，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解他的催眠法及其结果。催眠法虽然当时还受人怀疑甚至是激烈争辩的议题，可从那以后，它就成了医疗的一部分了。

这种催眠法最著名的实践者，是这个世纪晚些时候的让·马丁·夏尔科，他是巴黎一家名叫萨尔贝特里埃的医院的院长。他被称为“治疗神经病的拿破伦”，相信催眠现象与歇斯底里状态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的确，只有歇斯底里患者才有可能被摧眠。他在学生面前给许多歇斯底里病人催眠，以演示歇斯底里症状，但并没有考虑到催眠的医疗价值，也没有利用它来进行治疗。

夏尔科还错误地认为，恍惚状态只有在病人经过了两个先期的阶段，即慵倦和强直性昏厥以后才可能进入，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特定的症状，并涉及到主要的神经系统功能变化。他的观点被里埃波特后来的弟子们所驳倒，因为里埃波特证明，恍惚状态可以直接诱发，而且非歇斯底里病人也可以进入催眠状态。还有，因为夏尔科的地位和他诱导病人进人恍惚状态的技巧，1882年，法国科学院接受了催眠法，认为它是一种与磁力无关的神经生理学现象。

夏尔科的好几名高足，其中包括阿尔弗雷德·比奈、彼埃尔·让内和西格蒙·弗洛伊德，他们都继续寻找对催眠现象的心理学而不是神经生理学上的解释，并且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利用了催眠法。可是，直到相对很近的一些年里，它才作为动机心理学的术语被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是说，在听从催眠师要他们进入一种被更改过的意识状态时的暗示，并接受后催眠暗示时，一些受试者的意愿和其它一些人的能力缺失，包括症状的消失在内。梅斯梅尔医生，假如他知道这一切的话，一定会因为自己的理论被完全排斥而大为愤怒，也可能会兴高采烈，因为他的治疗方案证明是完全有效的。

颅骨问诊者：加尔

其他的一些物理主义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一些措施，他们触摸并测量头颅，因为他们相信，头骨分布的细节与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及精神能量是直接相关的。

外部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有相互联系这个想法渊远流长。相面术，即对面部特征和精神能量的解释，也就是对面部长相的形状和大小的分析，自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18世纪晚期，通过瑞士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乔安·卡斯帕·拉瓦特尔的作品，这种相面术变得极为流行。拉瓦特尔的4卷本《论利用相面术促进对人的认识和人类之爱》目的是要宣传“相面科学”，它在1775年至1810年间共出版了55版。达尔文后来说，他差点就错过了他在毕哥号上历史性的旅程，因为船长就是拉瓦特尔的弟子，他怀疑：“一个长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完成这次航行。”

相面术对心理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可是，它为一种相关的理论，即颅相学，铺平了道路，而颅相学对心理学的确是产生过影响的。颅相学认为，头骨的轮廓是由大脑特定区域的发育所决定的，因此可以指示人的性格及精神力量。

这种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弗兰茨·约瑟夫·加尔（1758 -1828），他出生在德国并在维也纳接受过培训，并于1785年在这里得到医学学位，是位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加尔生得鼠头鼠脑，一脸的五官低低地挂在脸上，很难取悦于人——他许多有声望的患者显然不相信相面学。加尔是位习惯性的叛逆者，与权威不相投，争辩起来言辞激烈，沉醉于乱搞女人，而且还非常贪婪，他进行科学演示的时候还要收入场费，这是有悖于常规的。

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流的大脑解剖学家，通过他自己的解剖方法，他第一次向人们显示出，大脑的两个半球是一些白色物质组成的茎（脑连）连通起来的；脊椎的纤维在与下脑连接时是交叉相连的（结果，身体一侧的感觉会到达另一侧的脑部）；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皮层——大脑表层的灰色物质——越多，其智力水平就越高。

加尔作出的这些贡献是对神经科学的巨大贡献，到今天仍然如此，可是，这些发现使教会的权威人士和弗朗西斯一世大为不快，因为这些发现使更高的智力过程归结到了更加发达的大脑，而不是非物质的灵魂或者意识上面。1802年，皇帝禁止加尔进行进一步的讲演，理由是，这些讲演会导致物质主义、不道德和无神论。他数度请求皇帝取消禁令，但反复申请后无效，因此，1807年，他放弃了维也纳来到巴黎，在这里，虽然拿破伦想要限制他的影响，而且他的思想也受到法国学院的排斥，但他还是坚持下去了，而且终生不渝。

加尔对有关大脑结构及其与智力的关系的知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原本应该使他在心理学的历史上占据令人尊敬的一个席位的，可是，他最出名的还是因为被他自己称作“颅骨相学”的理论，通常评判他这个人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后来作为颅相学而著名的理论来进行的。

当加尔第一次意识到人类的智力超过动物的智力，是因为人类皮层发育得更多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人类在智力和性格上面的一些可测量的差别，也可能是因为个人之间皮质层发育不齐所至。这就可以解释困扰了他许多年的一些东西。还是一个小学生，后来当大学生的时候，他一直感到很苦恼，因为他的一些同学虽然没有他聪明，但却得到更好的成绩，因为他们更善于记忆——而且，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们都长有很大的头，眼睛都鼓了出来。加尔现在猜想，这一定意味着，正好在眼睛后面的皮质层区是大脑记忆力的基础，而在一些拥有很好记忆力的人们中间，这个区域的发育非常特别，因而就倾向于把眼睛挤了出来。

果真如此，每一种较高级的能量为什么不可能也就取决于大脑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或者“器官”呢？比如说，为什么不可能存在某个专门生成“好战性”，另一个专门生成“仁慈”等等的器官呢？加尔很熟悉苏格兰联想主义者托马斯·雷德提出来的好几十个“大脑功能区”，也许每一种功能都位于某个特定的皮质层区，而这些通常具有超常发育的某种功能的人有可能就在这方面发育非常特别。

他很难打开人的头颅以检测他的理论，而X射线当时还没有发现，可是，加尔慢慢想出了一个很方便的假想。正如那些记忆力很好的人，他们的眼睛通常都突出来一样，任何发育非常特别的区域附近的头颅也许会突出来。而且，说来奇怪，当他开始寻找证据的时候，他发现到处都是证据。这里有一段说明，可以看看他是如何找到“贪多求全器官”的：

以前，我在家里召了很多的役童和这类的仆从，他们经常彼此责难，说对方偷了某某东西。其中一些人特别厌恶偷窃，宁可饿死也不接受朋友偷来的面包或者水果，而那些偷窍者却嘲笑这种行为，并认为他们很傻。检查他们的头颅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大部分积习已深的小偷都有很长的颅骨突起，从狡猾区几乎一直延伸到了眼睑的根上（也就是耳朵上方和前方），而这个区域很平的人都很讨厌偷窃。

加尔及其同事，即一位名叫乔安·克里斯托弗·斯伯茨海姆的年轻医生，他们一起检查了好几百位病人、朋友、犯人、精神病院病人和其它一些人的头，并给头部画了一张有27个区域的颅骨图（后来被斯伯茨海姆扩大为37个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一个支撑它的器官或者皮质层，某种特别的功能就位于这些地方，在那些某种特征很突出的人当中，那个部位的功能就会提高。（加尔有一幅画像，画上，他双手伸开，摸着一个模型人头，手指在灵巧地摸着一些包块。）加尔和斯伯茨海姆认定了好色区（就在脑勺下方）、仁慈区（前额上方正中间）、好斗区（每只耳朵后面）、威严区（头顶前方）、愉快区（前额中间靠两边的地方）等等。

加尔在1810年和1819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著作，用以描述他的发现。斯伯茨海姆参与了前两卷的写作，但后来就忙他自己的事了。他长得很帅，有干劲而且很迷人，在欧洲和美国成了一位极成功的讲演人和颅相学的倡导者。通过加尔的的著作和自我推销，以及斯伯茨海姆的公关活动，颅相学立即火了起来，而且在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长盛不衰。有一阵子，光是在英国一地就成立了29所颅相学协会和好几本颅相学会刊。在纽约市，颅相学“诊所”在百老汇一带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颅相学大师在美国各地巡回摸诊。在颅相学的巅峰时代，它成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谈资，他们在颅相中寻找人生两难境地的答案。更令人吃惊的是，许多杰出人士和严肃的学者也都相信它：黑格尔、马克思、巴尔扎克、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瓦尔特·惠特曼和其他一些人都是这样的。

可是，颅相学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科学界的坚决反击，而且不无道理。加尔虽然收集并提供了大量证据，但都是为了符合他的理论而取的一些证据；他应该随机抽取样品，并显示这些包块与所谈及的特征之过度发育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而与正常或者其特征不那么过度发育的人头上的包块不存在这种互动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当一个有颅骨突出现象的人没有所预测的特征时，加尔就用其它使该问题出现偏差的大脑部件的“平衡动作”这个术语来辩解。加尔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可以界定，因此他能“证明”他选择的无论什么功能，当然，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他的这些证明是毫无价值的。

可是，对颅相学确切的否定是从实验室得出来的。彼埃尔·弗楼伦（1794 -1867）是位非常聪明的法国生理学家，他对加尔粗制滥造的方法论极为惊骇，因而决定以实验方法来证明，某种特别的生理学功能是不是位于某处特定的大脑区域内。他是位技术高明的外科大夫，在鸟类、兔子和狗的头颅上做手术，切掉一些小的区域，然后小心地把这些动物养好，恢复它们的健康，再看看它们的行为是否因为缺少这些区域而受影响。

当然，他不能够测验像文字记忆等的人类功能，可是，他可以测试位于加尔本人说可与人脑中的那些部分相似的部件里面的功能。在这样的一些功能中，有一项就是“好色器官”，这个功能理应位于小脑（大脑最原始的部分，即头颅靠后的基座部分。）弗楼伦在一系列的手术中切除了狗脑里越来越多的小脑后，狗慢慢失去了有顺序的移动能力，直到它本想向右转的时候却转向了左边，向前走的时候却开始后退起来等等。小脑的功能，很清楚，是有目的的移动，而不是好色与否。

同理，弗楼伦发现，不断地切除动物的皮质会减少它们对感觉刺激的反应和启动行动的能力。小小的损伤不会造成特别的后果，而颅相学的理论如果是正确的话，这里却是应该产生恶果的，可是，它只是减低了动物对视觉刺激总体的反应能力和它总体的活动水平。皮质层切除得越多，动物就显得更呆滞，直到所有的反应能力和自我启动能力都没有了；一只完全去除了皮质层的小鸟不再飞翔，除非把它抛入空中。弗楼伦的结论是，感觉、判断、意愿和记忆都分布在大脑皮质层里。尽管他在大脑里面发现了大量功能——皮质和小脑的确还是各有不同用途的——各部分具体的功能也并非均匀分布于各个部分的。

加尔的伪科学理论因而就导致了大脑功能分区的实验研究。另外，他的理论尽管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是错误的，可还是躲过了弗楼伦的攻击，因为后来的神经生理学家都按照弗楼伦的做法继续实验。他们辨别出了大脑的一些特别区域，认为这些区域对视觉感知、听觉感知和运动控制有控制作用。弗楼伦说记忆和思维分布在整个皮质层上是正确的，可是，有一些较低的精神活动，甚至是一些较高级的精神活动，都的确是分布在不同区域的。

较高级的功能是在大脑的某些局部执行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语言。1861年，巴黎比塞精神病院一位51岁的病人勒波涅转到了外科室，因为他的右腿出现坏疽。外科医生是一位名叫保罗·布洛克的年轻人，询问病人的病情，可是，这位病人除了喃喃地发出一个毫无意义的声音“tan”以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只能通过手势和“tan，tan”来交流，如果弄不清他的手势，人们除了对天大喊外一点办法也没有。布洛克终于弄清楚了，Tan是他在医院的名字，他于21年前来到这家精神病院，当时，他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他在智力上仍然是正常的，可是，几年之后，他的右腿和右臂就开始瘫痪了。

Tan进入手术室的6天后去世了。布洛克进行尸检，发现大脑左侧中间偏前一块鸡蛋大小的区域已经受损，受损部位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了，在它的边缘上，一些剩余组织已经萎缩。根据勒波涅的病历，布洛克下结论说，操作最早发生在现在称作中心的地方，当这个创伤范围还不大的时候，它就已经完全破坏了勒波涅的语言能力；只到后来，它才扩散起来，直至造成瘫痪。很明显，大脑左半球这个很小的前瑞环状区就是语言的基座。自此以后，这个区域就叫做布洛克区了。

约十余年后，一位德国医生名卡尔·维尼克的，他以类似的方式发现，有些讲话非常流畅，但使用一些很怪的字眼，而且不理解人们对他所说的话的病人，他们在布洛克区后面几英尺远的左半球另一小区内有损伤。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布洛克区主管语法（语言的结构），而第二个现称为维尼克区的区域主管语义（词语的意义）。这两个区域在正常语言交流中都是必需的；布洛克的损伤会损害把词语说出来的能力，但不影响理解，维尼克区的损伤会使病人能够流畅地说话，但都是一些无意义的话，而且对语言的理解也成问题。

再以后，两位德国生理学家，即居士塔夫·弗里奇和埃杜阿·希基格认出了皮质层的一个特别区域：即运动控制点，它是从左中脑伸向右中脑上面的一个长条形组织。其他一些调查者分别查出了负责视觉、触觉和听力的区域。到该世纪末，弗楼伦认为不存在功能的分区化的看法证明是错误的，而加尔的观点却相当正确，不过在细节上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在20世纪，进一步的研究将显示，两种理论都是正确的。许多功能位于人脑某些特定的区域，可是，学习、智力、记忆、推理、决策和其它一些高级精神活动都发生在大脑前叶上。

弗楼伦本人曾总结了每种科学追求真理的反复否定过程：“La sciencen’est pas elle devient．”（科学不是原来就有的，它是慢慢变成的。）

心理学之所以慢慢变成如今这个样子，有一部分是因为加尔。他所发现的大脑的结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颅相学荒唐理论导致了大脑功能分区化中的实验研究，他对皮质层作为智力基础的强调，都使心理学迈出了更大的进步，远远超出了形而上学，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接近实验科学了。人们应该记住他，而不光是想他曾经斗胆闯入了假科学。

机械论者

用生理学的方法解释心理现象，这是一场新的、更大范围的运动，给大脑绘图分区只是这个运动中的一部分。德谟克利特，必定还有其它一些人，都曾冒险提出过一些猜测，认为有一些生理现象支持着感觉和思想，可是，好几百年以来，大部分生理-心理学家都曾用可见的高级思维过程，比如联想、理智和意愿论述过精神现象。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有关神经系统和大脑的生理学，因而忽视了这些过程是否由生理现象构成这个问题。

可是，如我们所见的，随着物理学和化学在17世纪的出现，一些大胆的原型心理学家们开始提出一些对精神过程的机械解释。他们缺乏实际的观察数据，因而只能推想空洞的神经里流动着“动物精神”（笛卡儿），这些神经里面流动着原子（霍布斯），神经与“震子”一起震动（哈特利）。一位法国哲学家朱利安·德拉·梅特西甚至还有一本专著，书名就叫做《作为机器的人》（1748）。

可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生理学家在神经系统方面有了好几项发现，这引导他们以可以在神经中实际观察到的物理和化学现象，来解释一些低层次的心理学过程，如感觉、反射和有意志控制的运动。使这种新的生理心理学成为可能的一些发现计有：

——1730年左右，英国植物学家和化学家斯蒂芬·黑尔斯砍掉了一只青蛙的头，然后捏青蛙；青蛙腿弹了几下。他把青蛙的脊椎砍断，这次，青蛙腿不动弹了。黑尔斯因此确立了反射与有意识行动之间的差别，并且把反射的中心确定在脊椎而不是大脑上。

——1791年，意大利生理学家鲁伊格·伽伐尼用一只铜钩钩住青蛙的腿，使一部分脊椎仍然挂在上面；当他用雷登蓄电池向里面放电时，青蛙腿踢了几下。伽伐尼作出结论说，在肌肉和大脑里面生成的“动物电流”是通过神经传导的，而且负责运动。

——直到19世纪早期，生理学家们才提出，神经系统就像一张连续不断的网络。可是，在这个世纪的早些年，当植物组织由细胞构成这个观点已经确立后，德国生理学家西奥多·施万把这个想法推进了一步。他说，动物组织也是由细胞构成的。他区分出了一种神经细胞，很快，其它一些人也演示，大脑细胞同细胞核和长长的分支组成，它们伸出并与其它大脑细胞的分支相连接。

——按照笛卡儿的动物精神理论，冲动可以在任何方向上在神经里面流动。而按照神经活动的电流模式，电流却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流动。1811年到1822年之间，为了支持后者的思想，英国解剖学家查尔斯·贝尔和法国生理学家弗兰索瓦·马让迪各自切断了不同的动物神经，以观察哪些功能会受到影响。两人都能够显示，神经系统由感觉神经构成，电流会向里面传导，向脊椎和大脑的方向流动；神经系统还由运动神经构成，电流从里向外流动，即从大脑和脊椎向肌肉和器官方向流动。

这些发现，以及其它的一些发现与我们今天已经掌握的、有关光和色彩的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产生了19世纪在感觉器官和感知生理学研究方面的大爆炸。这种新的心理学与贝克莱的神学幻想和休谟的怀疑主义在对思维如何感知周围世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完全不同。而且，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它还只能解释低层次的心理学过程，可是，大部分新心理学家们都希望，最终，较高层次的心理过程会以类似的方法解释清楚。德国生理学家艾米尔·杜·波瓦雷蒙1842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和一位同事已经庄严宣誓，要演示下列教条中的真理所在：

除了活跃在有机体中的一些常见的物理及化学力量之外，并不存在别的任何力量。如出现此时不能以这些力量解释的一些情形，人们必须要么通过物理和数学方式寻找具体的办法或者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方式，要么就假设存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与物质当中天生具有的化学-物理力量同样尊严，还能根据吸引和排斥的力量还原回去。

尽管“新心理学”出现在好几个国家，可发展最快的还是在德国，按照著名的英国心理学史学家莱斯理·斯宾塞·赫恩肖的说法，在德国的大学，“科学心理学诞生了”。

他说，这算不得奇怪。直到1870年，德国是由许多小王国、公国和自治城市构成的联合体，这里已经建立了超过欧洲任何国家的大学。另外，19世纪早期进行过好多教育及社会改革之后，德国大学可以为科学家和学者们提供非常精良的实验室装备，供进行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其它科学研究之用。

在这种氛围之中，甚至康德传统中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也抛弃了康德说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实验科学的断言。其他一些人慢慢相信，甚至不可见的、高级水平上的精神功能，尽管只能通过受试者对刺激的反应观察到，也是可以通过实验很生动地调查清楚的。

可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些机械主义者——或者不如说，因为他们为数众多，我们先看看一些其作品非常重要，也能够代表这个运动的一些机械论者。

特别的神经能量：穆勒

乔安·穆勒（1801-1858）是从哲学传统中出道的，可后来半路杀出，成了第一位伟大的现代生理学家，然后又回到哲学中去，以期回答有关游离于他的生理学之外的一些问题。可是，哲学心理学的时代已然过去，他的生量学作品对心理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他的哲学著作却随风而散了。

穆勒出生于科尔布伦茨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极富天才，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生就一幅拜伦式的面孔——一头乱发，敏感的嘴巴和一双有穿透力的眼睛。21岁在柏林拿到医学学位后，他把年轻人对谢林准神秘自然哲学的狂热搁置一边，转而在生理学和解剖学方面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使得波恩大学在24岁时就授予他自助教授的头衔，29岁时又授予他全日制教授职位。

穆勒二十出头时狂热地迷恋于活体解剖和动物实验，到25岁时，他已经完成了两大本视觉生理学方面的著作。可是，他已经受到狂郁病倾向的折磨了，26岁他成为教授并娶了恋爱许久的情人后不久，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有5个月的时间既不能工作也无法进行研究。39岁时，其它的人在生理学研究中又冲到他前面去了，他又一次受到忧郁症的打击；47岁时，他与1848年的大革命理想政见不合，又受到第三次病魔打击；1858年57岁时，第四次打击使他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穆勒在生理心理学方面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成就都是在他早年取得的；32岁时，他转入柏林大学，这时候，他已经无意于再干那些被他自己称作“切割快乐”的动物实验术，转而研究起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了。他不再相信实验术可以解决生命的终极问题了，他里程牌式的著作《生理学手册》尽管满是他自己和其它人的实验发现，但里面却已经包含了许多有关灵魂的哲学讨论，而这个话题是应该在一个世纪以前谈论的。在这部著作中，他瞎扯了一些话，说什么灵魂就是行动中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或者是临时寄存于人体的某种“生命活力”。

在穆勒有关神经系统的大量发现中，许多都极有利于生理心理学的确立，其中有一项还产生了特别的影响。早期的生理心理学家认为，任何感觉神经都可以传导任何种类的感觉数据到大脑里面，正如一根管子可以传送任何泵入里面的物质一样，可是，他们无法解释，比如说，为什么光学神经只传递视觉图象到大脑里面，而听觉神经也只传导声音。穆勒提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每种感觉系统的神经只传递一种数据，或者，如他所言，“一种特别能量或者品质”：光学神经总是，而且也只传递光线感觉，听觉神经总是，也只传递声音感觉，其它的感觉神经总是，也只传递各自的感觉。

穆勒是在对动物进行了一系列的解剖学研究后作出这个结论的——甚至还包括在他自己身上做的一些很小但能起决定作用的实验。当他按压自己紧闭的双眼时，压力不会引起声音、味觉或者口感，但会闪出光线来。他是这么表达自己的理论的：

声音的感觉是听觉神经的特别“能量”或者“特质”；光线或色彩的感觉是光神经的能量；其它各神经亦是如此。每种感觉的神经好像都只能够产生某种决定性的感觉，而不能产生符合其它感觉器官的感觉。根据生理学的许多经过检验的事实来说，没有哪一种可以支持这样一个想法，即一种感觉神经可以承担起另一种感觉神经的功能。对盲人触觉的夸张在今天不能够被称作用手指观察；手指和腹部产生视觉能力只能是个寓言，而举出的一些例子说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不过是些骗人的把戏。

换了威廉·詹姆斯，八成会说得更刺耳：“若把视神经的外端末梢接到耳朵上，再把听神经接到眼睛上，我们就该能听到闪电，看见雷声了。”

穆勒虽说口头上十分肯定这一点，可他扪心自问，感觉神经具有的这种专业性是每套神经独特的品质所致呢，还是这些神经所经过的大脑某个区域所为？视觉脉冲传递到大脑某个区域时可能是以视觉形式翻译它们的，而听觉神经有可能是作为声音传递过去的。“现在尚不清楚，”他在《手册》里说，“每根感觉神经的独特‘能量’基本的起因，倒底是位于神经本身呢，抑或是在它与之连接的大脑或者脊椎的某些部件里？”可是，弗楼伦认为大脑各处一致的观点仍然主宰着生理学思想，而穆勒却选择了“特定神经能量”的理论。

然而，他自己的学生当中，有些人在本世纪末继续抱住他产生的怀疑思想，因为他本人也曾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的不确定性，并显示，所有的神经传递都具有同样的特征，而且，是大脑末梢的位置决定着由传递创造的经验类型。

不过，穆勒的生理学开始为长期以来一直深感困惑的生理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们提供答案了：我们周围世界里的现实是如何成为我们意识中的感觉的？感觉如何工作的详细图景开始显露出来了。这个过程从眼球的光学特性或者耳朵的听觉机制开始（在这两个方面，穆勒曾进行过详细的研究），继而研究传递来自感觉器官的刺激的那些神经，最后研究接受并解释这些神经脉冲的大脑区。古代人认为，任何感知到的东西的最小复制品都会通过空气和神经传递到大脑里面去，而穆勒显示，传递到大脑里面去的东西都是神经脉冲；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周围一些事物的复制品，而是与它们相类似或者同形的东西。如他所言：

感官感觉的直接对象只不过是由神经诱导出来的特殊状态，我们感觉到它们是一些感受，要么是由神经本身产生的，要么是由与感觉有关的大脑某些部件引起的。神经通过外部原因在它们自身产生的一些变化，如外体条件的改变，而让大脑感知到它们自己的存在。

可是，我们如何知道，大脑对传递进来的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就一定对应于现实呢？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就折磨着哲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可对于穆勒来说就是易如破竹，迎刃而解了。我们的神经状态以合适和规则的方式对应于物体，比如，虹膜上的图像理所当然就是对外部世界那些东西的忠实反映，而这就是视觉神经传递到大脑中去的刺激。其它感觉器官和它们所传递的信息也是如此。这样，穆勒就解开了由贝克莱和休谟提出来的认识论之迷，并将不可检测的康德认定的范围转变成了可检测和可观察的现实。虽然他的理论在细节上有错误，可是，他的特别能量理论及其最为深刻的含义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