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效应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使全国感到震惊。这件谋杀案受注意的原因跟凶手、被杀害者或其谋杀手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个事务处理机操作员，根本不认识她，他以前还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有个人的确打了——在她死后。）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有两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虽然都不是纽约本市人，对此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约翰·巴利是纽约大学的副教授，毕博·拉塔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他们都曾是斯坦利·沙切特的学生。谋杀发生后不久，他们在一次聚会上相遇，觉得两人有共同之处。虽然两人有很多地方不同——巴利是黑头发，彬彬有礼，青藤学院派头；拉塔内个子瘦长，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副南方农家子弟的样子，口音也是南方的——作为社会心理学家，他们都觉得，对于证人们的无动于衷，一定有个更好的解释办法。

他们当夜就此长谈了数小时，达到了一致的感悟。拉塔内回忆说：

报纸、电视、每个人都在传言说，事实是有38个人目击了这场暴行而没有一个人出来做点什么事情，就好像是说，如果只要一两个目击者看到了，而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因此，我们突然间就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的确有38个人解释了他们的无动于衷。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把一种现象颠来倒去地分析，然后看看你认为的后果是否是确就是那个原因，这是一个旧把戏了。也许，这38个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其它的人都在看，这就是他们什么也没做的原因。

尽管时间比较晚一些，可这两人还是立即开始设计一项实验，以检测他们的假设。好几个星期过后，经过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们启动了一个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反应调查，环境各个不同。

在研究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与了一项未说明的实验，以满足课程必需的一项要求。巴利、拉塔内或者一位研究助手会告诉每个到达的参与者说，该实验涉及都市大学生的个人问题讨论。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为了尽量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他们将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

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不管假设是在与其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5个人谈话——说假设，是因为事实上他听到别人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总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以及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这话是理查德·尼斯贝特说的，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今天，他是密西根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试演中表现最好，因此选了他来扮演这个角色。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再大喘一阵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在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动了。后来，当问及学生说，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现在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了，他们把它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或者，更简单地说：“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一样，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一位旁观者无动于衷的。对旁观者效应的解释，他们说，“可能更多的是在旁观者对其它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他们后来提出，有三种思想过程在支撑着旁观者效应：当着别人的面采取行动的犹豫，除非人们知道帮助或者别的什么行动是合适的；感觉着其他不动的人可能理解这个情形，即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责任的分散”——即一种感觉，由于别的人都知道这个紧急情况，一个人自己得采取行动的责任就减轻了。后来由拉塔内、巴利和其他一些研究者进行的其它一些实验也证明，根据旁观者是否能看见其它的旁观者，是否被别人看见，或者完全知道有其他人，那么，这三种思想过程中的这种或者那种就会起作用。

巴利和拉塔内实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并激发人们进行了大量类似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在30座实验室里进行的56项研究把明显的紧急情形提供给了总数为近6000人的不知情实验受试者，他们要么是孤身一人，要么还另有一人、几人或者很多人在场。（结论：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各个阶段的紧急情形有许多种：隔壁房间里一阵巨响，然后是一女士的呻吟；一位穿着整齐的年轻人拿着一根手杖（或者，有时候换成一位浑身脏兮兮、满口酒气的年轻人），他在地铁车厢里突然摔倒了，挣扎着爬不起来；表演出来的偷书情形；实验者本人晕倒等等。在56项研究中的48项中，旁观者效应都明确地表现出来；总起来说，当一项紧急情形出现时，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则有约半数的人会伸手相救；如果知道有其他人在场，则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会相助。由于这个总计结果只有不到五千一百万之一的偶然可能，旁观者效应就成了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确定的假设之一。由于已经彻底确立，其效应在许多种情形之下进行过单独的测量，因此，最近几年，它已经不再是许多研究的课题，成了一件定案。

然而，总体上的助人行为研究——有利于或者不利于非紧急情形之下的助人行为的社会及心理学因素——还在不断大量地进行着，直到80年代，最近才算告一段落。助人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在理想主义化的60年代，它开始替代社会心理学家战后对进攻行为的大力研究；它今天仍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社会心理学中还有许多其它的定案。这里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例子，每种定案里面都有一两个重要发现：

想法转变（或说服）：自信心很差的人比自信心很强的人更容易被说服……人们更容易受到一位权威人士所说的话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是权威，人们就不太注意他说的同等甚至说得更好的话……他们还更容易被一些道听途说的话所说服，而不太相信人们告诉他们的话，也容易采取被引诱出来的行动（如在弗斯丁格的认知失谐实验中一样），而不愿根据逻辑推理采取行动。

偏见：当人们被分配到或者属于某个小组时，通常他们会认为这个小组比别的小组要好些，以便可以保持其自信和积极的自我形象……人们会假设，其他一些与自己共用某种品味、信仰或者态度的人，在其它一些方面也会跟自己一样，而那些与自己在很多话题上意见不一的人，在其它方面可能也跟自己不一样……在敌对或者竞争集团中的人们之间对彼此都有一种厌恶，如果他们必须为某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目标而进行合作时，这种厌恶会得到某些消解。

小组集体决策：小组会比单独一个人作出更加冒险或者更为保守的决定，主要是因为集体讨论和公开表达意见，会使一些人采取比独自一人时更为极端的立场……小组比单独一人完成任务好些时，是指那些需要把每个人的努力加起来的任务，而不是指只有一个正确解决办法的任务；在后者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提出一个方案，但没有得到至少其它一个人的支持，小组可能会抛弃这个正确方案……在一些组织起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小组中，有两个人是最为重要的：一是任务专家，他说得最多，他主意最多，并作为领导人看待。还有一个是宣传鼓动家，他做很多的工作来促进和谐与士气增长。

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开下去，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足够多的例子了。社会心理学家在他们很短的专业历史中已经很热情地担当起，后来又放下了一大批的课题分类，有某些情况下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假设有问题，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并已增加到对人类本质和人类行为已经接受的知识体之中。

对这些已成定案的许多例子，特别是上面详述的三个例子以及以它们引发的数百个研究来说，一个共同的因素是使用了精心构思的假研究目的。在对人格和发育进行的实验研究中，或者在今日心理学的大多数领域中，几乎都没有过这类的东西，可是，在许多年里，假目标研究实验一直就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质。

在纽伦堡审判之后的许多年后，对在人类受试者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人体实验的批评与日俱增，而由生物医学研究者和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欺骗性实验也受到了严重攻击。米尔格莱姆服从实验受到特别攻击，不仅是因为它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给人们施加痛苦，而且因为它可能会给这些人造成长期的心理伤害，因为这些实验揭露了他们自己身上一些可恶的方面。米尔格莱姆对这些批评表示“万分惊讶”，他请以前的一些受试者谈谈他们对这次经历的体会，并报告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说，他们很高兴参加过这次实验，百分之十五的人持中立态度，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很遗憾自己参加过这样的实验。

可是，在声势不断浩大起来的人权运动时代，从道德上反对这类研究的人获得了胜利。1971年，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采纳了一些规定．对研究批准计划进行资格审查，这极大地束缚住了社会心理学家和生物医学家，使他们不能自由地进行利用不知情者的试验。1974年，这个部门更加收紧了这些规定；人不准在没有自己的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做任何事情的权力弄得非常之严，这不仅使米尔格莱姆类型的实验过程无法实现，而且使许多对人体相对无痛苦和非常温和的、依靠隐瞒实情才能进行的实验也无法进行了，因此，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放弃了一系列非常有趣但好像再也无法进行研究的课题。

来自科学界的抗议自70年代开始越来越高，到1981年，卫生及人类服务部（前身为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多少放松了一些限制，允许在人类实验中有较少的隐瞒和保留信息措施，但必须是对“受试者造成最小的风险”，除开这些以外，研究“不能实际地进行”，而对人类的益处应该超过对受试者造成的风险。“风险-益处”计算必须在一项研究提案被认为是可以合法进行之前，交由一个评估委员会进行评估，这种计算已经允许进行隐瞒研究——不过，不能进行米尔格莱姆式的实验——一直进行到目前。在所有社会心理学实验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利用了隐瞒实验的，但都是在相对无害的形式和环境下进行的。

另外，许多道德学家都认为，哪怕是无害的隐瞒，无可辩驳地也是对人权的侵害。他们还说，这种研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研究可以使用非实验的方法，比如问卷、面谈、综合调查、对自然情形的观察等等。可是，虽然这些方法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里都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在社会心理学中，它们不太有用，或者完全无法实施。

一方面，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是互动的，而在X和Y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意味着它们以某种方式互有关系；它不能证明一个因素就一定是另一个因素的引因。在一些社会心理学现象当中，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些现象都涉及到多种因素的同时作用，任何一个可能都像是正在研究之中的某个效应的原因之一，可也许实际上只是某个别的原因的附带效应。可是，实验方法可以分离一个单独的因素，一个“不依赖的变量”，可以修正它（比如，通过改变在一个紧急情形发生时站在旁边的旁观者的数量）。如果这会产生一个“非独立变量”的变化，即这个处于研究中的行为，则人们就有坚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因果关系。这样的实验方法可以与某些化学实验相比。在化学实验中，一单个催化剂加到某种液里面会产生一种可测量的效果。如阿伦森及两位合著者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所言：“实验可以提供因果关系毫不含糊的证据，允许对一些无关的变量进行控制，也可以对一种复杂现象进行尺度和参数等的分析探索，这些方面是其它方法所不能比拟的。”

另外一方面，不管实验者如何有力地控制和操纵实验变量，他或者她都不能控制位于人脑内部的多重变量，除非受试者被欺骗了才行。如果他们知道调查者希望看到他们听到隔壁某人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声音时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一定会作出更加令人赞叹的行动，而不会是事情本来的样子。如果他们知道调查者的兴趣不在通过惩罚来增强记忆力，而在于到某一点他们才拒绝对另一个人施加痛苦，他们就更有可能更高尚地行动，而不会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行为。因此，对于许多种社会心理学研究来说，隐瞒实验目的是一个必须做的事情。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以前常利用这种方法并不是因为这个有效的原因，而是因为另一种不那么有效的原因。仔细起草的隐瞒实验法是一个挑战；聪明而复杂的脚本受到极大的重视、会造成声望，会引人激动。而隐瞒研究有一部分是一种游戏，一种魔术表演，一种戏剧化的表演；阿伦森曾把实验者感觉到的刺激与一位成功地再现了某种日常生活场景的剧作家的喜悦相比。（阿伦森和一位同事曾设计过一种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被引导着相信，她本人是一个串通人物，正在进行某种实验。事实上，她本人的角色就是实际的需要，而所谓不知情的受试者才是实际的串通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时候，大部分本科生都曾听说过隐瞒实验法，按照上述办法就可以继续误导受试者，然后再询问他们的意见。

可是，在过去的15年里，很有艺术创见、极聪明和大胆的实验风潮已经退下；今天，大部分社会心理学家都更为谨慎，他们比弗斯丁格、金巴多、米尔格莱姆和巴利及拉塔内慎重多了。可是，隐瞒实验法的特别效果对一些研究者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当人们遇到或者与这样一种研究人员谈话时，人们会得到一种印象，即他们都是一种极具竞争性，喜欢探根究底，滑稽，大胆，喜欢玩特技和非凡的人物，与像冯特、巴浦洛夫、比奈和皮亚杰这类不苟言笑的人绝然不同。

不断前进中的探索

社会心理学家们在最近几年里一直在积极探索的有些课题，是自从鲁温时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其它一些课题是最近才提出来的。这些前进中的探索虽然彼此并不相关，但有一个特征是共同的：关联。几乎所有的课题不仅有科学兴趣，而且有深刻地潜质，可以改善人类的状态。我们可以看两个著名的例子。

冲突解决

在约半个世纪以前，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下述问题产生兴趣：哪些因素会促进合作而不是竞争，人们在哪些地方而不是另外一些地方会更有效地工作。过了不久，他们又重新定义这个课题，把它叫做“冲突方案”，把他们关心的问题定义为当人们竞争或者合作时得到的结果，因此可以达到目标。

莫顿·多伊奇（1920-）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荣誉教授，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冲突研究领域的元老。他怀疑，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也许是在儿童时期就埋下了根子的。在一个波兰犹太人移民家庭中，他是第4个最小的儿子，在家里，他总是失败者，他把这种经历转换成了对社会公平和和平解决冲突的终生研究。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才是他的真正兴趣所在。他还是个中学学生的时候，因为阅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而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对他自己体验到的一些情感过程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到大学后，他计划要当临床心理学家。可是，30年代的社会激荡和二战的爆发让他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战后，他找到了克特·鲁温。鲁温的磁性人格和令人激动的想法，特别是有关社会议题的一些想法使多伊奇相信自己应该成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研究了冲突解决法，直到今天还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个课题符合他的性格：跟其它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他说话慢条斯理，为人和蔼可亲，也热爱和平（除开在网球场上，他打网球默不出声，但极具竞争性——至少跟我打球时是这样的，他在球场上给我以痛击的次数可不少——笔者），而作为一名实验者，他主要依靠利用既不涉及隐瞒，也不会对受试者产生不快的游戏法。

他研究领域当中的一个焦点一直就是人们在“混合动机情形”中的行为，如劳资争议或者裁军谈判，在这样一些情形中，一方总是寻找办法来从对方的代价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但又有与对方共同的利益存在，因而也不想去毁灭对方。在50年代，他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了这些情形，主要方法是自己动手修改“犯人两难”游戏。在多伊奇式的游戏中，每个玩家都想法在两种选择中选一个好的答案来增加想象中的总数——其结果取决于另外一个玩家同时作出的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玩家1可以选择X或者Y，玩家2可以同时选择A或者B。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准备做什么，可双方都知道，他们所作选择的任何组合-XA，XB，YA，YB——都有不同的后果。比如，玩家1想：“如果我选X，而他选了A，我们都可以得9美元——但如果他选了B，我就会输10美元，而他也就得10美元。如果我选Y呢？如果我选了Y，而他选了A，我就会赢回10美元，而他也就会输掉10美元，但是，如果他选B，我们两人就都输9美元。”而玩家2也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

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会干什么，各方就只好自己决定走哪一步最好。可是，就像在原来的“犯人两难”游戏中一样，逻辑推理是帮不了忙的；只有当两个玩家都彼此信任对方会选择最有利于双方的步骤时，他们才会分别选择X和A，然后两人都赢9美元。如果随便哪一方不信任对方，或者试图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管对方情况如何，则他可能赢回10美元而对方也会输掉相应数目，可是，他也有可能输掉10美元而让对方赢回相应数量，或者，也有可能与对方一起共同输掉9美元。

多伊奇对这些情形作了一些变更，这样，学生志愿者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以刺激和测验在一系列实际情形中的效果。为了诱发合作动机，他告诉一些志愿者说：“你们得考虑你们是合作者。你们对伙伴的好处和对自己的好处一样关心。”为了诱发个人动机，他告诉另外一些人说：“你们惟一的动机是尽力多赢。你们对对方是输是赢没有任何兴趣。这不是竞争型游戏。”最后，为了诱发一种竞争气氛，他再告诉另外的一些人说：“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尽量为自己多赢，而且还得比对方做得更好。你希望赚钱而不是赔钱，可是，你还想要超过其他的人。”

通常，玩家不知道对方的选择时同时作出了选择，可是，有时候，多伊奇会让第一个玩家选择，然后把他的选择传递给第二个玩家，第二个玩家也就会作出自己的选择。在另外一些时候，一个或者两个玩家都允许在听说对方的选择后改变自己的选择。还有些时候，双方都可以传递纸条，把自己的意图说出来，比如：“我会合作，因此希望你也合作。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都能赢。”

如多伊奇所假设的一样，当玩家们倾向于考虑对方的利益时，他们就会以彼此信任的方式动作（他们选择X和A），因而整体来说结果都很好，哪怕有一方可能会成为大输家，如果对方欺骗了他的话。可是，当要求他们尽量多赢，并胜过对方时，大家通常都假定另外一方也是极力想以牺牲自己的代价去赢他，因而所做的选择就只考虑自己，使对方多输，或者两方都输。

多伊奇说，令人鼓舞的结果是，“哪怕是在双方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时，也可能发生对彼此的相互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情形必须具有下述特点：它们会引导一方期望自己的信任能够得到实现。”这就是比如这样一种情形，玩家的一方能够给对方提出一个合作方案，有规定和违规的处罚措施；或者，当一个人在作出自己的选择之前知道对方会做什么时。或者，当一方可以影响对方的结果时，其结果是，违反一项协议不是另外一方的兴趣所在。

多伊奇利用修改后的“犯人两难”游戏进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播种的工作。它引发其他人进行了好几百个类似研究，他们修改并变更了玩家的条件，以探索其它一些在冲突解决法中可以鼓励合作或者竞争性风格的因素。

多伊奇本人很快转移到了另一种游戏中，在这新游戏中，他和一位研究助手罗伯特·M·克劳斯一起调查威胁会怎样影响到冲突解决。许多人，在发生冲突时，都相信通过发出威胁可以诱导对方多多合作。发生争吵的配偶会发出分居或者离婚的暗示，以图改变对方的行为；管理层会警告罢工者说，除非他们坐下来谈判，否则他们会关闭公司；互相发生冲突的国家会把军队调集至边境上，或者进行武器试验，以图逼迫对方让步。

在多伊奇和克劳斯的阿塞姆-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中，有两个玩家，双方都是“卡车司机”，一方是阿塞姆公司，另一方是波尔特公司。本图代表他们会相互行动的一个世界：时间是两个玩家要关心的根本。近路意味着利润；远路意味着赔钱。两边同时以相同的速度开车（位置会出现在控制盘上），双方都可以选择弯曲的路或者走近路。而走近路虽然是明显的好办法，可它涉及到一截单车道，一次只能过一辆车。如果双方玩家都同时选择了这条路，他们会形成面对面的塞车，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得倒车，因而赔钱。很明显，最好的路线是，他们达成协议，轮流过单行道，让双方都能获取最大的或者近乎平等的利润。

为了刺激威胁的形成，多伊奇和克劳斯让每个玩家在各自单行道的一端能够掌握路卡的控制权。谈判时，双方都可以威胁对方，说要关掉自己这端的门，除非对方同意自己的条件。这项实验在三种情况之一中可以玩20轮：双方威胁（双方都可控制路卡），单边威胁（只有阿塞姆这一方能控制路卡），没有威胁（双方都不能控制路卡）。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交流。在第一个实验中，玩家只通过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来传达意图；在第二个实验中，他们可以与彼此谈话；在第三个实验中，他们只能在每次尝试时谈话。由于双方玩家都想尽可能多地挣钱，他们在总共20轮游戏中所挣的钱是对其解决冲突中成功与否的直接衡量。主要的发现如下：

——双方玩家都不能发出威胁时获得最大利润（集体而言）；在单边能威胁时稍差一些；还有，与常识看法相反的是，当每个玩家都能发出威胁时获得最少。（我们一般认为，“相互威慑”是避免核大战的办法，这个想法是不是一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代价高昂的错误判断呢？）

——自由交流丝毫无助于达成协议，特别是当双方都威胁对方的时候。如果双方都可以威胁的话，交流的义务也无济于事，不过，如果只有一方能够威胁，则可能会有用。

——如果双方都接受教导，可以进行交流并给对方提出合理的提议，则他们会比在没有指点的情况下更快地达成协议。

——如果双方都可以发出威胁，在发生僵局时口头的交流会比在发生僵局前进行交流更快地导致一个有用的协议。很明显，陷入死局是一个有促进作用的经历。

——赌注越高，他们达成协议的难度就越高。

——最后，当实验由一位漂亮的女性研究助手而不是男性来主持时，双方玩家——男性大学生——会以大男子主义的方式行动，他们会更频繁地利用控制路卡，达成协议时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阿塞姆-波尔特汽车运输游戏立即成了经典的游戏，很快为许多人所引用，并获得了声望极高的社会科学研究AAAS奖。跟许多突破性的研究一样，它立刻也成了批评者的目标，很多人怀疑这些变量是否是以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东西为基础。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已经自行解决了。一种冲突可以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可以通过“什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这样一个问题来接近它，这个概念已经被其它的许多种研究所借用，并已变成实践培训的教程。在最近几年，由师范大学的多伊奇领导的“合作及冲突解决国际中心”、哈佛法律学院的“哈佛谈判工程”及其它一些谈判中心，已经在教授谈判者以建设性方法解决争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争端存在于劳资之间、离婚及法人律师、政府官员及立法机关、师生之间、房客与房主、家庭成员之间和其它一些冲突情形中。多伊奇希望，冲突解决研究发现的许多事实，最终能够为世界大国领导人所了解。

归因

在70年代，认知失谐作为社会心理学头等课题的地位，已经被一个新课题，即归因所替代。这个词指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或者别人的行为中进行有关事件起因的推因过程。

我们的推因过程，不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在我们如何思想，感觉到什么，以及如何行为方面，比起客观现实来要起更大的作用。比如，研究显示，我们一般将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性感和更可爱的一些特性归属于更漂亮的人而不是长得丑的人，并据此决定对他们的行为。那些把妇女较低的就业状态和付薪水平归因于她们对成功的害怕和缺乏决断魄力的人，在对待妇女时也比那些相信其原因是男性偏见、男性在工作场合一统天下和关于女性角色的传统看法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

归因的现象可在一个古老的笑话中略见一般。两个男人，一个信新教，另一个信天主教，他们看见一位牧师进了妓院。新教徒看见了证据，因而对天主教的虚伪信条抱之酸酸的一笑，而无主教信徒却骄傲地微笑起来，因为他看到一个证据，说一位牧师敢于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妓院，为的是拯救一个天主教徒行将死去的灵魂。

对于那些更喜欢严肃例子的人来说，归因可以通过早期由鲁温的两个学生泰波特和亨利·莱厄肯做的一项实验来打比。他们给不知情的志愿者分派任务，一次见一个人，让他们进行一个实验项目，进行途中，每个人都会意识到，他需要在场的另外两个人的帮助，一位是研究生，另一位是新生。（这两人都是研究者的内线。）每位志愿者都向他们求助，结果都得到了帮助。当后来问志愿者为什么他们会感到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时，大部分人说，研究生给了他们以帮助，因为他希望帮助人，而大学生也帮了忙，那是因为他觉得非帮忙不可。这种归因不是以他们知道的任何经验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他们对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事先理解上面。

弗里茨·海德是位奥地利心理学家，他早在1927年就提出到过归因概念，可是，在许多年里，一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提议。海德很早就移民到美国了，在1958年，他进一步扩大了这个概念，海德在《个人关系中的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我们的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概念，他还说，我们不是在对实际的刺激产生反应，而是对我们认为引起这些现象的东西产生反应。例如：如果一位妻子正试图通过不与先生讲话而使他生气，他可能会想，要么是他很担心，要么是他已经做了某件使她恼火的事情，而他的行动将会取决于不仅是她的行为的真实原因，而是他把这件事归咎于什么原因了。海德还在这些归因之间做了极有价值的区别，一是指向外部原因的归因，一是指向内部原因的归因。这比朱利安·罗特在内部和外部控制位的归因作为关键的性格特征上的重要工作早80年头。

心理学家们都觉得海德的思想很是令人激动，因为使人们进行归因的那些因素的知识会极大地增大人类行为的可预见性。60年代对归因的兴趣一直不减，而到70年代时，它已经成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热门话题。

可也只是一个热门话题而已，不到形成理论的时候。的确，它是一大堆小理论，每个理论都是对一个社会心理学现象以前的某种解释以归因论的术语重新炒作一遍而已。认知失谐理论被重新解释为，一个人将自我的行为自我归因至人们认为自己的信仰和感觉应该是的样子。（如果情形逼迫我对某人作出很坏的行为，我就对自己说，这人活该如此，从而从我自己的行为归因至我对他的“真实”本性的解释。）“一脚在里”现象也是这么重新加以解释的：如果我第一次给收钱的人出了一点钱，因此第二次就多给一点，这是因为我把第一次捐赠归因于我是一个好人，一个仁慈的人，等等。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大片地区都受到了归因论者的侵袭，并为他们所占领。

比前述发现的重新解释更为重要的是，从归因研究当中涌现出了很多新的发现。一些著名的例子如下所示：

——李·罗斯和两位同事请成对的学生志愿者玩一种“测验表演游戏”。一个装提问者，另一个装竞赛者。提问的人要求拿出10个相当困难而他自己又知道答案的问题，再让竞赛者回答这些问题。（竞赛者平均可答对6个问题。）之后，所有的参与者都要求来评定彼此的“总体知识”。几乎所有的竞赛者都说，他们认为提问的人比自己更有知识；实验的公正观察人也是这么想的。哪怕他们都知道，这些提出问题的人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他们自己知道答案的问题，他们还是因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而认为其知识更多。

——调查者发现，我们通常将极引人注目、长相不同或着装醒目者的行为归因于遗传品质，而将容易忘记或长得一般的人的行为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力量。

——人们对穷人、嗜酒者、事故受害人、强奸受害人和其它一些不幸者的反应都以“公平世界假设”来解释——人们需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秩序和公正的，好有好报。这就导致人们认为，受害者的不幸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小心、懒惰、冒险、容易受诱惑及类似原因。有些研究发现，受害者受到的损失越大，人们越是认为他们自己活该。

——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华林斯请男性大学生看裸体女人的幻灯片，并给她们的美丑评分。学生们一边看的时候，一边还可以通过耳机上的听筒听到假定是他自己的心跳，而事实上，这些心跳都是华林斯事先录制好了，并且由他来控制的。志愿者听到的扑通扑通的心跳，会在某些幻灯片而不是另外一些幻灯片出现时加快。当他们后来评定这些女人的吸引力时，他们认为那些好像使自己心跳加快的女人最有吸引力。

——一些考得并不好，但为其报告的假成绩却很高的志愿者，他们倾向于把所谓的考试顺利归因于他们自己的努力或者天才的能力，而认为考得不好的原因都是外部的，比如考试不公平，考试环境太吵等。

——研究者请幼儿园的一组以前喜欢用多色彩软尖笔画画的孩子过来玩游戏，以获取“好玩家”奖。他们请一个控制组用这种笔来玩，但不提获奖的事。过了一会儿，两个组都到了自由画画时间，因此都可以拿这种笔。那些获得过奖项的孩子不像没有获奖的孩子们那样对这些笔有兴趣。归因解释为：以前准备拿奖的孩子会在心里想：“如果我是为了拿奖才这么做的，我就不能表现出使用这种笔来画是件非常好玩的事。”

80年代以来，归因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知”领域里去了。这个领域研究人们对于社会问题是怎样认识的。在这个框架之中，它仍然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中心概念。它使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范围又增加了很大一块。

它还得出了在教育中的很多应用（学生被告知，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努力不够，而不是能力问题），对忧郁的治疗（让忧郁症患者尽量减少他们的个人责任感，他们生活当中的负面影响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促进一些有害怕心理的人和失败主义者的操作水平和进取心（引导他们将所担心的失败归因于缺少练习和技巧，而不是性格缺陷）等等。

其它许多既有科学兴趣，也具实践意义的课题，也在最近几年被社会心理学家们加以探索了，而且还在积极的探索中。下列课题中每个都还有一两个样板式的发现：

个人之间的交流：配偶、朋友、同事和其他人之间的交流通常是模糊不清和被错误理解了的，这种交流通常可以通过培训组、治疗组和婚姻咨询的经历得到很大的改善。参与者被告知他们自己的交流中存在一些问题，因而对对方的话更加敏感一些……一些清晰和公平理由的表达会教给冲突中的夫妇，这就会相当程度地改变他们的交流和关系……情感交流中的信息，只有很小一部分（也许不到十分之一）是通过词汇来传达的，其余的部分是通过身体语言、眼部接触或者回避、双方保持的距离及类似方式表达的；还可以教给他们一些非语言的交流技巧。

集体交流及说服：政治性的、销售及其它并不事先指明它们是要来说服你的宣讲，比那些直截了当地宣布其目的的东西更有说服力一些。站在两面的立场上，即先提出一种反面观点，然后驳倒它，再提出并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比只是简单有力地提出一种观点有效得多。直接了当地表达出对某个有争议的话题的观点，这只会为一些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的人所理解，而不会把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所接受。令人遗憾的是，非直接的、诉诸情感、欺骗性的和不公正的方法，往往在改变一个人的观点时比直接谈到某话题更有效果。

吸引：一种并非罗曼蒂克的现实：生理上的接近或者某个集体中的成员是一些罗曼蒂克的喜好和朋友关系中的决定因素……在近距离和集体成员的参数中，生理的美是约会的伙伴中重要得多的因素，可是，自信心较低或者中等的人会因为害怕被拒绝而避免接触最喜欢的伙伴……在朋友选择和配偶选择中，性格一致、背景相同所具有的吸引力，远较传统的相反特征吸引力为大。

利他主义：前面说到过的旁观者效应，如果了解它的话，就可以克服它。在一项实验中，听过旁观者效应讲座的学生，在发现一个受伤的陌生人时，比平常更具帮助的倾向……在许多利他主义的活动中，自我利益是最为主要的动机（人们帮助一个处于压抑情绪中的人，可以使自己从不快中，或者从看到一个人受苦的内疚中解脱出来），可是，有些利他主义的行动却只是由看到别人的需要和社会经验已经将其转换成真正的同情心的感情所促发的。利他主义，或者至少叫同感，可以在教室里面成功地培养出来，培养的方式可以是在小型心理剧中扮演角色，可以完成一些想象的故事，可以进行集体讨论，还有其它一些方法。

这些只是社会心理学目前正在积极进行的一些特别研究领域的抽样而已。其它一些包括找借口和自我束缚研究（把事情弄成很容易失败的样子，这样就有了失败的借口）；电视暴力节目对行为的影响；爱与婚姻不断变化着的形式；陪审团的决策过程；从领土权和拥挤到民族关系和社会公正。毫不奇怪，社会心理学的疆界是无法划定的，它的触角伸及人类思想、感情和行为的广大世界。

社会心理学的价值

跟其它许多的心理学分枝一样，它经历过很多来自外界的批评和内部的反叛。其混杂的课题、伸得过长的战线、大胆和有时候冒犯性的实验方法以及整体理论的缺乏，都使它成为众矢之的。

最为严厉的攻击来其内部。从70年代早期开始的六七年里，在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危机期间，社会心理学家都卷入了一场自我批评的狂欢中。在他们揽到自己身上来的各式各样的攻击中，有一项是说，他们对实际的应用注意太少了（可实际情况是，他们对理论发展注意太少）；说他们对无足轻重的一些细节所花精力太多（可反过来，它们从一个大题跳向另一个大题目，而没有将其细节弄清楚）；说它对人性作出了无法证实的概括，因为其基础是利用美国大学生做的一些小型实验。

这最后一项批评是最难逃过的。1974年，当自我批评走向高潮的时候，在一家主要学术刊物中报告的百分之八十七的研究实验中，其受试者都是大学生，而在其它一些专业杂志中，所报告的研究实验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实验受试人也是大学生。这样的实验研究，批评者说，在内部可能是有效的（它能显示出它说能够显示的东西），可是，在外部来看，它不一定，也的确不是有效的（它所显示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外部世界）。一个像米尔格莱姆的服从实验这样高度人为和特别的实验室情形，以及它所激发出来的行为，他们说，都很难与纳粹的死亡集中营相比，在那里，自信而不可能产生误差的野蛮的官员和看守们每天将赤身裸体的犹太人赶入“淋浴间”，然后打开毒气阀。

有人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现缺乏外部有效性的缺点加以扩大，因而提出了最为严厉的攻击。1973年，斯瓦思摩尔大学的肯尼思·格根在一篇猛烈攻击其自己的职业的文章中说，社会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宣称要发现对全体人类都适用的行为准则，可是，这实际上只是一些现象，它们符合历史某个特定时间和在某个特定文化背景上的既定人类的抽样。

作为例子，格根说，米尔格莱姆服从实验取决于现代人对权威的态度，可是，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知失谐理论宣称，人类觉得前后不一致是令人不快的，可是，早期存在主义者却认为这是受人欢迎的；而顺从研究报告说，人们更容易受到朋友而不是别人的影响，这个结论在美国可能是正确的，可是，在一些朋友扮演不同角色的社会里，事情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格根的果敢的结论是：

认为社会心理学的过程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基本概念，这是错误的。反过来，它们更有可能应该被看作文化常规的心理学对等物……社今心理学研究主要是现代历史的系统研究。

格根刻薄的批评过后许多年，社会心理学家召开了无数搜索灵魂的学术会议，主要解决其论点问题。艾德华·琼斯说，由于格根的悲观结论并非新鲜事，“人们可以奇怪为什么现代社会心理学家会把许多的精力浪费在这些奇谈怪论上，”并说，“一种广泛的自我惩罚需求也许是社会心理学家们独有的，它可以解释杰根的话里面所包含的益处。”这种特别的需要来自何处？琼斯并没有说什么，可是，也许它是对心理学这门职业到那时为止自以为是、自我主义和目空一切的特点的悔过。

最后，这场辩论并没有得出可以答复由格根和其他人提出来的一些辛辣问题的答案，也没有把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形象恢复起来。

在大学生身上可能是正确的东西，不一定在其他的人类身上也是正确的，对于这种说法，方法学家们说，为了证实一个假设的正确性，选来做研究的人并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变量X导向变量Y，而没有X就没有Y，则X与Y之间的在这个组中的因果关系就被证明了。如果这种关系证明在其它的组别中也存在，则它可能是一种普通真理。许多发现就是这样形成的，包括米尔格莱姆服从现象和拉塔内的旁观效应，这些发现在这个国家和不同的实验受试者的不同组别里都得到过映证。

为了彻底反驳格根的攻击，佛罗里达大学的巴里·谢伦克指出，自然科学开始的时候也只有有限的和互相矛盾的一些观察结果，慢慢才发展出一些可以将看似矛盾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统一起来的普遍理论的。同样，社会科学在有限的环境里已经分辩出什么是全人类共通的东西，并把一些分布甚广的证明收集到一起了。比如，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提出，后来也证明，所有的社会都有近亲通婚禁忌、某种形式的家庭和某种维持秩序的办法。社会心理学走的是同一条路。社会认知的原则、顺从和地位控制都是一些已经在多重文化里得到映证的发现。

到70年代末，这场危机退潮了，再过几年后，艾德华·琼斯可以用乐观态度看待社会心理学和这个研究领域的未来：

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已经开始确立其作为在社会科学的漫长历史中一个小小的插曲的位置了。这个领域的学术力量并没有受到致命的影响……社会心理学的未来之所以前途无量，不仅仅是因为其研究主题极为重要，而且是因为其独特的概念上的及方法上的力量，它们可以确定日常生活中起支持作用的一些原理。

到现在仍然正确的是，社会心理学没有统一的理论，但是，其许多中期理论都已经证明是极其有效的，它们大量混杂的发现对人类行为和本质的自我理解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可是，从特里普莱的时代到今天为止，社会心理学的价值一直就是在对一些根本原则更深刻的理解和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实际生活之中。社会心理学有益的利用是相当不错的：其中有使病人更好地遵守医疗过程的办法；利用合作而不是竞争性的课堂教育法；对孤寡失助和处于危机中的人们以提供社会支持的小组和网络；在培训小组中进行人际交流的培训；给养老院的病人们更大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以改善其情绪和精神功能；治疗忧郁病人、孤独症患者和害羞者的新方法；在课堂上教育学生，培育同感和有利社会的行为；通过小组和家庭疗法来控制家庭冲突的办法。

艾略特·阿伦森最近表达了大部分社会心理学家对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的看法：

（这）是我的想法，即社会心理学是极为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可以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的确，我更夸张一些的时候，在心里还在暗想，社会心理学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刻而有益的影响，他们可以为理解像顺从、说服、偏见、爱和进攻性这类的重要现象提供更多的解释。

如果说它没有合适的界线，没有一致同意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理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