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就是说，婴儿出生之时不仅没有心理个性，也没有先天建立起来的行为能力。但是，他却有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决定着他的发展。

把一个物种与另一个物种的胚胎混淆。胚胎形态最后一点被认为是动物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进行不同程度演化的最清楚的证据。因此，人类被认为是由猿类进化而来，哺乳动物和鸟类则是从爬行动物演化而来，爬行动物又是从两栖动物演化而来，而两栖动物则是从鱼类演化而来，如此类推，一直到了生物的最简单形式，也就是单细胞生物。因为遗传的缘故，每一个胚胎都要经历其祖先经历过的所有阶段。这样，每一个胚胎都继承并累积了这个物种到此前的所有演化基因。这一现象又叫作复演论，通过这一过程，个体发育重复系统发育的步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胚胎学被吸收进达尔文理论中。而达尔文理论是最有信服力的理论。但不久之后，德弗雷斯有了新的发现，这一胚胎与行为发现让人们认识到，如果想对生物进行解释，那么胚胎学应该扩充它的范围。现在先从突变理论开始讲。德弗雷斯对从同一母体发育出来的不同种类的植物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他发现，突变过程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然演化。如果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并非来自外界，那么其演化的因素只能是由于胚胎内部起了变化。这就意味着，仅在胚胎里是可以发生快速变化的。因此，我们还应该关注其他的可能性，而不应仅局限于达尔文的“适应—变化”这一理论上。根据达尔文的这一理论，植物的演化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这就使得研究者可以自由地在其他方面寻求答案，考虑其他可能的各种因素。实际上，显微镜观察到的胚胎发育只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因为各种动物并非只是各个器官为了达到共同目的而形成的一个集合体。让人感到神奇的是，高级动物发展的过程是一样的，但是有的发展成了爬行动物，有的发展成了鸟类，有的发展成了哺乳动物，而有的则发展成了人。动物最主要的区别是它们最后形态上的差别，如四肢、身体、牙齿等等，但是这些差别的发生并非取决于他们的胚胎，更多的则是取决于他们在生活环境中的行为。这一点要涉及自然界的一条建设性规律了。这就如同人类建造房子一样，这些各种各样的房子，不管简单还是复杂，都要经过从收集建筑材料、搬运石头和砖块开始，直到砌成墙。但为何这些建筑的形状和装潢还是有差异呢？这并非因为建筑材料不同，而是最开始建造的目的和设计方向就不一样。不过，抛开这些来讲，真正重要的是胚胎学已经脱离最初抽象的理论阶段，转而进入实际运用阶段。胚胎学并非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想法，而是为实验性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已经通过实际应用在这条路上取得了很大进步。

实际上，胚胎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些影响足以让其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人类可以对胚胎进行影响实验，这样就能改变生物的生活进程。这一实验已经有人做过。通过改变蔬菜或动物的基因以及组合，我们可以干涉它们的遗传特征，使其取得最有效的基因。这广阔而充满了趣味的新领域已经向我们敞开了大门，它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有用处。但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胚胎还没有发育完整之前，外力才可以更容易地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发生改变。目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这些秘密。数年前，美国首次在胚胎学领域申请到了专利。那时候可以培育出没有刺的蜜蜂，这些蜜蜂采集到的蜂蜜比普通的蜜蜂要多得多。同样的，各种各样的植物也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实，或者长出没有刺的茎。有些植物可以长出更多的有食用价值的根茎，而某些植物的毒性也可以降低。最为众所周知的是，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改变花的品种。另外，也许很多人还不了解，人类已经将目光从陆地上的动植物转移到了海里的生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利用智慧，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和丰富。

所以，如果我们像生物学家那样对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进行研究，并且通过对其施加影响，以使其变成另外的一种形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还有另外的一种意义。那就是，人类变成了改造宇宙的一股伟大的力量。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已经有目共睹，它们延续了造物的进程。就像赫胥黎说的，好像人类被派到这里来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一力量，进而加快造物过程。人类通过对生命自身的控制，使其达到最好的形态。因此，对胚胎学的研究不再是抽象而毫无结果的了。我们想象一下，人类既然今天可以创造出新型的、比其原态更高级的新物种，那么以后同样也可以对人类的心理信息进行控制和改变。

人类的心理发展同身体发展一样，似乎都遵循同样的形成规则。就是说，因为人类的身体是从同一个母体细胞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与其他物种的发展没有明显差别，所以，人类的心理应该也是按照从无到有（或者看起来是从无到有）的规则发展的。就像人类的原始细胞里本来没有人那样，婴儿出生之时，他的心理人格应该也是一片空白。

我们发现，最初的时候人类的心理只是对材料的收集，这一过程通过我所说的“有吸收力的心灵”来完成。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在处于“感觉”中心的那些点的周围渐渐形成了心理器官。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精密，以至于成年人根本不能将其再现，且再也想不起来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婴儿的学习过程正是如此。不是心灵自身创造了感觉，而是他的那些“器官”。同样，在这个过程里，所有“器官”的发展都是相互独立的。比如说，在语言发展的同时，对距离的判断以及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在同时单独发展。两只脚的平衡和协调能力也是独立发展的。以上所述的这些不同的能力起着不同的作用，同时，不同的感觉也引导生物做出一系列不同的动作。

并非每一种都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只有在创造一种心理“器官”的时候，某一种感觉是存在的，一旦完成，它就随之消失了。但是在一个“器官”的形成过程中，对应的这种感觉会产生让我们难以置信的能量，而一旦这个过程结束，我们便再也记不起来它曾经存在过。当所有“器官”都成形后，它们便共同构成了一个心理组合。这种感觉的短暂闪现与在昆虫身上发现的一样。对突变理论作了阐述的德弗雷斯向我们展示了这些短暂的感觉在昆虫出生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之后，是怎样发挥引导作用的。这些感觉对昆虫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很重要的。自从德弗雷斯提出了他的这个发现之后，科学家开始对其他的动物进行生理以及心理上的研究。这些研究引出了大量的理论，同时也兴起了各种各样的学派。直到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怀特森从这些混乱的假说中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让我们抛开那些无法验证的东西吧，”他说，“请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们可以证明的东西上。现在只有一样我们可以确认，那就是动物的行为，这一点是我们通过观察确认的。因此，让我们以此为基础，在研究方法上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吧。”他从我们能看得见的动物的外部行为着手研究。可以确信的是，这些行为能够指导我们加深对生命的研究。随后他将目标转向人类的行为和儿童的心理上，似乎这些是我们可以直接理解的东西。但他很快就发现，刚出生的婴儿根本没有建立某些行为能力的迹象。同时，他确定了儿童没有本能的反应以及心理上的遗传。他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出自一系列的“条件反射”。这些行为在一系列的平台上慢慢叠加，直到达到更高的水平。随后他便提出了“行为主义”①一说，这种说法当时在美国非常流行，但是在其他国家却遭到反对和批判，他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熟且肤浅的。但是，他的提议却引起了两位美国研究者的兴趣，他们决定通过实验的方法对行为进行探索和研究。他们就是考格希尔和盖泽尔。考格希尔抱着要阐明人类行为中的问题的目标对胚胎学进行研究。而盖泽尔则对儿童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创立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室，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费城的考格希尔用好几年的时间对同一种类型生物的胚胎发展进行了研究，他研究的这种动物尚未完全进化成两栖动物。这种动物结构简单，对研究来讲非常适合且方便。考格希尔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直到1929年才发表②。他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发表，只因为他的研究结果与当时的生物学家们根深蒂固的想法格格不入。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准确地重复他的实验，他还是发现大脑的神经中枢先于接受其指令的器官继续生存下去。“生存力量”好像不只是一个对一系列连续的生命形态不断完善的过程。生命的真正意义并非在于对生命本身的完善。

这一说法对我们的观点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从这一全新的角度看，生命的意义似乎与环境对我们的要求有更大的关系。甚至看起来生命只是个造物的代理过程。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特定的任务，就好比一个大房子里的仆人或者工厂里的雇员。地球表面的自然和谐是无数生物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一种生命都担负着自己的职责。这也便是我们观察到的生物的行为模式。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科学界立足这么久的进化论又该何去何从？它会逐步走向没落吗？不是，进化论得到了扩充。而今，对进化论的研究视野变得更加广阔，它已经发展到了更宽广的领域。这些领域中包括各种或远或近的联系，把各类不同生命形态的行为联系起来。

这些联系不应该被当作简单的例证手段，而是与整个世界环境有关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便是自然达到某种统一。之后，所有生物才可以从中获取其生存所必需的所有条件。因此，生命的功能应该与地球有联系这一观点已经为19世纪的地理学家所认识。比如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莱耶尔。他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地理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生物有怎样不同的生命模式。通过对不同地质层中的生物化石进行研究，他证实了世界上不同的生物所生存的时代。但自他之后，其他科学家表明动物行为对地球表面的建设也有影响。一位叫弗里德里奇·拉策尔的德国地质学家曾在20世纪初发表了一篇论文——《地球与生命》，该论文在意大利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力。随后的一些其他出版物也涉及了不少发现和推理。开始时，人们对于在喜马拉雅山和阿尔卑斯山高高的岩层中发现的成果的每一部分都可以让我们对生命有更深的了解。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事实，可以给我们提供实际的、有价值的引导。所有像我们一样想通过教育对生命提供帮助的人都应该意识到，像研究其他生物那样研究儿童的成长过程是很有必要的。这就会让我们想到，人类的婴儿时期在生物学乃至在所有生物的世界里究竟算什么。旧有的进化理念仅仅想通过生物的适应性、遗传性以及其自身的完善欲望来进行解释，这远远不够。因为还存在着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是生存的欲望，而是所有生物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以达到和谐的力量。

因此，对于儿童来说，除了其自身成长以及完善的力量之外，他们的存在应该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了人类和谐而努力，为所有人类服务。读者也许现在已经出现了疑问：“那么，儿童存在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先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自信地进行科学教育。儿童肩负着双重责任，如果我们只考虑其中的一面，也就是他们的成长，那么他们最大的潜能就会被埋没。我们已经发现，儿童刚生下来的时候很可能已经具备了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将会在他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释放出来。

儿童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就是说，婴儿出生之时不仅没有心理个性，也没有先天建立起来的行为能力。但是，他却有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决定着他的发展，使他在适应周围环境时获得自身的性格。这种新生儿的“一无所有”可以比作生殖细胞的“一无所有”。当然，这种观点不能让人轻易接受。沃尔夫向世人展示了生物体的成长过程，这给与他同时代的人带来了巨大震撼。他认为刚出生的婴儿是一无所有的，然后自己完成了创造工作。他的这一观点对于之前的哲学家来说太过超前。

让我们惊奇的是，婴儿来到这个世上后，他并没有向身边的人索取物资，也没有跟他的家庭索取，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上所有地方的婴儿都是如此，并不是说在相对较原始、人口稀疏的地方，这种状况就少一些，而在高度文明的地方就要多一些。每一个婴儿出生时的状态都一样，没有情绪、没有个性，而且毫无用处。但是，在这个一无所有的个体里存在着一股伟大的力量，这是一种创造人类的本能，他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能适应他这个时代和文明的有用人才。利用他所具备的这种吸收本能，他遵循着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进行创造工作。婴儿的任务是认识到当今社会的演化状态，这个社会之前已经过去成千上万年，而后还有无数年的路要走。他要了解的是当今的社会，跟过去和将来都没有关系。对成年人和儿童在这一特殊现象中起到的作用进行恰当的划分并不容易，对这种性格特征的遗传过程加以区别也很困难。

儿童对于从周围环境中学习、吸收知识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这种对人类整体性的证明让每个人都感到震惊。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激起了人们对原始部落进行研究的兴趣。人们试图从这些群体中发现可以证明人类整体性的证据。

罗丝·本尼迪克特博士在《文化类型》（1948年版）一书中写到，一个来自法国、研究现代民族学的传教团体来到了巴塔哥尼亚，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习惯还处于石器时代。这些人见到白人后，惊恐万状地逃开。在他们匆忙逃散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巴塔哥尼亚女婴。传教士把她救了下来，而今这个女孩已经长成了一位聪慧的年轻女士，会说两门欧洲国家的语言，生活习惯都是西方的，信奉天主教，在大学里攻读生物学。在这18年间，她从石器时代直接跨越到了原子时代。

这一事例说明，人类出生后可以毫不费力、无意识地达成各种奇迹。

这种对外界特征的吸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不禁让我们想到生物学中的模仿行为。这种特征虽然比较少见，但也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罕见。生活中我们可以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柏林的动物植物馆还对此进行了收集，并对外展览。

模仿可以说是一种保护现象，其中包括把对周围环境的印象吸收到大脑中。这种现象随处可见，比如北极熊的白毛，蝴蝶身上叶状的翅膀，一些昆虫的与绿色的树茎极其相似的身体，某些鱼类扁平的缀满小点的身子，等等。这种对周围环境的模仿与这种特征的历史毫无关联，也不依赖于生物对周围环境无意识地理解。有些动物仅仅看到了周边环境的方方面面，而有些则把这些吸收到了自己身上。虽然有关其他生命类型的例子和儿童的心理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有助于我们对儿童心理发展的认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