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角度来看，经济就像一台高效运行中的机器，调试合适可实现和谐高产。能够大量提供就业与产品的公司或产业必须被不遗余力地保护起来，就好像玻璃展台中的名表一样。

随着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经济环境开始展现出有机环境的特质，各个部分相互连接、共同进化，而且不断变化、紧紧缠绕，边际不断延展。最近的生态学研究表明，自然界中不存在平衡状态。在进化的作用下，新物种不断代替旧物种，生物群的构造持续进化，生物与它们栖息的环境改变着彼此。

即便在保留了原始光华的硬木林或沿海湿地，表面上各种物种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和谐，但那只是瞬间的状态。自然界中的和谐稍纵即逝。在生物学概念里较短的一段时间中，物种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态系统发生迁移，物种也经历了更新换代。

网络世界亦是如此，公司不断更迭，如过眼云烟。职场生涯不过是拼接在一起的各种差事，产业也不过是些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公司，进行着无数种排列组合。

创造的工作，遗失的工作，周转旧工作越来越多地被淘汰，但是不如新工作涌现的速度快。最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差值越来越大。

对于工业经济以及萌芽期中的信息经济来说，“改变”都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1970年，托夫勒发明了“未来冲击”一词，形容人类即将迈进的加速变化时期。

但是网络经济从改变进入到“流变”状态。

改变意为快速的变化，尽管有时是惊人的。流变则更像印度教中的湿婆神，它是一股充满破坏与新生的力量。流变推翻既有事物，为更多创新的诞生提供温床。这种动态或许会被看作“复合再生”，它源于混乱的边缘。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唐纳德·希克斯（Donald Hicks）在过去22年中一直在研究德克萨斯州公司的半衰期，他发现，从1970年起，公司的寿命减少了一半。这是改变。然而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新业务的寿命虽然最短，但是工作机会增速最快，薪酬水平最高。这是流变。

希克斯告诉赞助商，“养活2026年的德州人，甚至2006年的德州人的公司或就业机会今天还不存在”。因为流变的出现，如果你想在2020年创造300万个新工作职位，就需要在今天创造1500万个新职位。“与其认为目前的工作职位需要受到保护与发展，政府更应该鼓励不断翻转现有经济，也就是不断重塑经济。”杰里·尤西姆（Jerry Useem）写道，他就职于一家叫Inc.的小杂志社，希克斯的报告就刊登于此。讽刺的是，只有推崇流变的经济，才能在长期的未来中实现稳定。

如果流变状态受到抑制，衰退就会缓慢来袭。让我们用欧盟与德克萨斯州及美国其他49个州进行对比。1980年至1995年间，欧洲保护了1200万的政府职位，在这过程中，员工培养活动停滞，私营部门失去了500万个工作机会。美国则孕育着流变，那里4400万个旧工作从私营部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7300万个新工作，净增2900万个。同时，美国政府的1200万个工作也得以保留。如果你身处乱世之中，流变为王。

对生态学家和管理大型网络的人来说，流变的概念并不陌生。网络中新的生命力不断涌现，这就要求它不断打破自己的平衡。

如果系统保持和谐与平衡状态，那么它最终会停滞甚至死亡。

创新就是颠覆，永恒的创新即持续的颠覆。运转良好的网络希望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保持永恒的失衡状态。一些研究新经济体的经济学家（包括保罗·罗姆和布莱恩·亚瑟）也得出类似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强劲的增长能够长时间在混乱边缘自我维持。亚瑟写道：“如果你问我研究的目的，我会回答，‘为了证明经济的自然状态体现为更新换代、改变以及混乱。’”

混乱与混乱边缘的区别非常细微。苹果公司不断追寻失衡状态，从而保持它的创造力。它可能太过离经叛道，以至于完全失去平衡，自取灭亡。或者，如果它够幸运，它可能在濒死体验后攀越另一座高峰。

流变也有它的阴暗面。在新经济体中，既有公司不断被淘汰而灭绝，或是涅磐成为新领域中的新公司。产业与就业机会也经历了类似的周而复始。终身雇佣制，或是不断变更工作的现象将不复存在。“职业生涯”一词（如果还适用的话）会更普遍地代表多种多样、同时进行的任务，热门的新能力将替换过时的旧职责。目前，两成的美国人通过非传统雇佣关系工作，其中86%的人表示他们对这种安排很满意。

最能体现流变趋势的范例莫过于以南加州为中心的娱乐产业。好莱坞的“文化产业复合体”不仅包括电影，还包括音乐、多媒体、主题公园设计、电视制作以及广告。

大型电影工作室不再局限于电影制作。充满创业精神的小电影公司组成松散的关系网，联合起来制作电影，成片以大工作室的名字面市。除了众多摄制组，以及一众自由职业者，还有四五十家各类公司，其中包括特效制作外包公司、道具专员、灯光师、代发工资机构、安保人员以及送餐公司，他们集中火力共同制作一部电影。在影片制作过程中，他们组成一个金融组织，当影片告罄时，这个临时组织随即解散。过不了太久，他们各自又会合成其他的电影制作公司，从事其他的临时任务。数字科幻作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将这种周转称为“好莱坞电影式临时工作制”。按他的话说，做电影的实质就是，“你把一群自由职业者凑到一起，洗几个胶卷，利用影片作为出卖附属权益的广告，插进录像带之后，小组就解散了”。

事实上，员工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娱乐公司不足十家。在洛杉矶娱乐产业中的25万员工中，将近85%家公司只有不到10人。约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1995年时为Inc.杂志撰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名为《为什么所有生意终将向演艺圈看齐》（Why Every Business Will Be Like Show Business）。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好莱坞已经从一个充斥了传统的大型垂直结构公司的产业，转型为全球范围内网络经济的最佳范例。最终，所有知识密集型产业都会进入扁平化、去中心的状态。好莱坞首先实现了这种转型。”

在这方面，硅谷紧随其后。处在飞速变化与灵活环境中的信息、沟通与娱乐业务，都倚赖灵活性与灵敏性。业务转变太过迅猛，以至于任何一家公司都会显得僵硬与古板。如果你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官僚体系，那么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建立这种体系。

网络充满骚乱与不确定性。不断摧毁已有结构看似太过猛烈，但是跟未来的冲击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作为习惯性生物，我们在摧毁既有业务时会遇到挑战。我们不断见证新事物持续剧烈地诞生，这让我们感到疲惫不堪。在网络经济的摇篮中，新事物将不断涌现，一波又一波新事物的诞生简直就像是暴乱。

说得诗意一点，新经济的主要目标是一家公司接一家公司，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地摧毁工业经济中的一切。

当然，工业区不能被完全摧毁。但是一个紧密连接、灵敏度高的新型组织的网络可以在旧工业区周围铺开。这些初创企业都寄希望于持续的改变与流变。

然而，改变并非什么新鲜事。一般的改变掀不起大风大浪，大多数改变不过是一种周转过程，从中产生临时的新鲜感，不会形成大气候。在那些时候，周转只是一种常态。但是在另一个极端，一些极其剧烈的变化彻底推翻了旧秩序。有些发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过于超前，改变得太过火也是有可能的。

引领网络经济发展的是选择性周转，它以适当的强度，激发适当的改变。在很多方面，这类改变都等同于我们常说的“创新”。

创新一词用得太频繁，人们甚至忘记了它的真实含义。创新的一步不应是保守或显而易见的，也不应是一大步。创新的一步是一种改变，既不是毫无章法的周转，也不是令人无福消受的粗暴。把一种事物的变体称为创新并不合宜。我们也不能把理论上而非实践中的进步称为创新。需要过分改变他人举止的剧变亦不能称为创新。

真正的创新要足够与众不同，同时具有危险性。它可能差一点就会被视为荒唐事。它在灾难的边缘，但不会越界。它可以以任何形态呈现，唯独不会是和谐的。

创新性周转在网络经济中扩散，正如效率在工业经济中的普及。创新性周转指的不仅是有趣的新发明，尽管每天都有人这样做。创新与周转将充斥整个新经济的处女地。创新可以出现在：

新产品

新品类

制作新旧产品的新方法

生产产品的新型组织

新产业

新经济

以上这些创新形态扭曲翻转，与危险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狂热地追求创新。管理大师喜欢喋喋不休地讲创新如何势在必行，他们是对的。公司仍然需要追求卓越、服务品质、架构重组以及实时监控，但这些都不能像“创新风暴”一词贴切地概括新经济中的长期任务。

在计划经济的死亡与混乱变异之间，新生命诞生了。改变太多的话就会出现失控的局面，规矩太多的话——即便是新规矩，也会导致系统麻痹无力。最优系统的特点是：规矩少，临近混乱。在系统中，成员之间形成足够共识，他们互相约束以至于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重复、浪费、不完整信息以及低效率等弊病比比皆是。

混乱、秩序、周转大型系统必须行走于僵化的秩序与混乱的毁灭之中，因此网络持续地处于骚乱与周转中。

我曾参与了一些成功引发变革的组织，也间接了解了许多用创意改变世界的组织。从我的经验看，这些组织在巅峰时期都在混乱边缘摇摆不定。不管他们以何种形象面对公众与投资人，他们大多都在幕后呼喊着“这里失控得快要疯了！”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组织都忍受机能紊乱之苦，但是对于黄金时期中的创新组织，沟通不协调、天才之间激烈较量以及可能致命的组织紊乱等现象十分常见。所有人都表示，他们会引入恰当的架构，防止组织在未来发展的途中熄火。但是，激进式创新总出现在一团乱麻的变革途中。许多关于复杂系统中最优进化的研究都肯定了这一观点。激进变革的代价是一场刺激而又危险的，疾驶在颠覆边缘的过山车之旅。

尽管许多组织经历过创意火花迸发，任何事情都进行地很顺利的瞬间，但商业与生活中的圣杯是寻找保持平衡的方法。保持创新尤其困难，因为创意常常游离于失衡状态。

为了延续创新，你需要追求持续的失衡。而追求持续的失衡意味着不能被颠覆吓倒，半途而废。

无论是公司、机构或个人，你必须能够在失败边缘保持泰然自若。这个高危位置时刻面临崩塌的风险，但你必须时刻找回平衡，不能轻易倒下。但是你也不能抛锚维稳。你仿佛要在灾难面前小步跳跃，以坠落为动力走向辉煌。许多人把这个过程比作冲浪。面对不断翻滚的浪花，你迎浪而上，在随时分崩瓦解的浪尖上摇摇晃晃，驾驭湍流，化为不断向前的动力。

创新很难被制度化。创新常常需要颠覆自己建立起的规则。理论上说，创新意味着从已经建立起的模式中跳脱出来，也就是不走寻常路。在流变湍急的时期，比如我们目前从资源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期，变革进入到其他层面。

变革以不同形式显现，游戏本身的改变带动游戏规则的改变，规则的变化方式也将发生改变。

第一个层面是游戏本身的改变，它引起了目前一种显著的变化：新赢家、新输家、新生意、新英雄的诞生。我们见证了沃尔玛与纽柯钢铁公司这种冉冉升起的新星。

第二个层面是游戏规则的改变，它造就了新的业务种类、新的经济部门以及新的游戏。这种变化中诞生了微软和亚马逊这种公司。

第三个层面，也是我们正在进入的层面，革新改变了革新本身。尽管新经济从前两个层面激发了改革，但它最深远的影响是改变了革新的方法。革新自我加速。它变形成为创造性破坏，激起流变，然后以场效应四散，因此我们无法精确定位根源。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变革。

高科技系统变得越来越有机。人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一趋势。网络是不断成长的，进化也可以被移植进入机器中。技术免疫系统可以用来抑制电脑病毒。这一新式生物学直接渗透进新经济中。生物学名词越来越适用于比喻经济学术语。

把经济想像为活物是非常有力的，但这并非什么新生事物。亚当·斯密把经济中的活跃部分比作“看不见的手”，卡尔·马克思经常提到经济的有机性。连传奇性的严肃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米歇尔（Alfred Marshall）也在1948年写道，“经济学家的麦加圣地是生物学”。这句话写于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当时，信息的冲击波才刚刚来袭。

建立生命系统模型并从中提取理论的难度很高，想要预测就更难。直到最近，经济学的焦点才摆脱了对经济平衡点的理解，主要因为任何复杂的东西都难以计算。讽刺的是，曾搅乱经济的计算机技术，现在却用作建立经济模型。随着芯片能力越来越强大，动态、学习性强、自我供给的经济理论就能逐渐形成。

不论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是在现实中，网络经济世界并非静态与平衡栖息的港湾。它是需要乱流和创新的系统。能够驾驭改变与差异化的人将获得犒赏。

策略

勇于面对混乱边缘。剧烈改变需要付出代价，它意味着包容重复性与低效率，但可能遭到眼里不容沙子者的强烈反对。如果没有员工抱怨周遭的混乱，你反倒可能遇到问题。当然，我们不希望整个机构总是一派散沙（饶了财务部门吧），但是核心部门必须保持混乱。一些职位可采取轮岗制。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保持失衡状态并不容易。

开拓流变。传统的电话制造工艺为杜绝噪声和不确定性，在发送与接收方之间建立起了最优化的短距、不间断电路，假定线路是稳定的。网络则要随时考虑混乱因素，它将在很短时间内全面取代电话系统。在网络中，散落的信息碎片在重复的线路之间传递，当信息迷失在混乱的线路之间时就重新发送。与其禁止错误的产生，网络遵循的逻辑是：接受错误，并在流变中不断学习。找到流变所在，然后迎难而上。

你无法植入复杂性。网络对大规模的剧烈变动是抵触的。要想引入一个新的大型系统，唯一的方法是令其自由生长。你无法单纯地植入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试着引入资本主义，但这种复杂的系统无法被适应，它必须生长出来。要想将大型组织引入网络经济中就必须确保各个组成部分拥有自治权。同样，网络需要生长，而非植入。大型网络需要日积月累的过程，先利用小型网络进行试点，然后增加更多复杂的节点和层次。每一个大型系统都由成功的小型系统发展而成。

保留核心，让其他部分“随波逐流”。吉姆·柯林斯（James Collins）与杰里·波拉斯（Jerry Porras）在其经典畅销书《基业长青》中，阐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观点。一些基业长青的公司之所以能存活50年以上，是因为他们保留了一小部分亘古不变的核心价值，在其他方面不断激发创新与发展。这里的“其他方面”可以指公司业务的转换，比如从采矿业转移到保险业。除了核心价值，任何事物都可以融入到流变中，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