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人们一直自信地认为灾难性流行病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在这个时候，一种新的灾难性流行病的出现，还不足以复活那种将流行病夸张为“瘟疫”的道学老调。要做到这一点，该流行病必须是一种其最通常的传播方式是性传播的流行病。

科顿·马瑟曾称梅毒为“上帝的正义法庭为我们晚近的时代预备的”惩罚。想到这句以及其他自十五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围绕梅毒喋喋不休地发表的种种谬论，人们大概不会惊讶于如此之多的人想以隐喻的方式看待艾滋病——像瘟疫一样，把它视为对社会的一种道德审判。那些内行的谴责家们不会放过这个由一种致命的性传播疾病提供的卖弄修辞的机会。于是，艾滋病在其最初以流行病形式出现的那些国家里本来是异性间性传播疾病的事实，也未能阻挡诸如杰西·赫尔姆斯、诺曼·波德霍勒兹之流的公共道德卫士们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特别降临于西方同性恋者头上的天罚（这理所当然是他们自己惹祸上身），而里根时代的另一位名流帕特·布坎南夸夸其谈地提到“艾滋病与道德破产”，杰里·法尔维尔则提供了一份总体性诊断书，称“艾滋病是上帝对一个不按其所立规则生活的社会的审判”。令人吃惊的倒不是艾滋病流行病被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而是此等伪善之辞仅限于此类墨守成规的偏执者；有关艾滋病的官方话语倒是总在告诫人们谨防偏执。

那些宣称为上帝执言的人所作的声明，大可被当作那种通常基于性传播疾病而发的虚夸之词而不予理睬——从科顿·马瑟的指责，到巴西利亚教区法尔柯主教和里约热内卢教区红衣主教厄吉里奥·萨尔斯这两位巴西宗教界的头面人物最近发表的声明：法尔柯主教宣称艾滋病是“道德颓废的后果”，而萨尔斯红衣主教则双管齐下，把艾滋病描绘为“上帝的惩罚”和“自然的报复”。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此等恶毒言辞的世俗附和者，因为他们的目的更复杂一些。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而恐外性的宣传总是把移民描绘成疾病（在十九世纪末，是霍乱、黄热、伤寒、结核等疾病）的携带者。因而，似乎顺理成章的是，法国政坛上的要人、极端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让–玛丽·勒蓬提出一项旨在煽起法国人对艾滋病这种新出现的外来危险的恐惧感的策略，他顽固地认为艾滋病不仅通过病菌传染，而且也通过接触传染，还呼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强制性体检，隔离那些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南非的现政权来说，艾滋病不啻一件礼物，前不久，其外交部长引证［作为劳务输入而］进入本国的纯黑种人邻国的矿工中艾滋病的发病率，称：“恐怖主义者正携带着一种比马克思主义还可怕的武器接近我们，这种武器就是艾滋病。”

艾滋病这种流行病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所谓艾滋病病毒，不仅可被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精锐的入侵者。而且，它还可以代表一切具有神话色彩的威胁。在美国，艾滋病尚没有引发露骨的种族主义反应，像在欧洲国家的情形那样，这其中也包括苏联，它强调艾滋病的非洲起源。在苏联，艾滋病既是有关第二世界威胁的那些感觉的一个提示，又是第三世界入侵的一个意象。可以预料，在美国，那些致力于从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中找出道德教训的公共喉舌们，如诺曼·波德霍勒兹之流，无非是这样一些人，其心之所系，是担忧美国能否不坠其意志，继续维持其好战性、军备开支以及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到处寻找美国政治权威和帝国权威衰落的迹象。对“同性恋瘟疫”的谴责，是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宽容忍让的更大抱怨的一个部分，这种抱怨常见于西方反自由主义分子以及来自苏联阵营的众多流亡者中：此乃对“软弱”西方的现已变得司空见惯的指责，说它沉湎于享乐主义，陶醉于粗俗的性感音乐，沉迷于毒品，而其家庭生活却支离破碎，凡此种种，都削弱了西方挺身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对那些将自己的政治议事日程转换成群体心理学问题即事关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的问题的人来说，艾滋病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些脾气很坏的职业道德家们顽固地认为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性行为的惩罚，但推动他们的东西，并不仅是或甚至主要不是对同性恋的憎恶。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所从事的那些主要活动中的一项不无用处，即对所有被笼统地（也是不确切地）称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开“文化战”（Kulturkampf）。有关“意志”的整个政治——即不宽容的、偏执狂的和恐惧政治软弱的政治——全都盯上了艾滋病。

对几代人以来为建立共识而一直悉加培养的那种我们并不陌生的恐惧感（如对“颠覆”的恐惧）来说，艾滋病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刺激物——对这种新近出现的对无法控制的污染和无法阻挡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潮的恐惧来说，亦复如此——以至于在美国社会，艾滋病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某种席卷一切、危及文明存亡的东西。使人们对艾滋病的易传播性及其快速扩散的恐惧一直处在活跃状态，以此来提升艾滋病的隐喻地位，这无损于艾滋病的这一状况，即它主要被作为违禁行为的后果（或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后果）。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行为的惩罚，艾滋病危害无辜者——有关艾滋病的这两种观念，彼此并不相左。这正体现了瘟疫隐喻的非同一般的潜能和功效：它使得人们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所惹的祸，又看作是每个人（可能患上）的病。

可是，强调艾滋病如何威胁每个人（以此来激发恐惧，强化歧视）是一回事，而（为消除歧视，减少诋毁）指出艾滋病将最终直接或间接影响每个人，却根本是另一回事。近来，那些一直盼望着利用艾滋病进行针对偏离常规行为的意识形态动员的同一批神话编纂者们，已放弃他们曾对艾滋病所作的最能激发恐慌感的评估，转而跻身于那些扬言艾滋病感染不会波及“普通人口”的诸君中最能说会道者之列，其注意力已转移到对艾滋病恐惧引发的“歇斯底里”或“疯狂”的谴责上。他们现在认为，艾滋病被给予了过多的公共性，他们在这种过度的公共性背后识别出了这么一种欲望，即通过把“他们的”疾病一致说成是“我们的”疾病而去安抚那少数权力无边的人——此乃邪恶的“自由主义”价值之甚嚣尘上和美国精神之日渐衰败的又一明证。反自由主义的艾滋病神话编纂者们的指控，使艾滋病成为每个人的问题并因而成为每个人必须了解的话题的做法，颠覆了我们对“我们”与“他们”之差别的理解，实际上开脱了“他们”的罪责，或至少使“他们”免受了道德评判（在这类修辞中，艾滋病仍被几乎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特别是等同于鸡奸行为）。“难道美国成了这么一个国家，其课堂上不允许讨论十戒，而教师却被强制指导学生如何安全地进行鸡奸？”帕特·布坎南质问道，抗议由海军上将瓦特金斯主持的流行病调查总统委员会为禁止歧视艾滋病人而在最近出台的报告中提出的那个“愚蠢”建议。不是艾滋病，而是来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为同情而抛开歧视和恐惧”（瓦特金斯报告用语）的呼吁，成了被攻击的主要靶子，似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削弱了美国社会通过对性行为的裁决而进行惩罚和隔离的力量（或意愿）。

艾滋病似乎助长了一些不祥的意象，那些围绕某种既作为个体脆弱性的标志、又作为社会脆弱性的标志的疾病所滋生出的不祥幻象，在这一点上，它胜过了癌症，与梅毒旗鼓相当。艾滋病病毒侵入身体；而艾滋病——或者，依据这个更新版本的说法，对艾滋病的恐惧——却被描绘成对整个社会的入侵。一九八六年末，里根总统称艾滋病正在“我们整个社会肌体之中”扩散——当然，是“悄悄地”扩散。不过，尽管艾滋病是一个用来显示政体的不祥征兆的托辞，但它作为国内敌人的政治隐喻，也还得听上去可信才行，即便是在法国，亦不例外，在那儿，艾滋病——法语的“le sida”——被迅速补入政治恶语库。勒蓬草率地称自己的一些对手是“艾滋病似的”［AIDS-ish，法语为sidatique，是生造词——译者］，而反自由主义的论辩家路易·鲍韦尔斯则把去年举行示威的那些国立高等学校学生说成是受了“心理艾滋病”的折磨（sont atteint d'un sida mental）。作为国际性政治邪恶的一个隐喻，艾滋病显得派不了多少用场。的确，让娜·柯克帕特里克曾一度经不起诱惑，将国际恐怖主义比作艾滋病，但此等妙语毕竟少之又少——这或许是因为，对这一目的而言，癌症隐喻已显得够丰富的了。

这并不意味着艾滋病反常地居然没被当作隐喻利用，只不过意味着艾滋病具有不同于癌症的隐喻潜能。当阿兰·坦纳的电影《幽灵谷》（一九八七）中的那位电影导演若有所思地说“电影像癌症一样”，并随即改口道“不，电影有传染性，更像艾滋病”时，这种对癌症与艾滋病的比照看起来似乎既是对艾滋病的笨拙的自我意识，又是对艾滋病的明显的不恰当使用。不是艾滋病的传染性，而是其特别的潜伏性，才为艾滋病提供了一种作为隐喻的更为特别的用法。因此，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作家安东·沙马斯近来在耶路撒冷周报《柯哈伊》（Kol Ha'ir）上发表文章，一口气罗列出了政治、性和政治方面的大量幻象，将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的独立宣言描绘成

“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国”的艾滋病，其漫长的潜伏期制造出了伽什·厄姆宁和……［拉比梅尔·］卡哈内这样的人物。这是其开始之地，也将是其完结之地。尽管我对同性恋者不乏同情，但我抱歉地说，艾滋病主要危及那些对同性别的人有色欲的人，而由同一个民族组成的犹太国必然包含自毁的种子：我们称之为民主制的政治免疫系统将崩溃……罗克·赫德森曾一度非常显眼，有如帕尔马赫组织的成员，如今，在帕尔马赫组织烟消云散后，他也奄奄待毙了。以色列国（当然，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的确曾一度兴旺……

比艾滋病隐喻与潜伏期的关系更可大做文章的是艾滋病作为污染和异变的隐喻的潜能。癌症仍旧被当作令人恐惧或遭人谴责之物的常用隐喻，即便癌症已不像从前那么可怕。如果艾滋病最终能被派上类似的用场，那将不仅是因为艾滋病的侵入性（这是与癌症相同的特征），或甚至不仅是因为艾滋病的传染性，而是因为环绕艾滋病病毒的那种特殊意象。

病毒学提供了一套新的不依赖于艾滋病的医学隐喻，而这些隐喻却强化了有关艾滋病的神话。在艾滋病出现前许多年，威廉·伯罗斯莫测高深地宣称：“语言是一种病毒。”这得到了罗丽·安德森的回应。病毒解释越来越被经常地引用。一直到最近，大多数被确认为病毒性感染的感染，是一些能迅速产生后果的感染，如狂犬病和流感。然而，慢性发作的病毒感染的种类正在增多。中枢神经系统众多慢性的、常危及生命的紊乱和某些见之于老年的脑退化疾病，以及所谓自体免疫疾病，现在都被怀疑实际是慢性病毒疾病（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至少有一些人体癌症是由病毒引起的）。有关“阴险”的说法，顺利地进入了那些被认为残酷、狡诈而又耐心十足的疾病的隐喻。与细菌这种相对复杂的有机体相比，病毒被描绘成极端原始的生命形式。同时，病毒的活动远比在早期感染模式中所观察到的细菌活动更为复杂。病毒不仅是感染、污染的中介，它们还传递遗传“信息”，改变细胞。此外，它们大多自身演化。天花病毒可以历经数个世纪而保持不变，而流感病毒则演化迅速，以致每年都得更新疫苗，以跟上病毒“包衣”的变化。导致艾滋病的那种病毒（或更确切地说，是种种病毒）至少与流感病毒一样易变。的确，“病毒”现在成了“变化”的一个同义词。最近，琳达·荣斯达特解释她为什么更乐于从事墨西哥民间音乐而不是摇滚乐时，说道：“在当代音乐中，除了变化，我们没有传统。变来变去，就像病毒一样。”

如果“瘟疫”在将来仍能被当作隐喻的话，那一定是通过人们更为熟知的有关病毒的那些观念（或许在将来，细菌引起的疾病不会被看作瘟疫）。与计算机的力量相辅相成的信息本身，现在正遭到某种被比作病毒的东西的威胁。以软件病毒为人所知的那些捣蛋程序或非法程序，被描绘成类似于生物病毒的行为（生物病毒能俘获有机体的部分遗传密码，并传递外来遗传物质）。这些程序被人故意植入将用于计算机的软盘，或者，当一台计算机通过电话线或数据网络与别的计算机连通时，被人故意添入，这些程序能在计算机的运转系统中复制自己。正如这些程序的生物同名物一样，它们对计算机记忆产生的损害并不立刻表现出来，而是给新近“被感染的”程序以时间来扩散到其他计算机。这类得自于病毒学并部分因人们言必称艾滋病而被激发出来的隐喻，现在无处不在（破坏了宾州伯利恒城勒海大学计算机中心大量数据的那种病毒，被人命名为“计算机艾滋病”。在法国，计算机专家们已经开始谈论“信息艾滋病”的问题）。这些都强化了艾滋病无所不在的感觉。

也许并不出人意料的是，作为现代世界中最新的转变性因素的计算机，居然从我们最新的转变性疾病中借用隐喻。同样不出人意料的是，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过程的描述，现在经常与计算机时代的语言相回应，如人们说病毒常常会制造“自己的新复本”。除了这种技术性描述外，病毒被生动地加以描绘的方式——如被描绘成伺机待发的威胁、被描绘成易变、鬼鬼祟祟、如生物般不断更新——也强化了人们对某一疾病可能是足智多谋、不可预测、日新月异之物的感觉。对艾滋病观念来说，这些隐喻颇为关键，它们使艾滋病与其他被看作瘟疫的疾病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尽管艾滋病表现出来的那种恐惧由来已久，但艾滋病作为一个不期而遇的意外事件的地位，作为一种全新的疾病的地位——以及似乎作为一种新的审判的地位——强化了这种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