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刘蕡

七绝

刘蕡

一九五八年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赏析

1958年起,毛泽东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3月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倡导“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由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刚刚过去,人们谨小慎微,不敢讲真话。毛泽东觉察到这是一个问题。那时,他从《旧唐书·文苑传》读到了刘蕡对策,那篇策论开篇就说:“臣诚不佞,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但怀愤郁抑思,有时而一发耳。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旅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意思是他自信有一套治国办法,也深刻地认识到现实政治的弊病,但是不在其位,没有掌握话语权。尽管如此,他依然千方百计地想要将意见表达出来,反映到皇帝那里去,而不畏惧任何的风险。毛泽东旁批道:“起特奇。”其实这个开篇的好处,一句话说完:敢讲真话。毛泽东是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的。而刘蕡又是被李商隐称为“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故人,在刘蕡去世后,李商隐曾一连写了四首诗哭吊,可见是怎样的悲恸了。所以,这也是毛泽东咏刘蕡的一个情感因素。

“千载长天起大云”,首句劈空而来,是起兴。因为起得突兀,也可以说是“起特奇”。古谚云:“云从龙,风从虎。”这一句的关键词是“起大云”,有点刘邦《大风歌》首句“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意思,是写天人感应。“大风起兮云飞扬”,是对“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感应。“千载长天起大云”,则是对“万马齐喑叫一声”的感应——这首诗首尾呼应,是一气贯注的。联想到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引用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开头两句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那么,“千载长天起大云”还有一重意思,就是出现了风雷、出现了生气,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出现风雷、出现生气,又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人!

“中唐俊伟有刘蕡”,次句对上句为承接。然而,如果把这两句掉个个儿读呢——“中唐俊伟有刘蕡,千载长天起大云”,前因后果,是不是更顺呢?顺则顺矣,却平了许多,觉得没劲。用书面语说,就是缺乏艺术张力。可见诗句的倒装有时是必须的。“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是倒装,或叫逆折。用传统戏剧比譬,前一句好比是人物出场前的锣鼓,是一阵急急风,把观众的心悬起来,注意力集中起来,又像是人物出场前幕后传出的一句唱腔,烘托一下气氛,好了,然后角儿出场、亮相——“中唐俊伟有刘蕡”,字字掷地有声。“俊伟”,犹言俊彦,即风流人物、英雄人物。据《旧唐书》本传载,刘蕡其人“博学善属文,尤精《左氏春秋》。与朋友交,好谈王霸大略。耿介疾恶,言及世务,慨然有澄清之志”。而他当年的策论传出,士林感动,传阅其文,竟有相对垂泣者,确实刮起过一阵“刘旋风”。后来,令狐楚、牛僧孺等高官争聘刘蕡为从事,待如师友,寄予重望。知人论世,才知道“中唐俊伟”四字评语之不诬。

“孤鸿铩羽悲鸣镝”,第三句是一转。刘蕡的遭遇是一个悲剧。按鲁迅的定义,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据唐人笔记记载:“刘蕡,杨嗣复门生也。对策以直言忤时,中官尤所妒忌。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疯)汉耶?’嗣复惧而答曰:‘嗣复昔与刘蕡及第时,犹未风耳。’”(佚名《玉泉子》)又据史传记载,刘蕡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对策呈上后,三位考官叹服嗟叹,以为汉之晁(错)、董(仲舒)无以过也。当年登科者共二十二人,因为宦官当道,考官叹服归叹服,却不敢录取刘蕡。从这两件事,可以想见当时朝官对宦官怕成什么样子。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当时的政治局面,真不为过。总之,诗中用“孤鸿”来形容刘蕡孤立无援的处境,是恰当的;用“铩羽”来形容他的结局,是形象的;用“鸣镝”来象征宦官对刘蕡迫害的凶残,是生动的。

“万马齐喑叫一声”,末句回应首句,是合。悲剧美往往能提升到崇高美,崇高体现在何处呢?质言之,就是它表现了人的自尊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为玉碎,不愿瓦全。这一句就表达了类似的抗争精神。三四两句的关系,仍有逆折的关系。如倒过来,作“万马齐喑叫一声,孤鸿铩羽悲鸣镝”,且不管韵字的平仄,虽然更觉可悲,悲剧美反而消失了。因为七绝的末句,乃是诗人的强调所在。强调“万马齐喑叫一声”(“叫一声”喻指刘蕡冒死攻讦宦官),突出人的抗争精神,才能彰显悲剧美,彰显崇高美。“一声”,与“万马齐喑”在量上形成极大反差。然而,正是这种反差,才凸显了那“一声”的可贵——因为它打破了沉寂,因为它叫出了生气。《史记·商君列传》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谔谔,直言争辩的样子),就是这个道理。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这首诗在艺术上之富于张力,逆折的手法起了不小的作用。

重读这首诗,令人心潮澎湃,不能平静。一方面是因为这首诗所发议论非常正大,极具感染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一段历史不容回避,必须正视。讲说者必须回答如下问题——既然毛泽东同志是如此提倡刘蕡精神,为什么当时说真话的人就那样少、说真话就那么难呢?巴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了几十万字的《随想录》,中心意思只有三个字“讲真话”。一个简单的道理,需要说这么多的话吗?在书中,巴金含蓄地说:“‘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同一位外宾谈话,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四个人’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说不清楚。他为了礼貌,也不往下追问。”50后、乃至60后的人,读到这几句话都能会心。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访谈,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时,指出毛主席后期有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这就掘到了问题的根子。原来存在一个悖论——赞美刘蕡的人,不一定接受刘蕡。1957年就不用说了。单说《刘蕡》一诗写成的第二年,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就罢了彭德怀的官。在今天看来,彭德怀上“万言书”,无非是履行一个党员的权利,无非是“说真话”,无非是“万马齐喑叫一声”,然而,彭德怀竟也铩羽而归,遭遇到刘蕡同样的命运,真是令人感慨万端。

作者:周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