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与刚毅

时光流逝，谁的风起云涌，谁的尘埃落定，在史册里，不过是薄薄几行书，抵不过一首诗的风流。

读刘禹锡的《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忍不住莞尔。真是个有意思的人，性格又倔又强，脾气又臭又硬，说得好听叫不屈不挠，说得不好听叫死不悔改。先来看他这两首广为流传的桃花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这两首诗，我习惯将它们称为《游玄都观》和《再游玄都观》，前后相隔十年。这个人性格中的狂放激扬依然故我。

偶尔做斗士吆喝一下容易，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做斗士就难能可贵了。

十年之前，他好不容易从贬谪之地回到京城，因去郊外道观赏花时，看不惯新兴权贵的骄盛之态，作诗讥讽。言下之意是，你们这些跳梁小丑有什么了不起，算起来都是老子的后生晚辈。一时富贵，看尔等能风光几时？都是文名惹的祸，诗作一传，刘禹锡再遭贬谪，收拾包袱再离京城。

我不是为刘禹锡摇旗呐喊、愤愤不平的人，以他执拗的性格在官场上混，不被人暗算才是怪事，没死算是上天保佑了。一入官场犹如身陷娼门，一入此门，红或衰，不是你说了算，说不上谁可怜，谁不可怜。政治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你死我活，几家欢乐几家愁。

十年之后，他高歌凯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瞧瞧，他一样以自得的心态看着在他面前倒下的人亦不曾怜悯他们。正如他作《浪淘沙》一诗自明心迹：“莫道谗言如浪深，莫道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人生的际遇都有高低。我只是在想，人生有几个十年，能供人恣意挥洒？如果十年之后他没能再回来，死在贬谪之地，那么后人解读这首诗时，也许心境就会不同。多了几层怜君薄命的意思，非今日笑谈权贵们风吹云散，歌颂勇敢的诗人凯旋。

是否会惋惜他授人以柄，刚刚回到京城，前途未卜之际，还没站稳脚跟就贸然出言，行为鲁莽呢？这样做不能说不对，只是不值当。历朝历代因言获罪的例子并不鲜见。刘禹锡不爽，我要是权贵我还不爽呢！肯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口出狂言，你是苦还没吃够吧？那接着再去吃点苦头吧。

此番，刘禹锡的胜利并不是诗品上的超拔，实贵在生命的盎然和不被恶劣环境击溃的乐观。权贵们败走在时间里，唯他从时间里昂首阔步回来。他在时间中存留下来，是以他成了胜者。

一个人在逆境中，不管几多沉浮，几多磨难，仍将灵魂置于高处，与命运抗争，也懂得与命运和解，相视一笑，前怨尽消，这才是真的可贵。

刘禹锡的斗士性格并不止于官场。他写诗也力求新意，开出于前人不曾道及的境地，且看他的两首《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其一）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其二）

说实话，从古至今春愁春恨已被人吟诵多年。到了春天集体发春，多愁善感更是文人的通病，是人之常情，不可能因为他这两首诗改变风气。春风拂面勾引多少情思、诗情，他却是这样绝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一定要颂扬秋天，写出不一样的风度来。

无须惊讶，他绝不人云亦云的性格由来已久。翻开时间往前看，看他最开始为什么遭贬谪，你就明了前因后果了。

805年开始，唐顺宗时发生的革新运动，史称“永贞革新”，或是“二王八司马事件”。短短的146天，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初时颇得民心。这时从内廷发出的新皇帝的接连几道诏书都大快人心：一道诏书处置了大贪官京兆尹道王李实，诏命一出，市井欢呼；一道诏书召回被贬逐的陆贽、阳城等几位名臣；一道诏书释出后宫女子三百人，放出教坊女子六百人，家属来宫门迎接时，悲喜交集的人们哭声震天；一道诏书宣布停止盐铁使给皇帝的“月进钱”；一道诏书宣布大赦，同时还蠲免所有积欠官府的钱粮，停止节度使常贡之外对皇帝的“进奉”。几项举措针砭时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博得赞誉一片。

身为改革中年轻的仕途得益者，刘禹锡也志得意满。王叔文赞他“有宰相器”。《旧唐书》中《刘禹锡传》说，此时刘禹锡“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往常，我们通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文看见的是，两人遭贬谪之后如何心情苦痛，身在险地依然关注民生励精图治，这是事实，只不过，我们看不见另一些被文字诗情掩盖的事实。

改革风头最劲、形势大好之际，“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清楚自己对的是一群老谋深算实权在手的藩镇节度使和老臣。他们最大的后台是久病在身口不能言的顺宗。皇帝本身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宦官。这依靠的基础就太不稳当。

柳宗元生性孤寒，刘禹锡盛气凌人。王收受贿赂，还专门打造了一个大木箱，放在床下存放贿金，享受睡在钱堆上的快感——真是朴素低调的奢华。王叔文在母亲去世后，想不按礼制规定在家守丧。这些都成为他们受攻击的焦点。

同时，纠结朋党、任人唯亲的弊病也出现了。内部人员升迁极快，惹人侧目。改革后期，权力引起的纷争越来越大，原本就不多的支持他们的元老掉头转向。握有实权的人物王叔文和韦执谊决断时意见不一致，直接导致了很多良机错过。

改革一开始如火如荼，是因为还未触及到根本，利刃还未刺到军政方面，未刺激到宦官和藩镇的死穴。一旦牵涉到军政方面，宦官和藩镇就强强联手，拒不交出军权，继而打出一记重拳——推出太子李纯监国，以身体为由，逼顺宗禅位为太上皇。

安史之乱之后，除了飞扬跋扈的藩镇，专权摄政的宦官也成为大唐溃烂至无法愈合的伤口。锐意革新的改革派根基浅薄，无法驾驭如此复杂的朝廷局势。一群手中有笔却无剑的文人面对反击几乎无计可施。

艰危之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出了个主意，让韦执谊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这不失为一个审时度势、抢占先机的好主意，若然此计成功，至少能帮助他们拖延些许时日，日后被清算的时候也不至于太难看。但是，韦执谊拒绝了。

由此看来，不善妥协不是刘禹锡一人的毛病，是他们那群人共同的毛病。顺宗退位后，蜜月结束，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此落幕。失去倚仗的改革派被清算，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惦记他的政敌们赐死；王贬为开州司马，很快死在任所，免却了赐死的下场；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凌准、韩泰、韩晔、陈谏、程异八人也都被贬到远地做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像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著名的变法一样，变革之路充满艰辛，重振大唐的理想似乎遥不可及。在阵痛和摇摆中蹒跚前进，“永贞革新”最终免不了失败的结局。不管过程如何辉煌，对于参与变法的始作俑者们，都是个无言、惨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