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镜子是无心的相机，所以健忘，那么相机就是多情的镜子，所以留影。这世界，对镜子只是过眼云烟，但是对相机却是过目不忘。如果当初有幸映照海伦的镜子是一架相机，我们就有福像希腊的英雄，得以餍足传说的绝色了。可怜古人，只能对着镜子顾影自怜，即使那喀索斯（Narcissus），也不过临流自恋，哪像现代人这样，自怜起来，总有千百张照片，不，千百面镜子，可供顾影。

在忙碌的现代社会，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钟呢？谁也不能，除了摄影师。一张团体照，先是为让座扰攘了半天，好不容易都各就神位，后排的立者不是高矮悬殊，就是左右失称，不然就是谁的眼镜反光，或是帽穗不整，总之是教摄影师看不顺眼，要叫阵一般呼喝纠正。大太阳下，或是寒风之中，一连十几分钟，管你是君王还是总统，谁能够违背掌控相机的人呢？

“不要动！”

最后的一道命令有绝对的权威。谁敢动一根睫毛，做害群之马呢？这一声呼喝的威慑，简直像美国的警察喝止逃犯：Freeze！真吓得众人决眥裂眶，笑容僵硬，再三吩咐Say cheese也没用。相片冲出来了，一看，美中不足，总有人反应迟缓，还是眨了眼睛。人类正如希腊神话的百眼怪物阿格斯（Argus），总有几只眼睛是闭目养神的。

排排坐，不为吃果果，却为照群相。其结果照例是单调而乏味。近年去各地演讲，常受镁光闪闪的电击，听众轮番来合影，更成了“换汤不换药”的场面，久之深尝为药之苦。笑容本应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一旦努力维持，就变成了假面，沦为伪善。久之我竟发明了一个应战的新招。

摄影师在要按快门之前，照例要喊“一——二——三！”这老招其实并不管用，甚至会帮倒忙，因为喊“一——二——”的时候，“摄众”已经全神戒备，等到喊“三——”表情早已呆滞，而笑容，如果真有的话，也早因勉强延长而开始僵化。所以群照千篇一律，总不免刻板乏味。倒是行动中的人像，例如腾跳的选手、引吭的歌手、旋身的舞者、举杖的指挥，表情与姿势就都自然而生动。

因此近年我接受摄影，常要对方省掉这记旧招，而改为任我望向别处，只等他一声叫“好！”我就蓦然回首，注视镜头。这样，我的表情也好，姿势也好，都是新的，即使笑容也是初绽。在一切都还来不及发呆之前，快门一闪，刹那早已成擒。

摄影，是一门艺术吗？当然是的。不过这门艺术，是神做一半，人做一半。对莫奈来说，光，就是神。濛鸿之初，神曰，天应有光，光乃生。断霞横空，月影在水，哲人冥思，佳人回眸，都是已有之景，已然之情，也就是说神已做了一半。但是要捕永恒于刹那，擒光影于恰好，还有待把握相机的高手。当奇迹发生，你得在场，你的追光宝盒得在手边，一掏便出，像西部神枪手那样。

阿富汗少女眼瞳奋睁的神色，既惊且怒，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上，瞪得全世界背脊发毛，良心不安。仅此一瞥，比起阿富汗派遣能言善辩的外交官去联合国控诉，更为有力，更加深刻，更像一场眼睁睁的梦魇。但是那奇迹千载难逢，一瞥便逝，不容你喊什么“一——二——三”！

其实摄影要成为艺术，至少成为终身难忘的纪念，镜头前面的受摄人，有时，也可以反客为主，有所贡献的。不论端坐或肃立，正面而又正色的人像，实在太常见了，为什么不照侧面或背影呢？今日媒体这么发达，记者拍照，电视摄影，久矣我已习于镜头的瞪视。记者成了业余导演，一会儿要我坐在桌前作写诗状，一会儿又要我倚架翻书；到了户外，不是要我独步长廊，便是要我憩歇在菩提树下，甚至伫立在堤上，看整座海峡在悲怆的暮色里把落日接走。我成了一个半调子的临时演员，在自己的诗境里进进出出。久之我也会选择背景，安排姿势，或出其不意地回头挥手。

有一年带中山大学的学生去南非交流，到了祖鲁族的村落，大家都争与土著并立摄影，我认为那样太可惜了，便请一位祖鲁战士朝我挥戈，矛尖直指我咽喉，我则举手护头，作危急状。

一九八一年大陆开放不久，辛笛与柯灵随团去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主办的“四十年代文学研讨会”。辛笛当年出过诗集《手掌集》，我就此书提出一篇论文，因题生题，就叫《试为辛笛看手相》，大家觉得有趣。会后晚宴，摄影师特别为我与辛笛先生合照留念。突然我把他的右手握起，请他摊开掌心，任我指指点点，像是在看手相。辛笛大悦，众人大笑。

有一次在西子湾，钟玲为获得“国家文艺奖”宴请系上的研究生，餐后师生轮流照相。何瑞莲与郑淑锦，一左一右，正要和我合影，忽然我的两肩同受压力，原来是瑞莲的右肘和淑锦的左臂一齐搁了上来。她们是见机即兴，还是早有阴谋，我不知道。总之这一招奇袭，令平日保守的师生一惊，一笑，并且为我家满坑满谷的照片添了有趣的一张。那天阳光颇艳，我戴了一副墨镜，有人看到照片，说我像个黑道大哥。

上个月回中文大学，许云娴带我去新亚书院的新景点“天人合一”。她告诉我，金耀基校长夸称此乃香港第二景，人问第一景何在，金耀基笑曰：“尚未发现。”我们走近“天人合一”，只觉水光潋滟，一片空明，怎么吐露港波满欲溢，竟然侵到校园的崖边来了？正感目迷神荡，惊疑未定，云娴笑说：“且随我来。”便领我向空明走去。这才发现，原来崖边是一汪小池，泓澄清澈，满而未溢，远远看过来，竟有与海相接的幻觉。人工巧接天然，故云“天人合一”。一条小径沿着悬崖绕到池后，狭险至极。大家轮流危立在径道上，背海面池照起相来。轮到我时，我便跪了下来，把下巴搁在池边。照片冲出来后，只见我的头颅浮在浩渺之上，朋友乍见，一时都愕然不解。

人生一世，贪嗔兼痴，自有千般因缘，种种难舍。雪泥鸿爪，谁能留得住，记得清呢？记日记吗，太耗时了。摄影，不但快速，而且巨细不遗，倒是方便得多。黄金分割的一小块长方形，是一整个迷幻世界，容得下你的亲人、情人、友人；而更重要的，是你，这世界的主角，也在其中。王尔德说他一生最长的罗曼史，便是自恋。所以每个人都有无数的照片，尤其是自己的倩影。孙悟空可以吹毛分身，七十二变。现代人摄影分身，何止七十二变呢？家家户户，照片泛滥成灾，是必然的。

这种自恋的罗曼史，不像日记那样只堪私藏，反而公开炫示才能满足。主人要享炫耀之乐，客人就得尽观赏之责。几张零照倒不足畏，最可畏的，是主人隆而重之，抱出好几本相簿来飨客。眼看这展示会，餐罢最后的一道甜点，一时是收不了的了，客人只好深呼吸以迎战，不仅凝眸细赏，更要啧啧赞叹。如果运气好，主人起身去添茶或听电话，客人便可趁机一下子多翻几页。

一人之自恋，他人之疲倦。话虽如此，敝帚仍然值得自珍。我家照片泛滥，相簿枕藉，上万张是一定的，好几万也可能。年轻时照的太少，后来照的太多，近年照的有不少实在多余。其中值得珍藏并对之怀旧甚至怀古的，也该有好几百张。身为人子、人夫、人父、人祖、人友、人师，那些亲友与宝贝学生的照片当然最为可贵。但身为诗人，有两张照片，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张是群照，摄于一九六一年初。当时我英译的《中国新诗选》在香港出版，“台北美国大使馆”办了一个茶会庆祝，邀请入选的诗人参加，胡适与罗家伦更以新文学前辈的身份光临。胡适是新诗的开山祖，会上免不了应邀致词，用流利的英语，从追述新诗的发轫到鼓励后辈的诗人，说了十分钟话。有些入选的诗人，如痖弦、阮囊、向明，那天未能出席，十分可惜。但上照的仍为多数，计有纪弦、钟鼎文、覃子豪、周梦蝶、夏菁、罗门、蓉子、洛夫、郑愁予、叶珊和我，共为十一人。就当年而言，大半个诗坛都在其中了。

另一张是我和弗罗斯特的合照，摄于一九五九年。当时我三十一岁，老诗人已经八十五了。他正面坐着，我则站在椅后，斜侍于侧。老诗人须发皆白，似在冥想，却不很显得龙钟。他手握老派的派克钢笔，正应我之请准备在我新买的《弗罗斯特诗集》上题字。我心里想的，是眼前这一头银丝，若能偷剪数缕，回去分赠给台湾的诗友，这大礼可是既轻又重啊。

这张合照经过放大装框，高踞我书房的架顶，久已成了我的“长老缪斯”，也是我家四个女儿“眼熟能详”的艺术图腾，跟凡·高、王尔德、披头士一样。只有教美国诗到弗罗斯特时，才把他请下架来，拿去班上给小他一百一十岁的学生传观，使他们惊觉，书上的大诗人跟他们并非毫无关系。

胡适逝于一九六二年，弗罗斯特逝于翌年。留下了照片，虽然不像留下著作那么重要，却也是另一方式的传后，令隔代的读者更感亲切。从照片上看，翩翩才子的王尔德实在嫌胖了，不像他的警句那么锋芒逼人，不免扫兴。我常想，如果孔子真留下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仔细端详，圣人究竟是什么模样，难道真如郑人所说，“累累若丧家之狗”？中国的历史太长，古代的圣贤豪杰不要说照片了，连画像也非当代的写真。后世画家所作的画像，该是依据古人的人品或风格揣摩而来，像梁楷的《太白行吟图》与苏六朋的《太白醉酒图》，虽为逸品，却是写意。杨荫深编著的《中国文学家列传》，五百二十人中附画像的约有五分之一，可是面貌往往相似，不出麻衣相法的典型脸谱，望之令人发笑。

英国工党的要角班东尼（Tony Benn）有一句名言：“人生的遭遇，大半是片刻的欢乐换来终身的不安；摄影，却是片刻的不安换来终身的欢乐。”难怪有那么多发烧的摄影迷不断地换相机，装胶卷，睁一眼，闭一眼，镁光闪闪，快门刷刷，明知这世界不断在逃走，却千方百计，要将它留住。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