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间，萝莎丽已把庄园里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约娜听凭她安排，对什么也不作主张。她衰弱得和当年的小母亲一样了，走路时拖着腿，出去时由萝莎丽搀着。这个使女不仅扶着她慢慢地散步，同时还用直率而关切的言辞劝诫她，安慰她，仿佛对待一个病了的孩子一样。

她们总是谈起当年的事情，这时约娜嗓子里咽着眼泪，萝莎丽却像那些农民一样，语调平静，一点不动感情。老使女几次都提到有待解决的利息问题；后来她要求约娜把各种契约和单据都交给她，约娜对这些经济上的问题毫无观念，她之所以藏起来，只为的不使她儿子丢丑而已。

于是一个星期中，萝莎丽天天跑到费岗去，找她所认识的一个公证人，帮助她了解这些单据的内容。

然后一天晚上，她照料女主人上床之后，便坐在她的床头，突然说道：

“现在您已经躺下了，夫人，我来跟您谈谈吧。”

接着，她把实际情况都摊开来谈了。

把一切旧账都算清之后，所剩也就只是每年七八千法郎的收入，再也不能更多了。

约娜答道：

“我的孩子，你还想怎么样呢？我知道我活不到很大年纪的；这已经够我用的了。”

萝莎丽却生气了：

“夫人，为您一个人，那倒够了；但是保尔先生呢，您就一个钱也不留给他吗？”

约娜一阵寒战。

“我求求你，再别跟我谈起他来。一想到他，我心里太痛苦啦！”

“我倒偏要谈他，因为，约娜夫人，您太懦弱了。他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总不能老犯错误呀！而且以后他还要结婚，还要生孩子。孩子就要用钱去养。听我一句话：您还是把白杨山庄卖了吧！……”

约娜大吃一惊，跳起来坐在床上，说道：

“把白杨山庄卖了！你怎么想的呢？啊，那可万万不能！”

但是萝莎丽一点也不慌张。

“夫人，我跟您说要把它卖掉，因为非这样做不可。”

接着她说明了她的打算、她的计划、她的理由。

一旦把白杨山庄和附带的两个农庄卖给她已经物色好的买主之后，就可以保留下已经抵押出去的在圣莱奥纳的那四个农庄，把押款偿清之后，这四个农庄每年还可得八千三百法郎的收入。除了每年提出一千三百法郎作庄上的修理和保养费用之外，还剩下七千，其中拿五千来作为每年的开支，留下两千以备急需时使用。

她又补充说：

“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这些。将来钥匙由我管，您明白吧！至于保尔先生，一点也不能给他了，一点也不行；不然他会把您最后的一文钱也拿走的。”

约娜默默地流着眼泪，喃喃说道：

“倘若他连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呢？”

“他饿肚子找上门来，我们就请他吃。反正这里总有他可睡的地方，也有他可吃的东西。从一开头，您要一个钱也不给他，他就不会搞出这种种蠢事来的，您说对不对？”

“但是他欠了债，不替他还清，他就没有脸做人了。”

“到您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就能使他不欠债了吗？您替他还了债，那很好；以后您可不能再替他还债了；我就是这样对您说的。晚安啦，夫人。”

说完她就走了。

约娜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心里老想着出卖白杨山庄这回事儿，想到要搬家，从此就要离开这所和她一生分不开的房子。

第二天，当她看见萝莎丽走进她的卧室来时，她告诉她说：

“我可怜的孩子，不论怎么样，我可不能离开这儿。”

使女恼怒了：

“夫人，非这样办不可。公证人和那个想买这所房子的人马上就要来了。您不这样做，四年之后，您手里什么也不剩了。”

约娜绝望地反复说道：

“我不能离开这儿，我怎么也不能。”

一小时之后，邮差送来保尔的一封信，又是向她要一万法郎。怎么办呢？约娜没有了主意，便找萝莎丽商量。萝莎丽把胳膊一举，说道：

“您看我刚才对您说的话对不对，夫人？唉，我要不回来，您母子俩可有意思啦！”

约娜只好听从她使女所出的主意，给保尔写了一封回信：

我亲爱的儿子：

我再没有什么可给你了。你害得我破了产，我弄到只好卖白杨山庄了。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什么时候你没有路可走了，愿意回来，我这里总给你留着一个栖身的地方。你老母亲为你受的苦够多的了。

约娜

当公证人和前糖厂厂主约弗伦先生到来时，约娜亲自接待他们，带他们把房子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一个月之后，她在卖契上签了字，同时在戈德镇附近买进了一所中等人家的小房子，坐落在巴特维勒村中，在蒙提维利公路旁边。

那一天，她怀着凄惨悲痛的心情，独自在小母亲的白杨路上散步到傍晚，她望望远处的天空，看看周围的树木和那张在梧桐树下已经虫蛀的靠背长凳，这一切事物她都熟悉得仿佛就在她的眼睛里，就在她的心灵里，还有那灌木林，荒野上她经常坐过的那个土岗，于连送命的那一天，她就是从这土岗上看着福尔维勒伯爵奔向海边去，还有那棵秃顶的老榆树，她过去常常靠在这棵树上，还有那整个熟悉的花园，她对这一切一一致以伤心和绝望的告别。

萝莎丽过来牵着她的胳膊，把她拉回屋子里。

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高个儿的庄稼汉等在门口。他向她问候，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仿佛他已经认识她多年了。

“您好啊，约娜夫人。母亲叫我来帮您搬家。我想知道您要搬的东西都是些什么，这样我可以随时带走一些，不会影响下地干活儿。”

这个人就是她使女萝莎丽的儿子，于连的儿子，也就是保尔的兄弟。

她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停止跳动了，但她又多么想和这个小伙子拥抱在一起。

她望着他，想看出哪些地方他像她的丈夫，或是像她的儿子。他面色红润，身强力壮，金黄的头发，碧蓝的眼睛，这些都像母亲。然而他也像于连。究竟像在哪些地方？为什么像？她说不上来，总之在面貌的整体上有和他相似的地方。

小伙子又一次说道：

“您要能立刻指给我看一遍，那就好了。”

新房子很小，她自己也还不知道该带些什么过去；她约他过一个星期再来。

从这时起，她心里总惦记着搬家这件事情了，虽然这是很凄惨的，但在她黯淡而无目的的生活里，也算有了一点事情可做。

她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搜寻那些对她说来特别能唤起回忆的家具。那些家具就像是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朋友，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几乎也就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从青年时代起就相识，我们欢乐和悲伤的记忆，我们一生的各个时期都和这些家具有联系，它们曾是我们美好的或阴沉的时刻无言的伴侣，如今它们和我们一样上了年纪，变得衰老了，布套上有了破洞，里子撕破了，榫头松了，光彩消失了。

她一件一件地挑选，常常犹疑不决，为难得仿佛在作什么重大的决定，在两把圈椅中挑一把，或是搬走那张旧写字台呢还是那张针线台呢，她都要考虑了又考虑，比较了又比较，拿不定主意。

她拉开抽屉，作了种种回想；然后等她下了决心说：“是的，我带走这一件。”这时人们才把那件家具搬到楼下餐厅去。

她要把自己卧室里的家具全部带走，包括床、挂毡、台钟和其他一切。

她选定了客厅中的几把椅子，那些椅子上面的图案是她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的，像狐狸和仙鹤、狐狸和乌鸦、秋蝉和蚂蚁，还有那忧郁的鹭鸶。

她在这所就要离别的住宅里，走遍了每一个角落，有一天，她登上了阁楼。

这使她大吃一惊：阁楼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有些是破的，有些不过是脏了，也有一些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放在那里，也许觉得不好看了，也许另有了新的。她还发现了许许多多从前她熟悉的小摆设；这些东西后来突然不知去向，也就不再想起来了，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小物件，在她身边摊了十五年，天天见到，可也从来没有注意过，这时在阁楼上突然发现了，并且和那些更古老的东西堆在一起，她还记得在她初到白杨山庄时这些东西都摆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犹如被遗忘了的见证人，犹如久别重逢的朋友，一下都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了。在她心目中，它们就像是来往很久而相知不深的朋友，而忽然一天晚上，想也没有想到，竟畅所欲言地谈起来，把自己心里的话全部吐露了出来。

她看了这一件，又看另一件，心头噗噗地跳着，自言自语说：

“瞧，那是在我结婚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被我打破的一个瓷杯子。啊，这是小母亲的小灯笼，那是父亲的手杖，那时，因为他想去打开那扇被雨水泡胀了的栅栏门，结果把手杖弄断了。”

那里还有许许多多是她祖父祖母或是曾祖父曾祖母所留下来的东西，这些她都不认识，自然对她也不能唤起什么回忆。时代过去了，这些东西被丢在一边，积满了尘埃，看去更显得凄凉。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历史和经历，谁也没有见过曾经选购、收藏和喜爱过这些东西的人，谁也不熟悉经常使用过这些东西的手，欣赏过这些东西的眼睛。

约娜摸摸这些东西，拿到手上看一看，在厚厚的尘土上留下了许多指印；她在从屋顶小玻璃窗射进来的暗淡的光线下，在那些老古董中间，逗留了许久。

她仔仔细细地察看了那几把只剩了三条腿的椅子，思索着能否回想起一点什么来；她又看了一个铜汤壶，一个她仿佛有点认识的破脚炉，和一大堆不能使用了的家常用具。

然后她把要带走的整理了出来，下楼叫萝莎丽去取。那使女看到这些“破烂东西”就生气了，不肯替她搬下去。约娜平时什么也不坚持，这一回却坚持不让步；萝莎丽也就不得不迁就她了。

一天早晨，那个年轻的庄稼汉德尼·勒科克——于连的儿子——赶着大车来做第一次的搬运。萝莎丽为了照顾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并作适宜的安置，陪着她儿子一起去了。

当留下约娜一个人时，她又陷入一阵绝望的痛苦中。她从这一间屋子走到那一间屋子，四处徘徊，有时狂热地抱吻一切她所不能带走的东西，客厅挂毡上的大白鸟，古老的高脚烛台，遇到什么就吻什么。她眼眶里挂着眼泪，发疯似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然后她又出门去和大海“道别”。

这时已近九月底了，低沉而灰白的天空笼罩着大地；愁惨而黄浊的海浪，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她在悬崖上伫立了很久，种种痛苦的回忆在她脑海中翻腾。直到夜色降临时，她才走回去。这一天她心里的感受，不亚于她生平最悲痛的日子。

萝莎丽已经回来，正在家里等着她。老使女对新房子非常满意，说比这远离公路死气沉沉的庄园痛快多了。

约娜整整地哭了一个晚上。

农庄上的人自从知道白杨山庄已经卖出去，对约娜就不是那样有礼貌了，在背后管她叫“疯婆子”，原因是什么也不很知道，想必他们从敌意的本能出发，觉得她那病态的娇气愈来愈严重了，胡思乱想更厉害了，种种倒霉的事情使她那可怜的灵魂已经失去了常态。

临走的前一天，她偶然走进马房里去。一声吼叫使她吃了一惊。原来是屠杀。几个月以来她都没有想到这条狗。它已活到超出了一般狗的年龄，眼睛也瞎了，身子也瘫痪了，仍然躺在那张草荐上，全仗厨娘吕迪芬给它一点照料。约娜把它抱了起来，亲着它，把它带进屋里。它的身子变得又粗又圆，像一个装酒的木桶，走路时四条腿僵硬得摆也摆不稳，叫起来就像儿童的玩具木狗一样。

最后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前一夜约娜睡在从前于连的卧室里，因为她自己的房间已经搬空了。

她起床时非常疲乏，喘着气，就像刚跑过了一大段路似的。院子里停着一辆车子，装满了衣箱和最后的一些用具。后面还有一辆双轮敞车，是准备给女主人和使女乘坐的。

只有西蒙老爹和厨娘吕迪芬暂时还留在庄园里，要一直等到新主人到来；那时他们就将各回自己的亲戚家去。约娜给他们安排了一笔数目不大的年金，此外他们自己也都有一点积蓄。他们都是家里多年来的老用人，现在变得既啰嗦，又没有什么用处。马里于斯成家之后，早就不在庄园了。

八点光景，天下雨了。这是一场寒冷的细雨，乘着海上的微风轻轻地飘着。他们不得不用油布盖在车上。片片木叶从树上吹落下来。

几杯牛奶咖啡在厨房的桌上冒着热气。约娜坐下去，拿起自己的一杯，小口小口地喝着，然后站起身来，说道：“我们走吧！”

她戴上帽子，围上披肩，正当萝莎丽替她穿套鞋时，她哽咽着叹道：

“孩子，你还记得吗，我们从卢昂动身到这里来时，那一天下着多么大的雨啊！……”

她突然起了一阵痉挛，双手抚着胸口，仰面倒下去，失去了知觉。

她像死了一样昏过去足有一个多钟点；然后她睁开眼睛一面抽搐着，一面簌簌地流着眼泪。

她稍稍平静下去的时候，浑身觉得那么软弱，连站也站不起来了。萝莎丽害怕迟迟不走又会发作，便出去把她儿子找来。母子俩托着她，把她送进车厢，让她坐在那条漆皮的长木凳上。老使女也上了车，坐在她的身旁，拿毯子替她裹住腿，把一件大斗篷盖在她的肩上，然后撑开雨伞遮在她的头上，向她儿子喊道：

“德尼，快一点，我们走吧！”

年轻人跳上车子，挤在他母亲身边，因为凳子不够宽，只搁下了一条腿。他抽动鞭子，马便放开步子奔跑起来，一上一下，把车上的两个妇女震得东倒西歪。

到村口拐弯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人在大路上徘徊，那正是托耳彪克神甫，他像在那里窥伺他们的起程。

他站住让车子过去。他生怕溅着路上的泥水，便用一只手撩起法衣。他那穿着黑袜子的两条细腿，伸在一双沾满烂泥的大皮鞋里。

约娜为了免得和他照面，低着头；萝莎丽对事情前后的经过完全清楚，这时生气极了。她嘴里咕噜着：“坏蛋！坏蛋！”接着拉住她儿子的手，吩咐说：“赶快抽他一鞭子！”

年轻人趁车子经过神甫面前时，让那转得很快的车轮突然冲到车辙里，哗啦一声，把神甫从头到脚溅了一身泥浆。

萝莎丽快活极了，转过脸去向他伸伸拳头，神甫却在那里用一条大手绢擦着泥水。

他们又走了五分钟之后，约娜忽然嚷道：

“我们把屠杀忘掉了！”

车子只好停下来，德尼下了车，跑回去找狗，萝莎丽拉着马缰。

年轻人终于抱着那条脱了毛、胖得不成样子的狗走了回来，他把狗搁在两个妇人的腿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