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不在家，拉夫列茨基走进她的书房，看见地上有一张仔细折起来的小纸条。他顺手把它捡起来，顺手把它展开，看到了用法语写的如下的信：

亲爱的天使贝特西！（我怎么也不能称你Barbe 或是Bapbapa——Varvara）。我在街心花园的拐角上空等了你好久；明天一点半到我们的小房子里来吧。你那好心的胖子（ton gro bonhomme de mari）那时候总是埋头在他的书本里；我们可以再唱你教给我的你们的诗人普斯金（de votre poёte Pouskine）的那首歌：“年老的丈夫，严厉可怕的丈夫！”一千次吻你的小手和小脚。我等着你。

爱涅斯特

拉夫列茨基一时不明白他看到的是什么；他又读了一遍——他的头眩晕起来，脚下的地板好像风浪颠簸着船上的甲板在晃动。在同一瞬间，他叫喊，他叹息，同时也哭了起来。

他失去了理智。他是那样盲目地信任自己的妻子。欺骗和变节的可能，他在头脑里从不曾想过。这个爱涅斯特，他妻子的这个情夫，是一个大约二十三岁的小白脸，浅黄头发，翘鼻子，两撇小胡子，在她相识的人中间，几乎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几分钟过去了，半点钟过去了；拉夫列茨基仍旧木立着，手里紧攥着那张致命的字条，茫然地望着地板；透过一阵黑色的旋风，他似乎看到一张张苍白的脸；他的心痛苦地紧揪着，他觉得他在下沉，下沉，下沉……下面是无底的深渊。一阵熟悉的、绸衣服的轻微窸窣声使他脱离了麻痹状态。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戴着帽子，披着肩巾，散步完毕匆匆地回来。拉夫列茨基浑身颤抖着冲了出去；他感到，在这一刹那，他能把她撕个粉碎，把她打个半死，照庄稼汉那样，亲手把她掐死。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非常惊讶，想拦住他；他只能低低地说了一声：“贝特西”，就从家里跑了出去。

拉夫列茨基雇了一辆马车，让车夫送他到城外去。整个下午和整个夜晚直到天明，他一直在信步乱走，不时停下脚步，惊讶地摊开双手：他时而感到要发疯似的，时而觉得似乎很可笑，甚至觉得高兴。清晨，他冷得要冻僵了，就来到郊区一家破破烂烂的小客栈，开了一个房间，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忽然一阵哈欠连天。他几乎支持不住了，他浑身乏力，却并不感到疲倦，然而疲倦却起了作用：他坐在那里，眼睛虽然望着，心里却什么都不明白。他不明白他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空落落的、陌生的房间里，四肢发木，嘴里发苦，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他不明白，是什么使她，瓦里娅，竟会委身给这个法国佬，她明知自己是不忠实的，怎么还能照常那样镇静，对他还能照常那样亲热、信赖！“我一点也不明白！”他的焦干的嘴唇喃喃地说，“现在有谁能向我保证，说不定在彼得堡……”这句话没有说完，他又打起哈欠，浑身发抖，瑟缩着。快乐的回忆和阴郁的回忆同样地使他痛苦；他突然想起，几天前，她当着他和爱涅斯特的面，坐在钢琴前唱起了：“年老的丈夫，严厉可怕的丈夫！”他想起了她的面部表情、眼睛里异样的光辉和颊上的红晕，——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要去对他们说：“你们可别跟我来这一套；我的曾祖父常常把农民的肋骨穿着吊起来，我爷爷本人就是个庄稼汉”，然后把他们俩一齐杀死。有时，他突然觉得，他所遇到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甚至还不是梦，只不过胡思乱想，只要抖擞一下精神，朝四周环顾一下，一切都会……他当真朝四周环顾了一下，结果，痛苦却像鹰爪抓住小鸟似的，越来越深地扎进他的心里。除了这种种痛苦之外，再过几个月拉夫列茨基就要做父亲了……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他的全部生活都被毁了。他最后返回巴黎，住在一家旅馆里，派人把爱涅斯特先生的字条送给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并附了这样一封信：

附去的纸条会向您说明一切。附带说一声，我真不能理解：像您这样一个一向非常细心的人，怎么会丢失这样重要的文件。（为了这句话，可怜的拉夫列茨基反复推敲了几个小时。）我不能再见您；我想，您也不会想见我。我一年给您一万五千法郎，再多我给不起。请把您的通信地址寄给我乡下的账房。您想做什么，想住在哪里，一切悉听尊便。祝您幸福。不必复信。

拉夫列茨基在给妻子的信里虽说不必复信……但是他心里却等待着，渴望着复信，——对这件令人不解、不可思议的事情作出解释。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当天就复了他一封用法语写的长信。这封信使他彻底死了心；他最后的怀疑都消失了——他甚至惭愧他还存有过怀疑。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没有为自己辩白：她只希望能见他一面，求他对她不要这样绝情。信写得冷淡勉强，虽然有的地方可以看出泪痕斑斑。拉夫列茨基苦笑了一下，让来人转告她说，一切都很好。三天后，他已经离开巴黎：然而他不是回俄国，而是去意大利。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意大利；事实上，无论去哪里，在他都无所谓——只要不回家就行。他把付给妻子赡养费的事通知了他的村长，并且吩咐立即把科罗宾将军经管的产业方面的事务，全部收回，不必等待清理账目，就打发将军阁下离开拉夫里基。他非常逼真地想象着被逐的将军的那副狼狈相和徒然装出的威风，因此，尽管他万分痛苦，却不由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悦。同时，他又写信给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请她回到拉夫里基，还寄给她一份全权委托书。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没有回拉夫里基，还亲自登报声明将委托书作废，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拉夫列茨基蛰居在意大利的一座小城里，很久都不能使自己不去注意妻子的踪迹。他从报上知道，她离开了巴黎，按原计划去巴登-巴登；她的名字很快又在那位麦歇茹里署名的小文章里出现。在这篇小文章里惯常的戏谑后面，透露出一种深切的友好的同情；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读了这篇东西，感到非常恶心。后来他知道，他有了一个女儿；两个月后，他接到村长的通知，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支走了她的三分之一的赡养费。再后来，她开始丑声远播，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最后，所有的杂志都登载了一个悲喜剧式的故事，闹得沸沸扬扬，他的妻子在那里面扮演了一个令人不齿的角色。一切都完了：瓦尔瓦拉·帕夫洛夫娜成了“名人”。

拉夫列茨基不再注意她的行踪，然而情绪却未能很快稳定下来。有时他对妻子怀着那样刻骨的思念，他觉得他可以不惜一切，甚至可以……饶恕她，只要能够再听到她的温柔的声音，再握住她的纤手。然而，时光并没有白白地流逝。他生来不是一个有了痛苦不能自拔的人；他的健康的天性占了上风。许多事情他都明白了；他觉得，使他极端震惊的那个打击，也并非不可预料；他已经了解他妻子的为人了，——对亲近的人，只有在和他分开以后才能充分了解。他又能够学习和工作了，虽然远不及以前那样热心：他的生活阅历和教育给他养成的怀疑主义，完全深入了他的心灵。他变得对一切都极其冷漠。四年过去了，他才感到自己能够回到祖国，会见亲人了。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没有停留，径直来到O市，——我们就是在这里和他分手，现在我们就请对我们怀有好意的读者和我们一同返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