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坐火车回伦敦的路上，我那节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乘客。当火车把南部丘陵甩在身后，飞速穿过苏塞克斯旷野时，我在过道里来来回回地走，努力让自己不要那么激动。我坐了几分钟，然后又站起身。我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坚持到底。我应该等到他上完课，逼着他跟我一起共进午餐，把这件事说深说透，让他点头同意。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走的时候没有带走他的家庭地址。连这个也没有。我们之间也许发生了点什么，也许没有，不过那只是碰了一下而已——简直什么都算不上。我应该留下来，让这层关系再发展发展，走的时候手里多少再掌握一点东西，一座通往我们下次约会的桥梁。比如在那张想替我说话的嘴上印上深深一吻。衬衫纽扣之间的那截皮肤，肚脐边缘的一个凹涡里的那根灰白的毛，还有那轻盈纤瘦的像孩子一样的身体，都让我心烦意乱。我拿起他的短篇接着读下去，可是很快就走神了。我想可以在海沃兹希斯下车，杀个回马枪。如果他没有抚摩我的手指，我还会这么烦恼吗？我想我也会。那么，他大拇指的动作会不会纯粹是个意外？不可能。他就是那个意思，很明显。留下来。可是，当火车停下时，我没动，我不相信自己。看看过去吧，我想，当我向马克斯奔去时，发生了什么。

塞巴斯蒂安·莫雷尔在伦敦北部的塔福耐尔公园附近的一家大型综合性中学里教法语。他的太太叫莫妮卡，膝下有两个孩子，女孩七岁，男孩四岁，住在芬斯伯里公园附近的一栋租来的联排屋里。塞巴斯蒂安的工作繁重，毫无意义，收入菲薄，学生既没教养又不服管。有时候他会耗上一整天维持课堂纪律，宣布那些他自己都不相信会管用的惩罚措施。让他吃惊的是，这些孩子对基础法语技能是那么冷淡。他想让自己喜欢他们，可是他们是那么无知，那么喜欢挑衅，还有，但凡是他们里面有谁胆敢对读书流露出一点兴趣，他们就会对他极尽嘲弄、尽情欺侮，这些实在让他反感透顶。他们几乎人人都巴不得早一点离开学校，然后找一份根本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工作，要不就马上怀孕，或者靠一点失业救济金勉强度日。他想帮助他们。有时候他可怜他们，有时候他又得竭力压制自己对他们的鄙视。

他三十刚出头，精瘦而结实，精力很旺盛。在曼彻斯特读大学时，塞巴斯蒂安曾是个狂热的登山爱好者，领着一拨人远征挪威、智利和奥地利。不过如今他再也不会出远门攀高峰啦，因为他的日子过得太紧，钱也好时间也好，从来都不够，再说他的精神也萎靡不振。他塞在帆布袋里的登山装备搁在楼梯下面的壁橱里，正好搁在胡佛吸尘器、拖把和水桶后面。钱始终是个问题。莫妮卡接受过师范培训，本来应该当小学教师。可如今她只能待在家里照看孩子和房子。她干得不错，堪称慈母，两个孩子都招人喜欢，可是，那仿佛与塞巴斯蒂安的情绪互为镜像的焦虑感与挫败感不时发作，让她备受折磨。鉴于他们只是在一条邋遢的街上租了一栋那么小的房子，那房租委实高得离谱，至于他们九年的婚姻，本来就够平淡的了，再加上他们俩整天忧心忡忡，工作艰辛繁重，便愈显无聊，偶尔吵上两架——通常是为了钱——那更是雪上加霜。十二月的某天——三天以后这学期就要结束，昏暗的向晚时分，他走在街上，遭人抢劫。那天莫妮卡让他趁着午餐时间到银行跑一趟，从联名存款账户里取七十英镑出来，供她在圣诞节买点礼物请个客什么的。这笔钱几乎是他们的所有积蓄。当时他刚拐上他们住的那条既狭窄又昏暗的街，离自家大门只有一百码，突然听到背后响起脚步声，有人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他转过身，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自西印度群岛，手里攥着一把硕大的刃上带着锯齿的切肉刀。有几秒钟光景，两人站得很近，相距不到三英尺，默默地互相对视。让塞巴斯蒂安心乱如麻的是，这男孩情绪激动，手里握着刀不停打颤，满脸惊恐。局面随时会失控。男孩用发抖的声音问他要钱包。塞巴斯蒂安缓缓举起手伸向外套的内袋。他要送出去的，是自家孩子的圣诞节。他知道自己比那男孩更强壮，他在琢磨，掏出钱包时可以趁势出击，冲着他的鼻子狠狠打上一拳，再将他的刀夺走。

然而，除了那孩子的激动情绪之外，还有别的因素让塞巴斯蒂安迟疑不决。在教师办公室里，通常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共识：犯罪，尤其是入室或者拦路抢劫，都是由社会不公引起的。抢劫犯都很穷，他们平生得不到公正的机会，简直不该指责他们拿走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塞巴斯蒂安本人也持这样的观点，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没有多想。事实上，那甚至都不能算是什么观点，这只是弥漫在教养良好的人士周围的一种宽容的氛围。那些谴责犯罪的人同样也会谴责在街头涂鸦、乱扔垃圾，他们对于移民、工会、税收、战争和绞刑，往往持有一整套教人反感的理论。因此，出于自尊，一旦遭人抢劫，切莫耿耿于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于是他把钱包递过去，那个贼拿起来就跑。塞巴斯蒂安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往回朝着高街方向走，去警察局报案。当他跟内勤队长说话时，他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下三滥或者告密者，因为警察显然是那个逼着人民去偷窃的社会制度的代理人。内勤队长对此事颇为重视，他一直在问那把刀，问刀刃的长度，问塞巴斯蒂安能不能看到刀柄，这让塞巴斯蒂安越来越不安。持械抢劫当然是很严重的罪名。那孩子可能得蹲上好几年监狱。尽管队长告诉他，就在上个月，有个老太太想保住她的钱包，结果被一刀毙命，也没有驱散塞巴斯蒂安的不安。他根本不该提那把刀的。他一边沿着那条街往回走，一边后悔刚才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去报案。他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也算个中产。他应该为自己负责。他再也不是那种把自己的人生悬在绳索上，踩着陡峭的花岗岩峭壁往上攀登，对自己的敏捷身手以及力量和技术深信不疑的家伙了。

抢劫事件标志着他的婚姻走向衰败。尽管莫妮卡对此事不置一词，但显然她不相信他的话。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回家的时候浑身酒气，骂骂咧咧地说有人把他们过节的钱抢走了。那年圣诞过得惨极了。他们只好去问她那位傲慢的哥哥借钱。她的不信任让他愤愤不平，他们互相疏远，只能看在孩子的分上，装模作样地欢度圣诞，越是装得辛苦，他们的关系就愈发苍白冰冷，只落得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想到她把他看成了骗子，他的心里便仿佛被荼毒了一般。他工作勤奋，对她忠诚不贰，凡事都不会对她保密。她怎么敢怀疑他！某天晚上，等到内奥米和杰克上床睡觉以后，他就逼着她说相信他关于抢劫事件的说辞。她一下子火冒三丈，既不肯说相信也不说不信。她把话题扯到别处去，这是吵架时常用的技巧，他恨恨地想，她向来精于此道，他也应该学会这一招。她对现在的生活反感透了，她对他说，反感靠他挣钱，反感整天待在家里，而他却可以在外面打拼事业。他们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交换呢？——他待在家里干家务、看孩子，她去找回她的事业，重新出发。

甚至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也觉得这样的前景是多么鼓舞人心。他再也不用面对那些讨厌的、上课没有片刻安宁也从来不肯好好坐着的孩子们了。他可以不用再假装关心他们到底有没有说过一个法文单词。而且他喜欢跟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他可以送他们上学，带他们去操场，在接杰克回来给他吃午餐之前，还能留几个钟头给自己，也许能实现当年未竟的理想，写点儿什么。然后，下午管管孩子，干点轻松的家务活。太爽了。让她去为那点工资卖命好了。可是，眼下他们正在吵架，他可没有投其所好、皆大欢喜的情绪。他硬生生地把莫妮卡拉回到抢劫案的话题中。他再次斥责她胆敢把他当成骗子，他叫她自己跑到警察局里看看他陈述的案情。她以牙还牙，从屋里跑出去，狠命甩上身后的门。

自此，屋里鸦雀无声，弥漫着一股酸涩的气息，假日一过，他便回去上班。学校里一如既往地糟糕。那些孩子正在从当下的文化里尽情地吸收一种自以为是的反叛精神。大麻，烈酒和烟草成了操场上的硬通货，而老师们——包括校长在内——个个困惑不解，半是相信这种叛逆的气氛乃是自由与创意的标志，所以他们应当予以理解宽容，半是警觉如今教学形同虚设，学校即将完蛋。无论“六〇后”到底是怎样一伙人，反正他们已经戴着一副不祥的面具步入了七〇年代。那些据说让中产学生“平静而轻盈”的药物如今在侵害那些在刀尖上讨生活的城市底层人的未来。十五岁大的孩子来上塞巴斯蒂安的课，有的刚吸过大麻，有的喝得醉醺醺，还有的既吸过大麻又喝了酒。比他们更小的孩子在操场上嗑迷幻药，只好派人把他们送回家去。小学生毕业以后在校门口卖毒品，公然带着他们的器物站在那些推着折叠式童车的妈妈们身边。校长心惊胆战，每个人都心惊胆战。

塞巴斯蒂安每天上课时总是拔高嗓门喊，快下班时喉咙常常嘶哑。慢慢地走回家能让他略感安慰，从一个惨淡的环境通往另一个惨淡的环境时，他可以独自想想心事。如今莫妮卡每周四晚在外面上课——瑜伽，德语，天使学，这让他松了一口气。其余的日子，他们回到家也绕着对方走，只有碰上家务问题才聊几句。他睡在空置的客房里，跟孩子解释说他打呼噜弄得妈妈睡不着。他已经准备辞职不干，让她回去上班。可他不会忘记，她以为他是那种会用一顿豪饮把孩子们过圣诞节的钱挥霍殆尽的男人。而且挥霍完还撒谎。显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已经失去了互相信任，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危机。跟她互换角色只是表面文章。他想到可能会离婚，心里不由一阵惊恐。

那样会招来多少争吵，闹出多少蠢事啊！他们怎么能让内奥米和杰克遭受这样的痛苦呢？他和莫妮卡有责任把这件事解决好。可他不知道从何下手。他只要一想到那男孩和他手里的切肉刀，怒火就重新燃烧起来。莫妮卡拒绝相信他，拒绝信任他，这一点拉断了他们之间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纽带，在他看来，这压根就是一场骇人听闻的背叛。

此外还有钱的问题：钱一直都不够。一月份他们那辆已经开了十二年的车需要换一只新离合器。这样一来，把钱还给莫妮卡哥哥的时间就得推迟——直到三月初这笔债才还清。一周之后，某天午饭时间，塞巴斯蒂安正在办公室里，学校秘书跑来找他。他太太要他去听电话，有急事。他匆匆赶往办公室，一路上被惊恐折腾得直犯恶心。以前她从来没在他上班时打来过电话，肯定是坏消息，弄不好跟内奥米或者杰克有关。因此，到头来当她告诉他那天上午有人上门闯窃时，他反倒松了一口气。那天送走孩子们之后，她先是去了约好的门诊，然后逛商店。她回到家时，大门开着。窃贼从后花园进来，打碎房子后面的一扇窗，抬起窗钩，爬进屋里，把东西一锅端，然后从大门出去。丢了什么？她一样样列出来，声调毫无感情色彩。他那台珍贵的、一九三〇年代的禄来福来双反照相机——那是多年前他在曼彻斯特获得一项法国奖以后用奖金买的。还有他们的晶体管收音机，他的莱卡双筒镜和她的吹风机。她顿了一下，然后用同样平板的声调告诉他，他所有的登山装备都给拿走了。

直到这一刻，他才觉得有必要坐下来。刚刚一直在旁边转悠的秘书知趣地离开办公室，关上门。那么多苦心积攒多年的好东西，那么多让人伤感的价值，当年在暴风雨中，从安第斯山脉上下来的路上，他还用其中一条绳子救过朋友的命。尽管这一切损失都能找保险公司理赔——对这一点塞巴斯蒂安也颇为怀疑——可他心里明白，他再也不可能再去买这样的登山装备了。这样做太奢侈了，还有那么多别的更重要的东西得买。他的青春都给偷走了。把他的正直、善良的好脾气也一并带走了，他禁不住想象自己如何用双手卡住小偷的气管。他摇摇头，把这画面甩掉。莫妮卡正在告诉他，警察已经来了。那扇打破的玻璃窗上沾有血迹。不过小偷似乎戴着手套，所以没留下指纹。他跟她说，能把他的装备从壁橱里拿出来，再迅速从屋里运走，那闯窃的肯定至少有两个人。是，她用她那全无起伏的声调赞同道，肯定至少有两个。

当晚，他在家里忍不住自虐了一番，打开楼梯下的壁橱，盯着原来放那套装备的空地发呆。他把被贼放倒的水桶、拖把和刷子扶直，然后下楼察看他原来搁照相机的杂物抽屉。这小偷倒挺识货，只有吹风机不太重要，因为家里有两个。刚刚过去的这场磨难，这场对家庭隐私的攻击，并没有拉近塞巴斯蒂安与莫妮卡的距离。他们稍稍商量了几句，决定不把闯窃的事情告诉孩子，然后她就去上课了。此后几天他的情绪格外低落，简直打不起精神填写理赔申报单。那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夸下“可靠保障”的海口，可是理赔清单上的小字既吝啬又严苛。照相机只能赔付原价的一小部分，而那套登山装备压根就赔不了，因为他列不出详细价目单。

他们又恢复了共度无聊时光的常态。闯窃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那位学校秘书在下课时间找到塞巴斯蒂安，告诉他有位先生正在办公室里等着见他。实际上那人是在走廊里等他，胳膊上还搭着一件雨衣。他自我介绍是刑侦督察巴恩斯，有事找他谈谈。莫雷尔先生是否愿意下班后顺便到警察局去一趟？

几小时之后，他回到当初报圣诞抢劫案时接待过他的那张桌子。他待了半小时，一直等到巴恩斯空下来。刑侦督察先道了个歉，然后领着他沿着混凝土阶梯走了三段，引他走进一个狭小而昏暗的屋子。墙上装着一块折叠式屏幕，屋子中央有一台投影仪，搁在一只看起来像吧凳的东西上面。巴恩斯示意让塞巴斯蒂安坐下，然后开始讲述一个成功的圈套。一年以前，警方在一条小街上租了一个破旧的小店，在里面安插了几个便衣警察。这家店专门收购二手货，这样一来，窃贼带着赃物进门时的样子就能给拍下来。随着几桩诉讼案开始启动，这套伪装已经暴露，店也关了。可是仍然有几个疑点悬而未决。他关了灯。

一台隐藏的摄像机安置在“店员”身后，正好能拍到店门通往街道的镜头，前景就是柜台。塞巴斯蒂安猜测他将会看到那个打劫他的小伙子踏进店门。只要他成功指认，那桩持械抢劫案就能顺利告破，于是万事大吉。可是塞巴斯蒂安完全猜错了。那个拎着手提箱进来，拿出一台收音机、一台照相机和一只吹风机放在柜台上的人，是他的妻子。她就在那里，穿着多年前过生日时他送她的外套。她碰巧转过头朝摄像机方向看了一眼，就好像看见了塞巴斯蒂安，还在说，你瞧啊！录像没有声音，只看到她跟店员说了几句，然后两人一起出门，过一会儿回来时拖着三个重重的帆布袋。汽车一定停在门外。店员先是费力地察看每个袋子里装着什么，然后绕回到柜台后面，扫视这些物品。接下来难免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道荧光打在莫妮卡脸上。在某种紧张兮兮的状态中，她显得生气勃勃，甚至得意洋洋。她一直在微笑，有一次还被便衣警察讲的笑话逗得放声大笑。他们说定了一个价钱，钞票一张张数出来，然后莫妮卡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她停下来做了个道别的手势，比单单说一句“再见”显得更刻意一点，她一走，屏幕就黑了。

刑侦督察关掉投影仪，打开灯。他颇有歉意。他们本来可以起诉的，他说。浪费警力时间，滥用司法程序，诸如此类。然而，显然这是一桩家务事，塞巴斯蒂安得自己决定该怎么做。两个男人一起下楼，出门，上街。刑侦督察握住塞巴斯蒂安的手，说自己非常抱歉，他看得出这局面很糟糕，他祝他好运。接着，回警察局之前，他又补充说，在商店里执行任务、做过柜台交易对话记录的警队人员认为，“莫雷尔太太可能需要帮助”。

回家路上——他是不是从来没走得这么慢过？——他本来想在同一个酒吧停下来，再喝一杯好让自己打起精神来，可是他口袋里连喝半品脱的钱都没有。也许这样也不错。他需要清醒的头脑，清新的呼吸。他用了一个小时才走到家里。

他进门时她正和孩子一起下厨。他在厨房门口徘徊，看着他这个小小的家围着一块蛋糕转。随着母亲喃喃地发出指令，杰克和内奥米热切地点着他们可爱的小脑瓜，这一幕真让人伤感。他上楼，躺在客房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他觉得身子重重的，累极了，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震惊而休克。不过，尽管今天听到了这么可怕的真相，现在让他烦恼的却是另一种同样让他震惊的情绪。震惊？这个词儿准确吗？

刚才在楼下看着莫妮卡和孩子的时候，有一刹那，她回过头，目光越过肩膀落到他身上。他们四目相接。他是那么了解她，这样的眼神他看到过多次，每次都为之雀跃。那眼神里含着很多承诺。那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提议，等到时机合适，等到孩子入睡，他们要抓住机会把所有家务琐事彻底遗忘。鉴于事情有了变化，鉴于他刚刚知道的真相，他应该厌恶她才对。可是这个眼神还是让他兴奋不已，因为它来自一个陌生人，来自这样一个女人：他对她一无所知，只晓得她显然很有破坏欲。他看她演了一出默片，并且意识到他从来就不懂她。他完全看错了她。她再也不是他熟悉的人了。厨房里，他用新鲜的目光打量她，仿佛平生第一次发现她有多美。美丽而疯狂。眼前这位是他刚刚邂逅的，好比在一场派对上，房间里人头攒动，他一眼看到她在屋子另一头，是那种只凭一个确凿无疑的眼神，就能发出既危险又刺激的邀请的女人。

自从结婚以后，他就一直恪守忠诚。现在看来，他这么忠实，倒成了人生的又一个大局限、大败笔。他的婚姻完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他怎么还能跟她一起生活呢？他怎么还能相信一个把他的东西偷走还要撒谎的人呢？完了。不过这样一来，就有机会来场外遇了。一场疯狂的外遇。如果她需要帮助，那么这就是他能够伸出的援手。

那天晚上他和孩子一起玩，跟他们一起清理仓鼠笼子，帮他们穿上睡衣，给他们念三遍故事，第一遍一起听，第二遍单独念给杰克听，最后单独念给内奥米。有时候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人生有点意义。多么惬意啊，干净床单散发的清香，呼吸中都是薄荷牙膏的气味，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到虚幻的历险记；多么感动啊，看着孩子的眼皮愈来愈重，却还挣扎着想过完一天中无比珍贵的最后几分钟，末了，他们终于败下阵来。他一边管着孩子，一边感觉到莫妮卡在楼下忙活，他清清楚楚地听见烤箱门砰砰砰地关上过几次，一个简单而诱人的逻辑让他蠢蠢欲动：只要有吃的，只要他们能在一起吃点东西，就会有性。

等他下楼时，他们那个小小的起居室已经打扫干净，餐桌上的垃圾也给清空，唯有烛光摇曳，高保真音响里放着亚特·布雷基的音乐，桌上有一瓶酒，陶盘上盛着一只烤鸡。当他想起警察局的“电影”时——他的思绪总是忍不住回到那里——他恨她。当她穿着让人眼前一亮的短裙和衬衫从厨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两个玻璃酒杯时，他要她。现在没有爱情，没有满含内疚的爱的回忆，没有对爱的索求，而这正是一种解脱。她成了另一个女人，阴险狡诈，满嘴谎言，全无善意，甚至冷酷无情，而他要跟她做爱。

进餐时他们故意不谈这几个月来让他们的婚姻几近窒息的那团乌云。他们甚至不像以前那样说孩子的事儿。他们聊的是昔日美满的度假时光，聊以后等杰克再长大一点他们准备带着孩子到哪里度假。都是装出来的，这些计划根本不会实现。然后他们聊政治，聊罢工，聊紧急状态，聊他们觉得议会、城市、整个国家的“自我意识”行将崩溃——所有的崩溃他们都聊到了，就是没有说他们自己。她一边说，他一边细细打量她，他知道每个词都是谎言。她的想法难道会跟他不一样？她难道不觉得，经过这么久的沉默，他们居然还能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这有多么了不起吗？她指望只要做一场爱，就能把所有的事情一笔勾销。而他更想要她。当她顺便问起理赔申报单，同时表达关切时，他对她的欲望，甚至越发强烈。惊艳。多好的演员。这情形就好像她在独自表演，而他正透过猫眼偷窥她。他不想当面揭穿她。但凡他这么做，他们一定会吵起来，因为她会矢口否认。或者她会告诉他，她经济上只能靠他，所以被迫出此下策。而他就只能指出，他们所有的账户都是联名的，他的钱跟她一样少。像现在这样，他们非但可以做爱，而且他至少还能知道，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上床。他将跟一个骗子加小偷一起做爱，跟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女人做爱。而反过来她也会说服自己，她是在跟一个骗子加小偷做爱。她这么做，秉持的是宽恕之道。

在我看来，汤姆·黑利在这顿告别烤鸡大餐上花费了太多笔墨，重读此文时，这一段显得格外冗长。没必要提什么蔬菜，没必要告诉我们那瓶酒是勃艮第产的。此时我的火车快要到克拉彭站，我翻了几页直奔结局。我忍不住把这些都跳了过去。我可不想标榜自己有多么老练纯熟——我就是那种头脑简单的读者，情不自禁地把塞巴斯蒂安当成汤姆的替身，他跟汤姆具有同样的性能力，也跟他一样体验着同等程度的性焦虑。每当他笔下的某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跟另一个女人眉来眼去时，我就会焦躁不安。不过我也很好奇，非得看个真切。如果说莫妮卡既疯狂又撒谎成性（她学的“天使学”是什么玩意？），那么塞巴斯蒂安身上多少有点既费解又阴暗的东西。他决定不当面揭穿老婆的骗局，这可能是为了满足性欲，冷酷地耍了一把手腕，也可能很简单，只是出于怯懦，出于一个典型英国人宁肯避免现开销、不愿把场面闹大的脾性。这一段可没法让人对汤姆产生什么好印象。

多年来，塞巴斯蒂安在床上向来顺着妻子，那一套经过反复操练早就熟门熟路，所以顷刻间他们便脱光了衣服抱在一起滚到床上。这段婚姻长得足够让他们俩对彼此的需求了如指掌，长达数周冷漠的禁欲时光当然也能算是一点情趣作料，可是这些都没法解释为什么此刻的激情如此澎湃，简直要把他们淹没。他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温暖惬意的节奏被粗暴地扔到一边。他们饥渴而狂暴，放浪形骸，忘情嘶吼。有一瞬间，隔壁房间的小内奥米在睡梦中喊了一声，黑夜里骤然响起一声清脆纯净、声调上扬的呜咽，他们起初还以为是一只猫。两个人一下子僵住了，一直等到她消停下来。

接着便是这出“逢‘床’作戏”的最后几句，两个人物在焦虑中登上了高潮的巅峰。接踵而至的将是一片孤寂，那是纸面之外的事了。读者有幸，不必看到最坏的部分。

那喊声是如此冰冷苍凉，以至于他想象他的女儿在梦中看见了无可逃遁的未来，看见了即将降临的所有困惑与悲伤，他觉得自己在恐惧中缩成了一团。然而，这一刻到底还是过去了，塞巴斯蒂安与莫妮卡很快又沉下去，也可以说是升上来，因为他们时而泅泳、时而翻滚于其中的空间，似乎已经毫无客观实在，只有感觉，只有快感，那快感是那么集中那么尖锐，那么近似于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