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祈祷什么？你会问我，我祈祷什么？我不去教堂祈祷，而是在家……早晨或者晚上，所有人都睡下之后。

我想要爱，想要爱！我为我的爱情祈祷。可我……（话头断了。我看得出她不想说）回忆？也许无论如何我该抛开自己的这些念头……抛开……我没读过这方面的书，没看过这方面的电影……我看过打仗的电影。我奶奶和我爷爷回忆说，他们没有童年，只有战争。他们的童年就是战争，而我的童年就是切尔诺贝利。我就从那里来……你就这么写，没有一本书帮过我，书里什么也没说。剧院和电影也一样。我搞懂这些不靠它们，只能靠自己。我们亲身体验了这一切，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靠脑子无法理解。我的妈妈不知所措，她在中学教俄语和文学，老让我按照书本生活。突然这些书都没了，妈妈就张皇失措……她没有书就不会生活。没有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她不会生活……

回忆？我想，也不想回忆……（这句话好像是说给自己的，也可能是和自己争辩）假如学者一无所知，假如作家一无所知，我们就用我们的生与死帮助他们了解。我妈妈是这样认为的……而我不想考虑这些事情，我想做幸福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幸福？

我们住在普利皮亚季，核电站旁边，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我家在一栋大楼的五层，窗户就对着电站。四月二十六日……很多人后来说，他们确实听见了爆炸声……我不知道，我们家谁也没有听到。早晨我像平常一样醒来，去看书。我听到了嗡嗡声，隔窗望去，看到楼顶上悬着一架直升飞机。天哪！在班上又有人说了！我们那时完全无法料到……我们以前的生活，到这时就只剩两天了——我们城市的最后两天……如今它已经没了。剩下来的，已经不是我们的城市。我还记得，邻居举着望远镜坐在阳台上，察看火情。我们跟核电站的直线距离大概就三公里。而我们，女孩子和男孩子，我们白天骑自行车去看电站，没有自行车的人还嫉妒我们。没人骂我们。没人！无论家长还是老师。午饭时分，河岸上已经没有渔夫了，他们回来的时候都黑黢黢的，在索契晒一个月也晒不成这样。这是核辐射！电站上的烟云不是黑的，不是黄的，而是蓝的，淡蓝色的。可是谁也没有骂我们……也许，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我们习惯了危险只来自战争：左边炸，右边炸……我们只当这是普通的火灾，普通的消防队员在扑救。

男孩们开玩笑说：“在墓地里排好长队。个子高的先死。”我是小女孩。我不记得恐怖，但我记得很多奇怪的事情。噢，都是不寻常的事情……女友告诉我，她和她妈妈晚上在院子里把钱和金饰埋起来，她们害怕忘记埋的位置。我姥姥退休的时候，有人送她一只图拉产的茶炊，她不知为什么特别惦记那只茶炊和爷爷的奖章，还有一台老式“辛格尔”牌的缝纫机。可我们要把它藏什么地方？我们很快就要疏散了……“疏散”这个词是爸爸从班上带回来的：“我们要疏散了。”就像军事书里描写的……我们已经坐上了大客车，爸爸才想起他忘了东西。他就跑回家，回来的时候拎着两件他的新衬衫，还挂在衣架上，显得很怪异……这不像爸爸会做的事……所有人在大客车上沉默不语，看着窗外。士兵们都是一副阴森森的面孔，他们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戴着口罩。“我们会怎么样？”人们走向他们。“你们干嘛问我们，”他们厉声道，“白色‘伏尔加’就停在那里，当官的就在那儿呢，去问他们。”

我们就这样走了……那天天空湛蓝湛蓝的。我们去哪儿？我们的提包和网兜里是复活节的甜面包和彩蛋。这是战争吗？我只在书上见到过另一种：左边炸，右边炸……轰炸……我们的车开得非常缓慢，因为路上的牲口碍事。牛和马都被赶上了路，空气中充斥着尘土和牛奶的味道……司机们在骂街，冲着放牲口的人嚷嚷：“你们怎么在路上放牲口，娘的？！把放射尘都搅起来了！去田里放，去草地上放多好。”那些人回答说，他们没错，因为踩踏绿油油的庄稼和草，太可惜了。谁也不相信，我们不会回来。人们不返回家园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天我的头有点儿晕，嗓子里发干。老大妈们没哭，哭的都是年轻的。我妈也哭了……

我们到了明斯克……车票是我们花了三倍的价格从女列车员手里买的。她给所有人端茶，却对我们说：“拿你们自己的缸子或者杯子来。”她没有给我们倒茶……是杯子不够，还是什么原因？不！是害怕我们……邻座的人问我们：“你们是哪里来的？”“切尔诺贝利。”那人便离开了我们的包厢，也不让孩子们过来。我们到了明斯克，来到妈妈的女友家。我妈妈至今还羞愧难当，我们穿着自己的“脏”衣服和鞋进了别人家。但是他们接待了我们，还给了我们吃的。邻居过来问：“你家有客人？从哪里来？”“从切尔诺贝利。”他们也匆忙离开……

一个月以后，父母获准去以前的房子。他们带回了厚棉被、我的夹大衣和契诃夫书信全集——妈妈的最爱，好像是七卷本。姥姥，我们的姥姥……她搞不懂为什么不带两罐我喜欢的草莓酱，它们封在罐子里，盖着盖儿，是金属盖……我们在被子上发现了“污渍”……妈妈洗过，用吸尘器清理过，不见效。就交给了洗衣店……可它照样“发亮”……最后，只能将这块“污渍”用剪刀剪去。一切都是我熟悉的，习惯的：被子、夹大衣……可我已经不能盖着条被子睡觉了，也不能再穿这件大衣……我们没钱再买新的，而我又不能穿它……我憎恶这些东西！这件大衣！不是害怕，您知道，是憎恶！这些都可能杀死我！杀死我妈妈！我感到仇恨……但我无法理解这件事……到处都在谈论事故：在家，在学校，在公交车上，在街头。都在和广岛做比较，但谁也不信。要是都不明白的话，怎么信呢？无论你多努力，多努力要去搞明白，可就是搞不明白。我记得，我们从这个城市离开的时候——天湛蓝湛蓝的……

我的姥姥……她在新地方住不惯，一直想家。她在临终前说：“我想吃酸模。”已经好几年不让吃酸模了，因为它最容易吸收辐射。我们把她的遗体运到老家杜布罗夫卡村安葬……那里已经是铁丝网拦起来的隔离区。端着自动步枪的士兵站在那儿，只让大人进去……爸爸、妈妈、亲戚们都过去了，却不让我过：“孩子不行。”我明白，我永远不会再来探望姥姥了……我明白了……在什么书上能读到这些？妈妈承认：“你知道，我恨花草和树木。”她那样说，连自己也害怕，因为她在乡下长大，认识这里所有的草木，而且喜欢它们……以前，我和她在郊外散步的时候，她可以说出每种花和每种小草的名字，冬花、茅香……在墓地……在草坪上……我们铺上台布，摆上吃的和伏特加酒……士兵们用探测仪一量，就把所有东西都扔了，埋了。草和花朵——所有东西都会让检测仪“劈啪”作响。我们还能把我们的姥姥运到哪儿去？

我想恋爱，但我害怕……我害怕爱……我有过未婚夫，但我们取消了婚姻登记申请。您听说过广岛“被炸者”吗？就是那些在原子弹爆炸之后活下来的人……他们只能与同为幸存者的人结婚。我们对切尔诺贝利不写作，也不谈论。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被炸者”。他带我回家，见了他妈妈……他的好妈妈……在工厂里做经济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她参加反共产主义集会，读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个好妈妈，当她知道我来自切尔诺贝利移民家庭的时候，惊讶地说道：“亲爱的，难道你能生育吗？”那时我们已经在婚姻登记处递交了申请……他恳求说：“我可以离开家。我们去租房子住。”但是他妈妈对我说：“亲爱的，对有些人来说生孩子也是罪孽。”恋爱就是罪孽……

在他之前我有过一个男友，是个画家。我们也做过结婚的打算。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一切都好。我到他的画室去，听见他冲着电话狂喊：“你真走运！你不知道你多走运！”他平常是一个平静的人，甚至完全不会冲动，说话连个叹号都没有！为什么突然会这样？后来才知道，他的朋友住在大学生宿舍，他往隔壁房间瞧了一眼，发现那里有个小姑娘上吊了。她用丝袜在通气小窗上上吊……他的朋友把女孩脖子上的丝袜解下来，叫了救护车……我的男朋友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战栗地说：“你不能想象，他看见了什么！经受了什么！他双手托着她……她口吐白沫……”他没有提及女孩的死，并不可怜她。他只是想看见，想记住……然后画下来……我忽然想到，他曾问我电站的火是什么颜色的，问我是否看见了被射死的猫和狗，它们是怎么躺在大街上的，问我人们是怎么哭的，我有没有见过他们是怎么死的。

这件事以后……我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回答他的问题……（一阵沉默之后）我不知道我还想不想和你再见面。我觉得，你看待我的方式，就和他看待我的一样。你就是在观察，记录，对我们做着某种实验，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无法从这种情感中解脱……您不知道这种罪孽为何而来？就是生孩子的罪孽……我没做错什么。

难道我错在想成为幸福的人……

——卡佳·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