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秘密，再没有人知道它。我只和一个朋友讲过。

我是电影摄影师。我去过那里。我们曾被教育：真正的作家出自战争。这话没错。我喜欢的作家是海明威，最喜欢的书是《永别了，武器！》。所以，我去了。可是我到了那里，看到人们在翻菜园子，田里有拖拉机、播种机。拍什么？我搞不懂。看上去没有什么地方爆炸……

第一场拍摄在村里的俱乐部。他们在舞台上放了一台电视机，召集村民过来。人们听戈尔巴乔夫讲话：一切都好，尽在掌控之中。我们拍摄的村子在清除放射性污染，就是清理房顶，运来干净的土壤。但是怎么清洗房顶啊，要是老人们的房顶漏水怎么办？土地得铲掉一锹，要铲掉整个肥沃层，下面只剩黄沙。一个老太太为完成村委会的指示，用铁锹铲走了土，却把厩肥扒拉出来。遗憾的是，我没有拍下这一幕……

不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啊，拍电影的。我们这就给你找几个英雄主人公。”主人公就是老头儿带着个孙子，他俩花两天时间从切尔诺贝利赶来了集体农庄的牛。拍摄后，畜牧工作者在带我去看巨大的深坑——人们用推土机把牛埋在了那里。但是，我不想拍这些。我背对着深坑，以国产纪录片的优良传统拍摄了片段：推土机手正在读《真理报》——标题字写得斗大：“灾难中的国家不会放弃。”甚至还更走运：我看见一只鹳落在田野里。这便是象征！无论什么灾难降临，我们最终都会胜利！生活还在继续……

乡村的道路上尘土飞扬，我已经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尘土，而是放射性尘埃。我把摄影机藏起来，以免落上灰尘，它毕竟是光学器材。五月的天气很干燥，我不知道我们吸了多少灰尘。一周后，我的淋巴发炎了。我们像节省子弹那样节省胶卷，因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要到这里来。事前谁也没告诉我们他会到什么地方，可我们自己猜到了。比如昨天，乘车在路上走的时候还烟尘四起，可今天正在铺柏油，好家伙，铺了两三层呢！于是我就明白了：那里正在等着高层领导呢！我后来就拍摄了这位高层领导，他们迈着方步走在新铺的柏油路上，一丝一毫也不偏离！这些都摄入了我的镜头，但没有放进片子里……

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才是最可怕的。辐射检测员说的是一组数字，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则是另一组。好吧，那里有些事我慢慢才弄明白。啊——啊——啊，我家有小宝宝，有我亲爱的妻子……我得多笨才会到这儿来啊！就算领到一个奖章……妻子也会出走……只能靠笑话缓解心情，用段子麻醉自己。有个流浪汉在废弃的村子里住下来，那里住着四个娘儿们。她们互相问道：“你家男人怎么样？”“这条公狗还往别的村跑呢。”要是你想试着认真到底……你已经在这里了。你已经明白切尔诺贝利……正在铺路……溪水还在流淌。可这事发生了。蝴蝶在飞……美女伫立河畔……可这事发生了。我亲近的人死了以后，我就是这种感觉……太阳照常升起，隔壁人家传来音乐声，燕子在房檐上打架……他却死了。天在下雨……他却死了。您知道吗？我想找到表达情感的词，告诉您我当时怎么想的。说到另外的层面了……

我开始拍摄开花的苹果树，嗡嗡作响的野蜂在周围飞来飞去……苹果花是白色的，那是婚纱的颜色……人们又在干活了，果园里鲜花盛开……我双手举着摄像机，但我无法理解……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曝光正常，画面漂亮，可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恍然大悟：我闻不到任何气味。果园开花，却没有香味儿！我后来才知道，在高辐射状态下身体存在某种生理反应，即某些器官的功能会发生阻断。我妈妈七十四岁，我记得，她曾经抱怨闻不到味。没想到这事现在发生在我身上了。我问组里的人——我们一共有三个人：“苹果树有味吗？”“什么味也没有。”……丁香也没味……丁香！我有一种感觉：周围的事物是不真实的，我在虚幻之中……我无法理解，真是不可思议！

我童年时候的女邻居，从前是一名游击队员，她讲述过战争时代他们分队突破重围的过程。当时她抱着一个月大的婴儿，走在沼泽里，四周都是伪宪兵……孩子在哭……他会招来敌人，他们整个分队都会暴露。于是她就把他掐死了。她冷冷地讲述这件事，好像这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女人所为，好像孩子也是别人的。她为什么会回忆这件事，我已经忘了。我清楚记得的是我当时的恐惧：她都干了什么啊？她怎么下得了手呢？我似乎觉得，整个游击队分队是为了保护那个婴儿才要冲出重围的，他们的责任是救他。可是，为了让健壮和正常的男人们活下来，他们却掐死了孩子。那么生活的意义何在？如果是我，我肯定不想活了。我当时还是一个小毛孩子，看那女人就非常不顺眼，因为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些……总而言之，我知道了人可怕的一面。她是怎么看我的？（沉默片刻）所以我不想回忆在隔离区的那些日子……我给自己寻找各种借口，我不想打开那扇门……我想知道，真实的我和不真实的我的区别在哪里。我也有过几个孩子。第一个是儿子。有了儿子，我就不再恐惧死亡。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一天夜里，我在酒店睡觉的时候……忽然醒了，窗外传来单调的噪音，还有莫名其妙的蓝光。我拉开窗帘：街上开来十余辆画着红十字闪着顶灯的汽车，除此之外万籁俱寂。我觉得有点儿震撼，脑海里闪过电影中的镜头……我仿佛瞬间回到了童年……我们战后的孩子很喜欢战争片。眼前的景象就像那些片子里的那些镜头，还夹杂着童年的恐惧……自己人都从这座城市离开了，只有你一个人留下来，并且要作出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决定？装死，还是别的办法？应该怎么做呢？

在霍伊尼基市中心有一块光荣榜，上面刻着地区优秀人士的名字。但是将污染区幼儿园的孩子带出来的却不是光荣榜上的人，而是一位酒鬼司机。在危急的处境下，人人都显出了他的本性，疏散也一样。孩子首先撤离，很多是坐大“伊卡鲁斯”走的。我发现我拍摄的场景就像军事电影见过的画面，并且我马上发现，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参与整个行动的人都在那样做。他们的举止，您知道，就像某一个时刻，就像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电影《雁南飞》里一样：眼里饱含热泪，简短的临别赠言，挥舞的手臂……原来，我们都想着我们已经熟悉的方式，并尽量使拍摄的内容与之相符。小女孩向妈妈挥手，就好像在说，一切正常，她会勇敢的。我们会取得胜利！我们……就是那样的……

我也想过要去明斯克，那里也在疏散。我们怎么与自己的家人——妻子、儿子告别呢？我想象身在其中的这个场景：我们会取得胜利！我们是战士。我记得我父亲穿军装的样子，尽管他没当过兵。想钱，那是小市民习气；惜命，就是不爱国。饥饿才是正常状态。他们，我们的父母，经历了大崩溃，我们也应该受这份罪。要不然，你就成不了真正的人。我们被教会了在任何条件下作战和生存。在军队服役之后，普通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变得平淡无常，于是我们就在夜晚成群结伙地走上街头寻求刺激。我童年时候读过一本好书《清洁工》——作者我已经忘了，情节是抓捕阴谋破坏者和间谍。刺激！就像狩猎！我们就是被这样教育的。如果每天都有工作和好的食物，便不能忍受，感觉不舒服！

我们曾和清理员们住在一个技工学校的宿舍里，都是年轻人。他们给了我们一箱伏特加——为了消除辐射。有一天，我们突然听说，在这个宿舍区里住着一个医疗分队，全是女孩儿。“走，看看去！”男人们说。有两个人跑过去了，但马上又瞪着那么大的眼珠子跑了回来……几个小姑娘走在走廊上……军服下面露出罩裤和裤带拖到地面的衬裤……她们聊着天，谁也不害羞。都是旧衣服，二手的（别人穿过的），不合身，就像挂在衣架上。有人穿着拖鞋，有人穿着哐当哐当的靴子。军服的上半部分还套着特种橡胶服，里面渗透了某种化学物质，那个味道啊……有些人半夜也不脱，看着很吓人……她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士，而是从军事学院，从军事研究所拉出来的。上面跟她们说的是就去两天，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她们已经待了一个月。还说，送她们去反应堆，让她们在那里诊疗烧伤的人，可是我只从她们那里听到过烧伤。此刻我仿佛又见到了她们——在宿舍里闲逛，好像梦游一样……

报纸上说，幸亏风往另一方向吹……没往城里吹，没往基辅吹……不过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想到的是它吹向白俄罗斯了……吹向我和我的尤里卡。那天我和他正树林里玩，采摘山酢浆草。上帝啊，谁也没告诉我呀！

我出差后回到明斯克，乘无轨电车上班。旁边传来聊天乘客的只言片语：切尔诺贝利在拍电影，有一位摄影师就死在那里，是被烧死的。于是我就想：“这是谁呀？”接着我又听到：是年轻人，有两个孩子。名字叫维嘉·古列维奇。我们有这么个摄影师，非常年轻的小伙子，至于两个孩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我们就去了工作室，有人纠正道：不是古列维奇，而是古林，名字是谢尔盖。天哪，这不就是我吗！现在想起来真可笑，但我当时正走出地铁去工作室，我害怕一打开门就看到我的告别仪式……最荒唐的想法：“他们从哪里弄到我的照片？是在人事处吗？”这个传言从何而起？因为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大规模死亡。就像库尔斯克大会战，数千人死亡……这很明确。而在这里头几天似乎就死了七个消防队员……然后又有几个人……然后，对我们的意识而言是太抽象的概念：“几代人以后”、“永远”、“不详”。于是流言四起：三头鸟在天上飞，鸡群啄了狐狸，刺猬掉了刺……

那么后来呢……后来需要派人再去一趟隔离区。有位摄影师拿来了假条，说他有胃溃疡，第二位跑去休假了……他们就把我叫去说：“你应该去！”“我刚回来呀。”“你知道，你都去过一次了，反正都一样。还有，你已经有孩子了。可他们还年轻。”我的天哪，我没准想要五六个孩子呢！他们开始施压，说是很快就要评定工资等级，你够资格涨工资……悲喜交加的故事。我记不清了……

我曾经拍过集中营的人。一般来说，这些人回避与集中营里的其他人见面。见面和回忆战争有某种反常的东西：需要回忆别人被杀和他们杀人。了解并经历屈辱的人们，这些人相互逃避。他们在逃避自己，逃避他们所知道的人……逃避因为他而浮出水面的事情。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切尔诺贝利……也有某种东西在那里……我也会感受到那些人们不想说出的话。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道主义概念都是相对的……人在极端情况下的本质上完全不像书里写的那样。我在书中没有找到过这样的人，我没有遇到过，一切都是相反的。人不是英雄。我们都是《启示录》的传播者。大大小小的传播者。各种事件的片段和画面在脑海中闪过：集体农庄主席想用两辆汽车将自己的家小和物件运走，党小组长给自己要了一辆汽车。公平在哪里？我可以做证，那时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已经好几天不能把孩子们运走了，一群托儿所的孩子。而这边的两辆汽车还不够运送家里的物件，包括几个三升罐装的腌菜。我看见他们第二天运走了这些东西。我也没拍……（突然笑起来）我们在商店里买了香肠和罐头，可是不敢吃。又觉得扔了可惜，就带在身边。（变得严肃起来）《启示录》恶的机制将会启动。我懂得这点。人们会在领导面前造谣中伤和阿谀奉承，为的是拯救自家的电视机和卡拉库里羔皮大衣。人在世界末日前与现在无异。永远如此。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没给自己的摄影队争取过任何优待。我们有位小伙子要住房，我就去找工会：“帮个忙吧，我们在隔离区蹲了半年了。应该享受优待。”“可以啊，”他们回答说，“拿证明来。证明要盖章。”我们就去了隔离区的工会，只有娜斯佳阿姨拿着拖把在走廊走来走去，大家都跑光了。但我们有个导演，他有一摞证明：去过哪儿，拍过什么。真是个英雄！

我的记忆中有一部宏大的长电影，有很多集。不过我没有真正把它拍出来……（沉默）我们所有人都是《启示录》的传播者……

有一次，我们和士兵来到农舍。这里住着一位大娘。

“怎么样？大娘，我们走吧。”

“走吧，孩子。”

“那您收拾东西吧，大娘。”

我们在街上等着她，抽着烟。这位大娘走出来了：她双手抱着一幅圣像、一只小猫和一个小包袱。这就是她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

“大娘，不能带猫。不允许。它的毛有辐射。”

“不行啊，孩子，没有猫我不走。我怎么能把它自己留下啊？这是我的家人啊。”

从这位大娘这里……从开花的苹果树这里……一切从他们这里开始……我现在只拍动物……我跟你说过了：我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

有一次，我把切尔诺贝利的故事放给孩子们看。有人指责我说：何必呢？别这样，没必要。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恐惧中，活在这些谈话中，他们的血液发生了变化，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我本来预计会来五六个人，结果观众塞满了整个大厅。他们提了不同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触动了我的记忆。一个男孩结结巴巴，羞红了脸，明显属于那种文静和寡言的孩子，他问道：“为什么不能帮助留下来的动物呢？”为什么？我自己的头脑里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没法回答他……我们的艺术都是关于人的苦难和爱情，而没有包括任何动物。只说人！我们并不屈尊垂顾它们：动物、植物……另一个世界……要知道，人会毁灭一切，杀死一切。现在这已经不是神话。有人告诉我，事故发生后的第一个月，刚开始讨论疏散的时候，就有了动物与人一起搬迁的方案。但是怎么实行呢？怎么全部带走呢？也许可以把地上的动物迁走，可那些住在地下的甲虫和蚯蚓呢？那些在天上的呢？怎么疏散麻雀或者鸽子呢？拿它们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向他们传递需要的信息。

我想拍一部电影……片名叫作“人质”……是关于动物的……您还记得《红岛飘在大洋上》那首歌吧。船要沉了，人们坐进了救生筏。马却不知道，救生筏没有马的地方……

这是一个当代寓言……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宇航员身穿密闭的飞行服。他从耳机里听到声音，然后看见一个庞然大物正朝他走近，庞大无比。是恐龙吗？！他还没有弄清是什么，就开枪了。瞬间之后，又有某物朝他接近，他也干掉了它。随即，又来了一群，他便实施大屠杀。核电站燃起大火，动物得救了，夺路而逃，路上却站着宇航员，也就是人！

至于我嘛……我跟您说，我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动物，看树木，看鸟儿……这些年我常去隔离区，会看到野猪从废弃的、被毁坏的住房中跑出来……母驼鹿也跑出来了……这就是我所拍摄的，这就是我所寻找的。我想拍摄一部新电影，用动物的眼睛看一切……“你在拍什么？”人们问我，“看看你的四周吧，车臣可正在打仗啊。”而圣方济各正在给鸟儿布道，就像跟普通信徒说话一样跟鸟儿们讲话。要是鸟儿用它们的语言跟他讲话，他懂得它们秘密的语言吗？

您还记得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人抽打马那双温顺的眼睛。疯狂的人！不打马屁股，而是抽马眼睛。

——谢尔盖·古林，电影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