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了一把故乡的土，装在衣兜里——在火车上产生了这么一种感情……我们中间当然也有胆小鬼。有个小伙子，检查视力时审批委员会没有通过，他兴高采烈地跳着出来：“真走运！”跟在他后边的是另一个小伙子，他也没有通过。这个小伙子差点哭了：“我有什么脸回自己的部队呀？那里为我举行了两个星期的欢送会。如果发现我有胃癌还说得过去，结果是牙病。”他穿着裤衩冲到将军面前：“只因为我的牙有毛病就不要我，那么让他们把我的那颗牙拔掉就是了！”

在学校里，我的地理课是五分。我闭上眼睛想象：山峦、猿猴，我们晒太阳，吃香蕉……而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们坐在坦克上，一身军大衣，一架机枪朝右，一架机枪朝左，后边的一辆坦克上机枪朝后，所有炮眼都开着，自动步枪从炮眼里伸向外边，坦克活像一只铁刺猬。

路上遇见了我们的两辆装甲输送车，小伙子们坐在车上，穿着白色条纹汗衫，戴着巴拿马帽。他们望着我们，笑得东倒西歪。我看见一个被击毙的雇佣兵，受到很大震动。那个小伙子锻炼得像个大力士。

我进了山，不知道应该怎么踩着石头走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迈左脚。背着电话机爬十米高的山崖……一听到爆炸声就闭上嘴，其实应当张开嘴，否则鼓膜会被震破。他们给我们分发了防毒面具，头一天，我们就把防毒面具扔了，“杜赫”们没有化学武器。我们把钢盔也卖了，它戴在头上是多余的负担，而且像炒勺似的烫人。我有一个问题：从哪儿能再偷一个装满子弹的角状子弹盒。他们发给我们四个，第五个是用第一次领到的军饷从同志那儿买的，第六个是别人送给我的。作战时要留下最后一个角状子弹盒和最后一颗子弹——这是为自己准备的，必要时对准自己的牙齿来一枪。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却用铁蒺藜把自己给圈了起来：“弟兄们，不能到那儿去，不要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因为已经为宣传工作派来了专门人才。”不信任我们，真让人气恼。我和一个阿富汗商人说：“你过去的生活方法不对，我们现在教会你，我们来建设社会主义。”

他微微一笑：“革命前我做生意，现在照样做生意。你回家去吧！这是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办……”

在喀布尔市里，妇女们向我们的坦克扔木棍、石头，小孩子们骂娘，不带口音：“俄国人，滚回家吧！”

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对方用火箭筒朝我们射击，我及时端起了机枪，这一次救了我的命。子弹向前胸飞来，打穿了我的一只手，弹片刺入另一只手。我还记得，那是一种软绵绵的、舒服的感觉，一点也不疼……我还听到有人在我头上喊了一声：“射击！射击！”我扣动扳机，可是机枪不响，我一看，我的一只手耷拉着，流满了鲜血。我还以为自己在用手指扣扳机，其实我已经没有手指了……

我还没丧失意识，和大家一起从坦克里爬了出来，有人给我缠上了止血带。必须往前走，我迈了两步就昏倒了，我流了大约有1.5升血。

我听见有人在喊：“我们要被包围起来了……”

有人说：“必须把他甩掉，否则我们都得完蛋。”

我央求道：“开枪把我打死吧……”

有个小伙子马上走开了，另一个小伙子拉了一下自动步枪，但他的动作很慢。慢的时候，子弹可能会卡住。子弹果然卡住了，他把自动步枪扔掉了：“我下不了手！给你，自己动手吧……”

我把自动步枪挪到身边，可是一只手怎么也不行。

我很走运，不远处有条小沟，我躲在沟里的一块石头后边。“杜什曼”从旁边走过去，没有发现我。我心想：一旦被他们发现，就得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打死。我摸到一块大石头，挪到自己身边，比画了一下……

早晨，我们的人发现了我。昨晚逃走的那两个人，用短呢衣把我抬回去了。我明白了，他们怕我把实情讲出来，其实我已经无所谓了。到了军医院，有人马上把我抬上手术台。外科医生走到跟前：“截肢……”我醒过来，发现缺了一条胳膊……躺在军医院里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少一条胳膊的，少两条胳膊的，缺腿的。大家都在偷偷地哭泣，有时借酒浇愁。我开始学习用左手使用铅笔……

我回家后去看望姥爷，再没有别的亲人了。姥姥哭个没完，心爱的外孙缺了一条胳膊。姥爷对她喊了一声：“你不懂党的政策！”

熟人见了面，便问：“带回羊皮短衣了吗？带回日本录音机了吗？什么也没带回来……难道你这也算去了一趟阿富汗？”

我应当带一支自动步枪回来！

我开始寻找自己的弟兄们。他们到过那边，我也到过那边，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相互理解。校长找我谈话：“我们录取了你，你的成绩是三分，我们给你发助学金。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在公墓里聚会？这是闹事……”

不许我们聚会，怕我们。如果我们组织起来，就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他们应当分给我们住房，我们要他们援助长眠在坟墓中的小伙子的母亲，我们还要求他们竖立墓碑，把坟墓用栏杆围起来。请告诉我，谁需要这些呢？

有人劝我们：“弟兄们，不要大肆传播所发生的事和你们所见到的一切，那是国家机密！”

十万士兵驻扎在另一个国家——那是机密。甚至喀布尔有多么炎热的天气也是机密……

战争不会使人变好，只能变坏。反正都一样。我永远不会回到参战前的那一天了，不会成为战争前的那个人了。我见过有人用兑换券，从医务人员手中购买黄疸病病号的两杯尿，他喝下去，病了，医务委员会让他病退。我见过有人怎样用枪打掉自己的手指头，怎样用雷管、用机枪的闭锁机让自己残废。我还见过有人怎样用一架飞机同时把锌皮包的棺材，还有装满皮毛、牛仔裤、女人裤衩，以及中国茶叶的箱子运回国去……见过这些以后，我还怎么能变好呢？

过去一提到祖国，我的嘴唇就会发抖。如今我什么也不相信了。为什么而斗争，为什么斗争呢？和谁斗争？让我把这些话讲给谁听呢？让我们打仗，我们打了。喏，这就行了。也许是为我们的某种事业去打仗？现在各家报纸都说：一切都正确。以后也正确。与此同时，又开始说我们是杀人犯。相信谁呢？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谁也不相信了。报纸？我现在不看报，甚至不订报。今天这么写，明天又那么写，哪有真理？我不知道。不过，我有朋友，我相信一个、两个、三个朋友，他们干什么我都信得过。其他人，我谁也不相信。我在这儿已经六年了，我什么都见过了……

发给我一张残废军人证书——享受优待吧！我走向为参加过战争的人准备的专用窗口：“毛孩子，往哪儿挤？你走错地方了。”

我咬紧牙关，一声没吭。我听到背后有人在说：“我保卫过祖国，可这个小子……”

不认识的人问：“你的胳膊呢？”

“喝醉酒，摔倒在电火车下边，压断了……”

他们相信，还表示惋惜……

不久前，我在作家瓦连京·皮库里的长篇小说《我有幸》中读到这么一段话：“现在（指1905年俄日战争可耻的结局）很多军官申请退伍，因为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都会遭到鄙视和嘲笑。事情发展到军官连穿军服都感到丢脸，所以他们总是尽量穿便服露面。军人里甚至连严重伤残的瘸子，都引不起人们的怜悯。如果没有腿的乞丐说，他的腿是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被电车压断的，说他们与在沈阳和辽阳的战役毫无关系，那么施舍给他们的钱还要更多些。”

再过不久，关于我们也会这么写了……我觉得，现在我甚至可以考虑换一个祖国，离开此地……

——一位通信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