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我仍然在哭泣”
我本打算12月举行婚礼,可是11月却去了阿富汗。
我通知未婚夫,他笑了:“去保卫我国南部国境?”
当他确信我并非开玩笑时,说:“怎么,难道你在这儿找不到跟你睡觉的人?”
路上,我一直在想:“我没有赶上修筑贝阿铁路大干线的工程,没有赶上开垦荒地,现在机会来了——阿富汗!”我相信小伙子们带回来的那些歌里所描述的,我整天听个没完:
在过去的几年里啊,俄罗斯,
你在阿富汗的国土上,
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中,
留下自己多少儿郎……
当时我是一个只有书本知识的莫斯科小姑娘。我觉得,真正的生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那里的男人个个身强体壮,那里的女人个个如花似玉,那里有种种意想不到的奇遇。当时我一心想冲出习惯了的生活……
经过三个不眠的夜晚,我到了喀布尔。海关人员还以为我是吸毒者,因为我迷迷糊糊的。我还记得,当时我含着眼泪向一个人解释:“我不是吸毒的,我就是想睡觉。”
我拖着一口沉甸甸的皮箱,里面装着妈妈煮的果酱、烤的饼干,没有一个男人肯帮忙。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男人,是军官,年轻力壮,漂亮。献殷勤的是一些毛孩子,把我敬若神明。我实在觉得奇怪:“谁能帮我一把吗?!”
他们用那样一种目光瞥了我一眼……
我在转运站又待了三个晚上。
第一天,有个准尉走上前来:“你要想留在喀布尔,夜里来找我……”
这是一个吃得浑身冒油的小胖子,后来姑娘们悄悄告诉我,他的外号叫“油桶”。
我在一支部队里当了打字员,使用的是老掉牙的军用打字机。我的手指在头几个星期里就敲出血来了,后来指甲脱落了,我就缠着纱布继续打字。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有个小兵半夜来敲门:“指挥官叫你去。”
“我不去。”
“摆什么臭架子?难道你来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早晨,指挥官威胁我说,要把我派到坎大哈去。
坎大哈,坎大哈,你是个什么鬼地方?
苍蝇窝,“杜赫”群,噩梦一场又一场……
那几天,我总担心会被汽车轧死,总怕背后挨一枪……
隔壁宿舍里住着两个小姑娘:一个负责电气,大家叫她“电姑娘”;另一个负责饮水化学处理,外号“漂白粉”。她俩把一切都解释为:“这是命……”
恰好在那时候《真理报》登出了一篇特写——《阿富汗的圣母们》。姑娘们从苏联来信说:那篇文章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有人到军委会去申请去阿富汗。
可是我们每次从士兵身边走过时,都心惊肉跳。他们嬉皮笑脸地喊着:“‘闷罐女郎’,你们原来都是巾帼英雄啊?!你们就在床上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吧……”
什么是“闷罐女郎”?“闷罐”是一种车厢式的活动房屋,住在那里的都是肩上扛着“大星星”的官儿,他们的军衔都不低于少校。和他们……的女人被叫作“闷罐女郎”。
在这里服役的娃娃兵们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听说某个姑娘到过阿富汗,那么这个人对我来说已经完蛋了……”
我们所有的姑娘都得过肝炎、疟疾等病……我们也同样遭过枪击……但是,我要是回到苏联后再见到这个娃娃兵,我是不敢扑到他胸前拥抱的。对他们来说,我们都是一些……或者是些古怪的女人,不能跟女人睡觉,别弄脏了自己……
“跟谁睡觉?跟自动步枪睡觉……”有人当面奚落我们。在这之后,你还能对谁微笑?……
我妈向熟人们夸口:“我女儿在阿富汗。”
我妈太幼稚了!我真想写信告诉她:“妈妈,别提这事了,否则你会听到人家说,你的女儿是——妓女!”
等我回国以后,经过一番反思,我也许会恢复常态,心里暖和一些。可是现在,我的心凉了、碎了。我在这儿学会了什么?难道在这里能学会行善积德,或者感受到欢乐?
有些小孩跟在汽车后边奔跑:“小姐,让我们看一眼……”
有人把钱塞给你,这说明有人接受过。
当初我以为自己活不到回家的日子,如今我已跨过这个坎了。
在这里,我有两个梦交替出现,又不断重复。
第一个梦:
我们走进一家豪华的商店。墙上挂着壁毯,各种珍宝……我们的小伙子们要把我卖掉。有人给他们送来了一袋子钱……他们在数阿币……两个“杜赫”把我的头发缠在他们的胳膊上……闹钟响了……我吓醒了,还叫了一声。我一次也没有把各种恐怖场面的梦做完过。
第二个梦:
我们乘坐“伊尔-65”军用飞机从塔什干飞往喀布尔,舷窗外出现了山峦,阳光渐渐转暗,我们坠向无底深渊,我们被阿富汗一层厚厚的土给埋住了。我像个鼹鼠一样扒土,怎么也扒不到有光亮的地方……我喘不过气来……我扒呀扒呀……
如果我自己不刹住,我的话就会讲个没完。这里天天都会发生一些事,让你六神无主、灵魂出壳。昨天,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收到一封从苏联寄来的信,是他女朋友写的:“我不愿意跟你交往了,你的双手直到胳膊肘都沾满了鲜血。”他跑来找我,我能理解他。
我们人人都想家,但很少提家,这是因为迷信。很想回家,可是我们该回到什么地方去呢?关于这件事,大家也不提,只用一些笑话来解嘲:
“孩子们,说说你们的爸爸是什么人。”
孩子们都把手举了起来。
“我爸爸是医生……”
“我爸爸是卫生技术员……”
“我爸爸在马戏团工作……”
小沃瓦一声不吭。
“沃瓦,你不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过去他是飞行员,现在他在阿富汗当法西斯……”
我在家时喜欢看描写战争的书,在这里我随身带着大仲马的作品,在战场上不想看战争。有的姑娘去看那些被击毙的人,回来说:他们躺在那里,只有脚上穿着袜子……我不想去看……我也不愿意进城。街上有那么多一条腿的男人在跳着走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惯的,我就习惯不了。我本来有个理想,想当记者,可是现在不知道了,我现在很难相信什么了。
等我回家以后,我永远也不会再去南方。我没有足够的勇气看山,我一看见崇山峻岭,马上觉得有人会从那里射击。有一次,子弹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来,有个姑娘跪着,一边哭一边祈祷……我真想知道,她在向苍天祈求什么?我们在这里都有所隐瞒,谁也不会袒露自己的内心,每个人都尝到过失望的滋味……
我一直都在哭泣,为那个早已不存在、只懂得书本知识的莫斯科小姑娘祈祷……
——一位女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