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远东服役，我从值班电话员的日志上读到这么几句话：“派伊万诺夫上尉到军司令部去，研究调他前往突厥斯坦军区继续服役事宜。××年×月×日。”我以为会把我派往古巴，因为医务委员会进行身体检查时，谈到要去气候炎热的国度。

他们问我：“我们想派您出差到国外去，您没有意见吧？”

“没有意见。”

“派您去阿富汗。”

“好的。”

“您知道吧，那里到处开枪，杀人……”

“明白……”

工兵在苏联过的是什么日子？用锨挖地，用镐凿眼。大家很想施展一下在军校学会的本领，战场上工兵永远是被需要的人物。我去学习作战。

被找去谈话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拒绝了。找他谈了三次：“派您出差到国外，您没有意见吧？”

“有，我有意见。”

他不值得羡慕。他当场受到警告处分，军人荣誉受到了玷污，不可能再提级了。他是因为健康状况拒绝的，他不知是患胃炎还是溃疡病。但人家根本不管他有病没病，天热还是不热，既然建议你去，就应当去。名单已经在付印中……

乘火车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莫斯科，我们走了六天，穿过整个俄罗斯，跨过西伯利亚的几条大河，经过贝加尔湖畔。过了一昼夜，女列车员没有茶叶沏茶水了，又过了一昼夜，烧水的大锅炉坏了。亲属们来接站，哭了一阵，既然需要我们，就得去。

……打开了舱口，天空蔚蓝蔚蓝的，我们国内只有河上才会有像他们那边那么蔚蓝的天空。各种吵闹声，都是自己人。有的人见到了替换人，有的人见到了朋友，有的人等待苏联亲友捎来的东西。大家晒得黝黑，但心情愉快。不相信有的地方气温能达到零下三十五摄氏度，金属和装甲都能被冻住。在转运站，我隔着铁蒺藜见到第一个阿富汗人。除了好奇心之外，没有其他感受，那是一个普通的人。

在巴格兰接到通知，我被派到工兵营道路工程排当排长。

天一亮，我们早早起床，像是去上班。坦克带着扫雷工具，一组工兵，用于搜索地雷的军犬和两辆步兵战车作为战斗掩护体。头几公里我们坐在装甲车上，那边的道路尘土飞扬，像雪一般，容易辨别足迹。鸟儿落一下也会留下爪印。

倘若昨天坦克经过此处，就要特别小心，坦克履带留下的痕迹里可能埋了地雷。他们用手指按出履带的印纹，然后用布袋或缠头扫平自己的脚印。我们围着两个死寂的村子打转，村里已经没有人，只剩下一片焦土，绝好的掩体，要时刻提高警惕！

过了村庄，我们从装甲车上爬下来。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军犬在前边跑，东钻西窜，工兵手持探雷器尾随军犬前进，他们一边走一边触探地层。这时，但愿上帝保佑你，全靠你的直觉、经验和敏感度了。那边有一根折断的树枝，那边地上扔着一块铁片，昨天还没有，那边有块石头。他们也为自己留下了标记，免得踩上地雷。

一块铁片，又一块……一个螺栓，好像是被随手扔在尘土中，其实底下埋着电池……反坦克地雷感受不到人走路的动静，只有压力达到二百五十到三百公斤时才起作用……第一次爆炸，坦克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当时坐在炮筒旁，炮塔起了保护作用，其他人都被炸死了。我马上摸了摸自己，检查一下脑袋是否在原处，胳膊大腿是否在原处……全在原处，继续前进。

前边又是一次爆炸……一辆轻便装甲牵引车撞在威力巨大的地雷上了……牵引车炸成了两半，地上炸出来的坑有三米宽、一人多深。牵引车是给火箭炮运炮弹的，装载量大约有两百颗。炮弹落在路边和草丛里，散成扇面的样子，车上有五个士兵和一个上尉。我和那位上尉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夜晚，吸烟，谈心……他们一个完整的也没剩下……我们一边走，一边收集……脑袋上沾满尘土，干瘪得就像没有骨头……收集了六箱子，分开装着，以便给每个家里都能分别运送回去一些……

军犬帮了大忙。它们和人一样，有的聪明，有的傻，有的有直觉，有的没有。哨兵能睡着，军犬却不会打瞌睡。我喜欢“阿尔斯”，这条军犬见了我们的士兵，就摇头摆尾表示亲热，见了阿富汗军人就吠叫。他们的军装比我们的颜色更绿，我们的军装颜色发黄，可是“阿尔斯”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

军犬距离地雷几步远，就能嗅探出来……它们把鼻子贴在地上，尾巴翘得像根烟囱，禁止靠近！有各种各样的地雷陷阱……最可怕的是自造的地雷，它们不重样，无法掌握它们的规律……那儿摆着一个生锈的茶壶，炸弹就在里面……炸弹在收音机里，在钟表里，在罐头盒里……有的人不和工兵一起走，大家把他们称作“送命鬼”。大路上埋着地雷，山路上埋着地雷，房子里埋着地雷……工兵总是首当其冲……

我们在一个小小的战壕里踩来踩去……这里已经爆炸过一次，我们已经四处搜寻了，大家在这里已经踩了两天……我从上边跳下来，轰隆一声，我还没有昏过去……望了望天空……天空晴朗……爆炸时，工兵的第一个反应是看看天空，检查自己的眼睛是否完整。自动步枪的枪托上总是带着止血带，有人用这个止血带给我包扎，包扎在膝盖以上的部位……我早已知道，止血带包扎在什么地方，将来就要从那个部分以上三到五厘米处截肢。

“你把止血带包扎在什么地方了？”我对士兵喊道。

“上尉同志，您的腿一直碎到膝盖处了。”

走了十五公里，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才把我送到卫生营，给我清洗消毒，打了普鲁卡因封闭针。第一天就把我的大腿割掉了，圆锯“吱吱吱”地叫，我昏了过去。由于爆炸时火焰扑向面颊，第二天眼睛开始动手术。我的眼球缝了又缝，一共有二十二处伤口。一天动两三处手术，免得把眼球弄碎了。医生走过来，用手电筒照照左边，再照照右边，看看有没有光感，视网膜是否在原位。

“什么颜色？”

“绿色。”

手电筒的光是红色的。

我应该能写出一篇小说，讲讲一个军官怎样变成在家里干活的小工。他收集照明灯头、电池盒，一天一百个……他铆紧电线……哪一种？红的？黑的？白的？他不知道……他看不见……诊断：彻底失明……他编织网篓，粘贴纸盒……他过去认为只有疯子才干这些事，一天编三十个网篓，就足够完成定额了……

工兵很少有机会生还或身体完整地生还，特别是排雷连或特殊排雷连的工兵。他们不是伤残就是毙命，我们出发时从不握手告别。爆炸那天，新来的连长握了握我的手，他是真心实意地跟我握手，那时谁也没有提醒他。当天我就踩上地雷，飞向半空了……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有一种说法：既然自愿申请去阿富汗，就别想回家；如果是被派去的，那是执行任务，或许能免灾，还有返回老家的可能。

五年过去了，我经常做的是什么梦呢？梦见很广阔的原野，布满地雷……我们绘制了记录图：有多少地雷，分成多少行，可以据此发现地雷的标记……可是这个记录图让我弄丢了……遗失记录图是常有的事，有时取出记录图，那上边有标记——树，可是那棵树已经被烧毁了……或者是一堆石头，可是那堆石头已经被炸飞了……谁也不去看，谁也不去检查……害怕……有时让自己的地雷给炸死了……我在梦中，看见一群孩子在我的地雷区奔跑……谁也不知道那儿有地雷……我要喊：“那儿有地雷，你们不要去！”我要跑到孩子们前面去……我奔跑……我又有了两条腿……我发现我的眼睛又能看见东西了……但，这只是在夜里，在梦中。我醒了……

——一位工兵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