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是我第一个选中了他。小伙子站在那里,高个子,好相貌。

“姑娘们,”我说,“他是我的了。”

这场舞是女邀男,我走过去,请他跳华尔兹。姑娘们选的是舞伴,我选的是命运……

我很想生个儿子,我们俩商量好了:生女儿,由我起名,叫她奥列奇卡;生男孩,由他起名,叫阿尔乔姆或者丹尼斯。

出生的是奥列奇卡。

“还要个儿子吗?”

“要。等奥列奇卡稍微长大一点再说。”

我本来还可以为他生个儿子的。


“柳多奇卡,别害怕,别把奶水吓回去……”当时我正用自己的奶喂婴儿,“我要被派去阿富汗了……”

“为什么派你去?咱们的孩子还小。”

“我不去,别人也得去。党下了命令,共青团的回答是‘到’!”

他是个忠于职守的军人。他常说:“命令,从来不能讨价还价。”他们一家,尤其是他母亲,性格强势,所以他已习惯于遵命、服从。他在部队里就觉得生活轻松。

你问欢送的情景吗?男人们都在吸烟,母亲一言不发,我不住地哭:“谁需要这场战争啊?”女儿在摇篮里睡觉。

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呆傻的女人,疯疯癫癫的。她常常出现在我们这个兵营驻地,有时在集市上,有时在商店里。人们传说,她年轻时被人强奸了,从那以后,她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认识了。她在我身边停下来。

“等着他们把你男人装在锌皮箱子里运回来吧。”她咯咯地笑一阵后,跑了。

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但我晓得一定有事会发生。

我等他回来,像西蒙诺夫诗中写的:“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那时,我一天可以给他写上三四封信,都寄出去。我觉得我是用自己对他的思念,用自己对他的爱在保护他。他回信说:“在战场上,每个人都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在执行命令,各有各的命运。你不必伤心,等着吧!”

每次我去看望他双亲时,谁都不提阿富汗,他的爸妈也只字不提。大家没有商量过,可是人人都害怕这个词……


我给女儿穿好衣服,准备送她去幼儿园。我吻了吻她,刚一开门,发现几个军人站在门口,有一个人还提着我丈夫的皮箱。皮箱不大,是褐色的,当时是我往这个箱子里装的东西。我们家出事了……如果我让他们进屋,他们就会把可怕的消息带进这个家……如果我不让他们进屋,一切都会保持原来的样子……他们拉门,想进屋,我拉门,不放他们进来……

“负了伤?”当时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他仅仅是挂了彩。

第一个走进屋来的是军事委员:“柳德米拉·约瑟夫娜,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通知您,您的丈夫……”

我没有流泪,大叫起来。我看见了他的朋友,就向他奔去。

“托利克,你说我就信……你怎么不吱声?”

他把护送灵柩的准尉领到我面前:“请你告诉她……”

那个人浑身在抖,也不开口。

有几位妇女走过来,吻我。

“镇静下来吧!请把你们亲属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

我坐下来,一口气把自己已经忘记的所有地址和电话号码都说了出来,有几十个地址和电话号码。后来他们根据笔记本核对了一下,一个也没有错。

我的住宅很小,只有一间屋子,他们把灵柩停放在部队的俱乐部里了。我一次又一次搂着棺材,放声大叫:“为什么呀?我们对谁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我清醒过来后,盯着这口棺材……“等着他们把你男人装在锌皮箱子里运回来吧。”……我又大叫:“我不相信这里装的是我丈夫,请你们向我证实这里是他,这儿连个小窗口也没有。你们带回来的是什么?你们把谁给我送来了?”

他们把他的朋友叫来。

“托利克,”我说,“请你发誓,保证这里边是我丈夫。”

“我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发誓,里边是你丈夫……他是当场死的,一点儿痛苦也没有……我没法再跟你说别的了。”

丈夫的话灵验了:“如果非死不可,就不要经受痛苦。”

可是我们活在人间,我们在经受痛苦……


墙上挂着他的大照片。

“把爸爸给我摘下来……”女儿恳求道,“我要跟爸爸一起玩……”

她用玩具把照片围起来,跟他说话。

晚上,我安抚她睡觉。

“他们开枪打在爸爸什么地方了?为什么他们偏偏选中了爸爸?”

我把她领到幼儿园。傍晚接她回家时,她大吵大闹:“爸爸不来接我,我绝不离开幼儿园。我爸爸在哪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解释。我自己也才二十一岁呀……

今年夏天,我把她送到农村我母亲那里去了。她在农村也许会把爸爸忘掉……我已经无力天天哭泣了……我一见到夫妻两人带着孩子在一起走,我的心就在吼叫……你哪怕能再站起来待一分钟呢,看看你女儿长成什么样了!……这场不可理喻的战争对你来说已经结束了,对我来说却没有结束……对咱们的女儿来说,这会是最长的一场战争……我们走了以后,她还得活下去……咱们的孩子是最不幸的人,他们要为一切负责啊……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我这是在对谁大喊大叫啊?……

——一位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