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在琢磨，假如我没有参加这场战争，将会是怎样呢？我会是个幸福的人。我对自己永远不会失望，我也不会知道那些我最好不要知道的、有关自己的事。正像查拉图斯特拉说的：不仅你在窥视深渊，深渊也在窥视你的灵魂……

我在无线电技术学院已经上了二年级，可是我的心向往音乐，爱读有关艺术的书。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更容易亲近的世界。我两头奔波，就在这个当儿接到军委会通知。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我不想干预自己的命运，即使干预了也会失败，听天由命吧，责任不在我……当然，我对参军一事准备不够。在那边我才明白，你就是奴隶，但不止你一个。而在那之前，我以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首长没有当面直说，但一听就明白，要派我们去阿富汗。我没有干预我的命运……他们把我们排列在练兵场上，宣读了命令，说我们是国际主义军人……我们安安静静地接受了一切，你总不会说：“我怕，我不想去！”我们是去执行国际主义义务，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在加德兹转运站就开始了……服役久的老兵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要走了：皮靴、海魂衫、贝雷帽。每件东西都是钱呀：贝雷帽，十张兑换券；一盒军章，二十五张兑换券。空降兵军章每套应该是五个：近卫军章、空军优秀军人章、跳伞员章、级别章，还有军人运动员章，我们称为“跑章”。

检阅时，穿的衬衫也给抢走了，他们用那些东西去和阿富汗人换麻醉剂。几个“爷爷兵”走了过来：“你的行囊呢？”他们翻找了一遍，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然后放你走。连里把大家的制服都给收了，给我们换上旧的。他们把我们叫到军需仓库里：“你在这儿何必穿新军装？兄弟们准备回苏联了。”我往家写信，说蒙古的天气真美呀，吃得好，太阳亮。其实，这里已经是战场了……

第一次进村时，营长教我们如何对待当地居民：“所有阿富汗人，不分年龄，都是‘巴恰’，明白了吗？其余的，我会教给你们。”

我们在路上遇见一个老汉，一声令下：“停车，大家瞧着！”

营长走到老汉面前，扯掉了他的缠头，在胡子上摸索了一阵：“喏，走吧走吧，巴恰。”

这是意外的事。

在村子里，我们把装有大麦米的盒饭扔给孩子们。他们以为我们扔的是手榴弹，吓得撒腿就跑。

第一次出征——随同纵队作战，我很激动，兴趣盎然，战争就在身边进行！手持武器，腰挂手榴弹，这种形象过去只在招贴画上见过。接近了绿带区……我作为瞄准操纵手，对着瞄准镜，非常细心地观察……出现了一个缠头……

“谢廖沙，”我对坐在机关炮后的战友喊道，“我看见一个缠头，怎么办？”

“射击。”

“随随便便就射击？”

“你还要想一会儿？”开了一炮。

“我又看见了缠头……白色缠头……怎么办？”

“射击！”

用机关炮，用机枪射出弹药的一半基数。

“你在哪儿发现了白色缠头？那是雪堆。”

“谢廖沙，你的‘雪堆’在奔跑……你的‘雪堆’还有自动步枪……”

大家从装甲输送车上跳下来，用自动步枪射击。

把人打死，或者留活口，我们根本不考虑这类问题。总想吃东西，总想睡觉，总有一个愿望，一切快快结束。不再射击，徒步行走……坐在炽热的装甲车上……呼吸呛人的滚热的沙土……子弹在头上呼啸，可是我们照样睡觉……

把人打死，或者留活口，这是战后谈的话题。战争本身的心理学很简单，对于我们来说，阿富汗人不是人，而我们对他们来说同样如此。彼此不能把对方看成是人，看成是人，就下不了手。我们包围了“杜什曼”的村庄……围了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天热，疲劳，我们如同野兽……我们变得比“绿人”（即阿富汗人民军）更心狠……他们在此地毕竟是自己人，他们在这样的村庄里土生土长……我们对此不加思考……他们的生活不像我们的生活，不为我们所理解……我们开枪、扔手榴弹，不费吹灰之力。

有一次，我们回到营地，七个弟兄挂了彩，两个被震伤。沿路的村庄都没有人影，有的进了山，有的躲在自己的土屋里。突然窜出一个阿富汗老婆子，她一边哭一边叫，挥着拳头冲向装甲输送车……她儿子被打死了，她在诅咒我们，她的举动只能唤起大家的一种感情，就是送她上西天。她叫唤什么？干吗挥舞拳头？吓唬谁呀？我们本来可以把她打死，可是没有。我们从大道上把她推开，推到一旁，开车扬长而去。我们带走了七具死尸……她叫唤什么？她想干什么？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兵，我们只知道打仗。我们过的是和阿富汗人相隔绝的士兵生活，不许他们进入部队驻地。我们知道他们在杀我们，可是大家都非常想活下去。我想，我可以挂彩，甚至想挂个轻彩，那时就可以躺上几天，睡个好觉，但谁也不想死。我们有两个士兵走进一家小店，把小铺的全家人都给打死了，把东西也给抢走了。开始调查此事时，他们先是否认：那不是我们干的。从死人身上取出的子弹是我们的，被拿给我们看，继续进行追查：“是谁干的？”找出三个人来：一个军官、一个准尉和一个士兵。我记得在连里搜查抢来的钱财时，我们有一种受污辱的感觉：怎么能因为他们，因为几个被打死的阿富汗人，来搜查我们？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最后召开了军事审判大会，两个人被处决——准尉和士兵。大家都为他们感到惋惜，他们是因为胡来而丧了命，大家说那是“胡来”而不是“犯罪”。至于被打死的开小店的那一家人，似乎根本不存在。我们是在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只是到了现在，旧框散了架，我才开始考虑这些事……其实，我每次读到屠格涅夫的《木木》时，都会含着眼泪！

人在战争中会发生某种变化，是他，又不是他。难道有人教过我们别杀人吗？参加过战争的人来到我们学校，来到我们学院，讲述他们怎样杀人，他们的礼服上都别着勋章。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过在战场上不许杀人。我知道，只有和平时期杀人才受到法律制裁，他们是杀人犯。可是在战争时期，有另一种说法，说那是“在祖国母亲面前尽儿子的天职”，是“神圣的男子汉的事业”，是“保卫祖国”。他们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在重复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士兵的业绩。我怎么能怀疑他们的话呢？他们反反复复地对我们讲：你们是最优秀的。既然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何必还要自己去思考呢？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后来，我想了很多。朋友说：“你要么已经疯了，要么快发疯了。”而我（我是由我母亲，一位能干、彪悍的女性抚养长大的）从来不想干预自己的命运。

在训练基地，从事特殊任务的侦察兵们讲，他们闯入一个小村庄，砍杀了所有人。多么浪漫传奇的故事。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坚强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我这个人大概有一些缺陷：喜欢音乐，爱看书，但也想冲进村庄，把所有人都割断喉咙，然后轻松愉快地硬充好汉，大吹牛皮。可是我也记得另外一件事……怎样感受到失魂落魄的恐惧……我们乘车行进，开始交火，车停下来，命令：“占据防御位置！”大家从车上跳下来，我站了起来，有个战友占据了我原来的位置，手榴弹恰好投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我直挺挺地从车上飞了出来，像在动画片里那样，缓缓地降落，可是别人的躯体一块一块地落得比我快……不知为什么我落得慢……这一切都印在我脑海里，这才是可怕……大概这样也可以把自己的死亡过程记录下来……真有趣……我摔在地上，我像墨鱼似的爬进水沟……我躺在沟里，举起受伤的胳膊……后来才知道我的伤很轻，不过我举着胳膊一直没动……

不，我成不了坚强的人……冲进土屋把人家的喉咙割断，这种事我做不到……一年以后，我进了军医院，因为营养不良……全排我是唯一的“年轻人”，十个“爷爷兵”和我一个“娃娃兵”……一昼夜只能睡三个小时，替所有人洗餐具，储备柴火，打扫驻地，担水……离小河有二十多米……早晨去打水，心里觉得不能去，前边有地雷，可是我怕又挨打……一觉醒来，一看没有水，洗不了脸，就去了，去了就踩在地雷上了……谢天谢地，我踩上的是信号雷，信号飞向天空，照亮了周围……我摔倒了，坐了一会儿，继续向前爬……能挑一桶水也好，否则连牙都没办法刷……“爷爷兵”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打人。

这是典型的军营生活。这一年当中，我从一个正常的小伙子变成营养不良的人，护士不帮忙，我连病房都走不出去，累得满头大汗。回到部队，又开始挨打。我被打伤了腿，不得不动手术。营长到军医院来看我，追问我：“是谁打的？”

他们是夜里打的，但我同样知道是谁。可是不能说，说出来就成了告密者。这是不能违背的军营法则。

“你怎么不说话？说，是谁？我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去受审……”

我不说话。士兵生活中，外力无法制服内力，正是内在的法则决定了我的命运。谁若想与它对立，必定遭到失败。我见过这种情况……我不干预自己的命运……服役期快结束时，我也想打人，没有打成……“爷爷兵”的作风不取决于人，而受群体的支配，先是别人打你，然后是你打别人。我对转业的人隐瞒了我打不了别人的事，倘若让他们知道，挨打的人和打人的人都会瞧不起我。

我回到家里，来到军委会，恰好这时有人把锌皮棺材运来……里面是我们的上尉，死亡通知书上写着：“在执行国际主义任务中阵亡。”在那一分钟，我想起他每次喝得醉醺醺，在走廊里晃来晃去，拳打值日兵下颌的情景……每周他都用这种方法寻开心……你躲不掉，只好把打掉的牙吐出来……我在战争中明白了，人身上的人味并不多。没有食物的时候，人变得残酷无情；感觉不舒服时，也会变得残酷无情。那么，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呢？

我只去了一趟公墓……墓碑上刻着“壮烈牺牲”“表现出英勇与刚毅”“完成军人天职”。当然也有英雄，如果对“英雄”两字作狭义的理解。比方说，在战斗时，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战友，把负伤的指挥官拖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被麻醉剂药死了，还有一个正往食品库里钻时被岗哨给打死了……我们都往食品库里钻过，能喝杯炼乳、吃口饼干，真是梦寐以求的。可是您不会把这些写出来，您一定会把这些事勾掉。谁也不会说出那些地下躺着的人身上，曾经有哪些真实的事情发生。活者授予勋章，死者编成传说，这样对大家好。

这场战争就和此地的生活一样，完全不像我在书本中读到的。谢天谢地，好在我另有天地，它把那个世界给挡住了，那就是书的天地、音乐的天地，那个天地拯救了我。不是在那边，而是在这里，我开始弄清楚自己到过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我总是一个人思考这些事，我不去“阿富汗人俱乐部”。我不能想象自己会到学校里去讲战争，讲怎样把我这个没有成人的人塑造成只想吃和睡的生物，而不是杀人犯。我瞧不起“阿富汗人”，他们的俱乐部像部队，全是部队的那一套，他们不喜欢全身挂着金属的歌手。他们说：“走，弟兄们，咱们去揍他们一顿。”这正是我想摆脱，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相当残酷，过去我没有注意到。

有一次，我们在军医院里偷了一大堆非那西丁。这种药是用来治疗精神失常的人的，每次服一两片，可是我们有的人一下子吞了十片，有人吞了二十片……到了半夜三点钟，有人到厨房去洗盘子洗碗，其实盘子和碗都干干净净，另外一些人阴沉沉地坐在那里玩牌，还有一些人在枕头上拉屎撒尿……荒唐透顶……女护士吓跑了，把哨兵叫来了……

这场战争就是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荒唐透顶……

——一位瞄准手士兵